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领衔的专题调研组，对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形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深度分析，并发布了相关报告。其中，民营投资呈现出良好势态，可谓“热”火朝天。
民间投资热与冷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出现爆
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个热议话题，民间投资的“冷”若冰霜。今年以来，国内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降。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显示，2016年1至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与去年同期民间投资及今年同期全社会投资相比，降幅均已超过六成；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若从6月当月投资增速看，民间投资首现负增长。东北地区滑落尤其严重，其中辽宁1-6月民间投资为58.1%的负增长。
热潮下的多重疑虑
中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大幅增长，引发了内外的同时忧虑。内部忧虑来自于外汇管理部门。
对外投资的井喷式增长，企业用汇需求增加。而中国的外储正面临着巨大压力。2014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流失了8000亿美元。上海市2015年直接投资汇出2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82%，2016年1-5月已达92亿美元，接近2015年水平；苏州市2016年1-5月，汇出金额1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68.71%；天津市2016年1-4月，外汇汇出22.3亿美元。
外汇管理部门不免把外储降低与对外投资增加结合起来，认为这与外汇管理部门“保外汇”、“防范资本外逃”等政策目标是矛盾的。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这种悖论，一方面简政放权等各项对外投资便利化激励措施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外汇汇出常拖而不决、拖而不办。
外部忧虑来自于国际“疑华”者。虽然中国对外合作和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于市场的沟通能力却仍然欠缺。中国近期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已引起欧美为首的部分国家的反对和抗议，并利用舆论扭曲正常投资目的，甚至组织发起抗议游行活动，试图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疑虑既多，肯定不利于中国民间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利进行。那么，也要反问，民间投资“走出去”这么积极，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对外投资动力何在
总体而言，从对外投资的结构中看，动力主要是出于企业发展和突破的内生意愿。
首先是经营压力和成本效应。企业普遍反映，尽管仍然看好国内未来消费需求升级，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的过快上升透支了未来发展空间。苏州本尚新材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印尼吉打邦投资农林项目，劳动力成本每人1000元/月，养老保险每人540元/年，成本优势十分显著。上海光明集团分别在青海和美国投资苜蓿饲料项目，美国产品比青海产品更快运抵上海，且价格更为低廉。
其次，产业链整合与跨境资产重组是大势所趋。企业积极收购境外低估资产之后向高估值转换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力。据Dealogic统计，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境外收购支出已达1020亿美元。苏州1-5月企业境外并购21笔，中方投资总额6.55亿美元，同比增长188.2%，并购平均规模比2014年翻了两番多；天津1-4月新增海外股权收购投资额占同期投资总额的56.4%。青岛海信集团去年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以及美洲地区品牌使用权和渠道资源，进入北美国家一线家电品牌渠道。
此外，以技术和市场为导向的业内并购成为热点。原来以获取境外能源资源为主要目的，现在逐渐向以获取境外市场、资源、技术、销售渠道等多重目标转变。南京三胞集团在2014-2016年期间，相继收购英国第三大百货House of Fraser、百年老店哈姆雷斯玩具公司、以新奇特产品著称的公司Brookstone和美国万威国际。海航集团63亿美元收购Ingram Micro，海尔集团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家电业务等。
对外投资热潮下的钻空子行为
当然，也不乏一些企业并非真正的“投资”，钻空子进行不正常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
对外投资监管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为贯彻落实简政放权，对外投资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权限大幅下放，但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并没有配套建立起来，仍存诸多管理漏洞。地方普遍反映，目前发改部门负责项目备案，商务部门负责境外公司设立备案，相关手续在网上就可以填报，外管局是资金流出的唯一一道关卡，很难对企业投资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大量个人资金以理财产品和合伙制投资基金模式流出，传统资本流出管控形同虚设。
上海自贸区发现，大量对外投资主体是成立时间不到半年的小企业，注册资金小，投资项目大，“小马拉大车”；青岛市在监测过程中发现，部分境内主体与其境外投资项目主营业务差异较大，境外投资规模与境内主体资本金规模不匹配，部分境内主体刚刚设立就实施境外投资，投资主体的注册资本很少甚至没有实际出资，而境外投资金额却很大，其国内资金来源以及海外资金去向均存疑问；苏州市也有类似情况。
