在长期的投资驱动下，企业部门积累了过高的债务，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企业部门降杠杆。但企业部门降杠杆意味着企业部门要增加储蓄偿还债务，这将对总需求形成压制。因此，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在企业部门增加储蓄、降杠杆的同时，家庭部门应该降低储蓄
但中信证券分析师彭文生警告， 不加区分地鼓励家庭加杠杆，更多的将是推升中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增加金融风险，2003年韩国的信用卡危机即是一例。
国际经验显示， 居民加杠杆的主要投向是房地产，在泡沫的后期，杠杆往往加在低收入阶层。同时，地产价格上升加剧财富分化，尤其是中国城乡二元分化的背景下，更加抑制消费。
家庭加杠杆能否促进消费？
在长期的投资驱动下，企业部门积累了过高的债务，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企业部门降杠杆。但企业部门降杠杆意味着企业部门要增加储蓄偿还债务，这将对总需求形成压制。因此，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在企业部门增加储蓄、降杠杆的同时，家庭部门应该降低储蓄、加杠杆，以对冲总需求面临的下行压力，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彭文生等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这种观点看似符合逻辑， 但同很多仅就总量而论总量的观点一样，忽视了对内在结构性问题的考察。事实上，一旦考虑到家庭部门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这种希望家庭加杠杆为企业去杠杆营造空间的流行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收入债务结构错配，诱发家庭债务危机
其认为， 不加区分的鼓励居民加杠杆，会导致收入越低的家庭杠杆率越高，这意味着债务的可偿还性较差、违约风险较大。越是富裕的家庭，通常现金流也较为充裕，举债消费的意愿相应越低。所以，不加区分的促进居民家庭加杠杆结果很可能是，偿债能力最弱的贫困家庭杠杆率可能最高、偿债能力最强的富裕家庭杠杆率最低，收入分布与杠杆高低严重错配。例如，美国收入最低的 20%的家庭的杠杆率要远远高于高收入家庭（图 5）。 因此，对家庭加杠杆的鼓励最终或演变成越贫困的家庭债务负担越重、债务违约风险越大，收入债务结构的错配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上升，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企业债务风险未解，而家庭债务风险上升的局面。
韩国是走出企业债务危机，又踏入家庭债务危机的典型。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企业也存在去杠杆问题，为了防止企业降杠杆导致经济增长快速下滑，韩国政府大肆鼓励居民加杠杆，宣称借钱和消费是爱国之举，不加区分的鼓励消费者贷款，最终导致 1997-2003 年间家庭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提高了一倍。在此期间，消费需求大但收入水平低的年轻人，通过信用卡消费等方式成为加杠杆的主力军，最终因为偿债能力不足导致 2003 年爆发信用卡危机，不但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被迫犯罪甚至自杀、许多家庭因此破产等社会问题，而且违约坏账使得大量信用卡公司濒临破产，引发金融不稳定。例如，在 2003 年的信用卡危机中，LG 信用卡公司作为当时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因违约坏债导致流动性不足，于当年 11 月 23 日宣布向持卡人暂停现金支付服务，随即引起金融市场全面震荡，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业股票全面暴跌。
加剧房地产泡沫，无法持久提升消费率
报告认为，如果不对居民加杠杆投向进行监管，将增加资产泡沫风险。房子是天然的优良抵押品，与银行在企业层面上的信贷分配行为一样，为了规避信贷风险，银行天然偏向有房抵押的家庭投放贷款。最终的结果是，如果监管不限制居民加杠杆的投向，银行的信贷分配行为依然会导致信贷投向房地产领域。居民加杠杆的资金投向更多地集中到房地产部门，意味着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与此同时，居民加杠杆的结果意味着收入越低的群体杠杆率越高。两个结构性问题将最终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
以美国为例，为应对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和 911 恐怖袭击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2000年后美国同样采取了鼓励家庭部门加杠杆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最终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大量的资金经由家庭加杠杆流向住房领域。家庭按揭贷款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 100%，而消费贷和其他贷款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基本上稳定在 20%和 10%左右（图 6）。这种让居民加杠杆的策略在短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美国GDP增速在2001年探底后迅速回升，在 2004 年就几乎已经达到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前 4%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房屋自有率也从2000 年的约 67%上升至 2004 年 69.2%。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家庭加杠杆虽然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但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成功地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增长。在中国推动家庭加杠杆也会有这种良好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中国，居民加杠杆在扩大资产泡沫风险的同时，非但不能有效促进消费，反而有可能对消费造成挤压，结果与居民加杠杆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彭文生认为：
首先，房地产不是消费品，而是耐用投资品，购买住房不应被视作消费行为，而是一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具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储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市场越火爆意味着家庭更多的财富被储蓄起来，而不是消费掉。房价的上涨以及房地产市场火爆本身更多的具有投资的意义，而不是消费的意义。因此，将房地产市场火爆等同于家庭消费的火爆，本身就是一种不准确的认识。
其次，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而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上涨的收入效应大于财富效应5。我国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产权不可交易、不可抵押，农民无法享受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但会因为房价上涨而导致实际收入降低。因此，房价上涨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加剧城乡间的贫富分化。除了贫富分化加剧本身会对消费形成抑制外（图 7），更重要的是，对于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而言，房价上涨意味着城镇化阻力加大，意味着房地产泡沫将会抑制城镇化对消费能力的释放。
再者，即便是在美国，通过家庭加杠杆来提升消费的策略也并不可持续。对家庭加杠杆的鼓励，在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导致偿债能力越低的家庭，其杠杆率越高，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因不可维持破裂，发生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后，许多原本的中产家庭变成了负资产家庭，大量的房子被金融机构收走。2015 年二季度美国房屋自有率下降至 63%，是 196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地产泡沫破裂下的家庭资产大缩水，导致家庭部门不得不转而增加储蓄以偿还加杠杆时期积累下的债务（图 8），这意味着通过家庭加杠杆来促进消费的策略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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