由于投资项目在境外，项目的真实性以及资金在境外的实际用途难以把控，备案时往往依据企业自身的陈述，一般难以核实。特别是在境外设立多层投资平台的情况下，境外资金的实际运作难以把控，项目回收后资金是否长期滞留境外也无法掌握。此外，中国个人境外投资尚未放开，个人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或购买相应的投资基金，其来源难以审核，可能成为非法资金流出的渠道。
如何看待热情与忧虑
民间对外投资的“火热”既有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这一“光明面”，也有迫于无奈难以自出的“灰暗面”。
一些国际贸易规则使企业不得不进行投资转移。TP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影响提前反映到投资流向。为规避原产地规则，一些市场主要面向美国、日本的服装企业，加快赴越南等地投资。日本、欧盟利用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柬埔寨、缅甸、越南、孟加拉国等国零关税或者超低关税，使得国际采购商向这些国家大量转移订单，如苏州东渡集团将国内面料生产转向越南，将工厂转移至柬埔寨。此外，为应付欧盟等对中国不断发起轮胎反倾销调查，山东赛轮金宇集团在越南设厂。
即使是主动积极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困扰也很大。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增长低迷，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经济机制有待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安全风险、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等各种潜在风险叠加，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民营企业中很多是中小企业，缺乏境外投资经验，对投资国家的法律制度、投资环境、风土民俗了解不多，难以充分融入当地的文化和语言环境，缺少会外语、能吃苦、懂技术的海外高管人才队伍，境外投资风险防控和规避能力较差。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受制于地理位置及国别限制，贷后检查频率及频次明显少于境内项目，在资金使用、项目进展、经营管理方面信息来源较为单一，对项目潜在风险把控及识别较为滞后。
切实应对当前局面
我国资本输出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在经济新常态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对外投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当前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其实主要来自于对汇率波动的忧虑而非对外投资的增加。
政府应当正面评价，正确对待，主动出击，合理引导，同时加强监管，防微杜渐。要坚定不移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其两个主要抓手——自贸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支持有实力、有准备的企业进行全球资源和产业链整合，加快实现产业升级。
要加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推动对外投资企业建立联盟。构建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大型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网络，推进境外投资项目库、资金库、信息库的建设，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
要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研究防范，鼓励发展信用保险机构。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基金、设立国家风险研究机构等，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风险防范保障。
要加快完善对外投资监管和统计制度，并着手研究建立新的高效体制。通过加强多部门密切配合，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系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境外投资的全过程有效监测监管。
要统筹“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的战略部署，实施更加积极的吸引和利用外资政策，同时把握好汇改的节奏和市场沟通方式，从根本上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预期。
相关部门需双管齐下，既完善监管的功能性、效率性，也对正常投资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促进产能结合走出去，进一步激发民企投资动力和市场活力，为新时期经济转型和改革提供更扎实的服务。
后记
我们一直说，当前，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得到的机会和空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需要获得的支持和便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对外投资方面看，确实也是如此。
国家是由许多的微观个体形成的，民营企业就是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它们往往是经济和市场最真实的内生动力。当然，它们的目的不能和国家整体发展、国家安全利益及整体市场利益相冲突，与此同时，管理者也不应把自身在管理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成本转嫁与强加于微观个体，让个体去承受监管系统不完善不成熟而带来的成本。这种“头疼医脚”的方式，往往只是暂时看上去因个体利益让渡，集体利益获益，实质却是一种惰政，长期会使双方皆受损。
相反，管理者应当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微观个体本来就是国家整体发展、国家安全利益及整体市场利益得以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切实去了解分析其需求和困扰，找到自身真正面对的问题和在其中应处的定位，才能不枉不纵，使得微观个体和整体宏观利益处于同时的整体最大化。
犹如驯服一匹马，目的是为了让它跑得比以前更快，而不是把它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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