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周阳光照古今
封面照片来源：https://m.huangpujs.cn/a/shkj/redian/34578.html
文章信息
Title: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Author: Douglas Almond, Columbia University & NBER; Hongbin Li, Tsinghua University; Shuang Zh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链接： https://spot.colorado.edu/~shzh6533/Missinggirls_ALZ.pdf
研究问题与思路
根据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随着经济发展，性别差距(Gender Gaps)的各项指标在过去的25年中缩小了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在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和劳动力参与度等等方面上的男女差距。但是作为性别不平等最明显的表现特征missing women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依然显著存在。原因很多，有文化、制度、经济上的各种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直接降低了性别选择的成本。
在中国，1976年后，农业决策从集体生产制转移到家庭承包制。该制度改革启动后农业产量得到显著增长，农村贫困也空前减少。与此同时我国的男女比例却在79年后开始快速上升。如图1所示，尽管在198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但是出生性别比从1979年的1.06增加到2000的1.20。在2010，性别比例1.19 依然远高于自然比例1.05-1.06。现有研究往往将其归咎于一胎政策的实施，这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阐释：农村土地改革才是解释中国过高男女比例的重要原因。
政策变化和识别
从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首次试行承包用地到1982年1月1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推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程。78年实行该改革的乡县地区只占2% ，1980实行该改革的乡县地区占45%，84年后才实现了100%。作者运用独有的新数据库，统计分析了横跨1000多个县级单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逐步展开的时间轴和地理空间的具体信息。
文章首先考虑利用1000多个乡县地区土改展开政策的时间变化。 在测试乡县土改时间与乡县内部不随时间不变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之后，他们发现土改前的性别比例与改革的时间没有相关性；越贫困、受到饥荒影响越重、生产队越大的地方越早进行土改。另外，作者还发现各地土改前降雨情况（干旱状况）影响着该地土改开始的时间，但是土改之后降雨量（干旱天）并不会影响土改的实施，也就是说之后粮食产量的增加与政策实施的关系是单向性质的。
作者结合1990年全国人口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土改政策的地区变化、土地政策实施前后、一胎分别为女孩和男孩家庭的二胎性别决策（见图2），采用3重差分法来识别研究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村二胎生育性别选择的影响（即二胎为男孩的概率）。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控制了一胎政策实施的时间、地区和政策差异，并控制探测胎儿性别的B超技术引入进行稳健性检验，探索1980年左右众多政策共同实施的大背景下，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对性别选择的影响和重要程度，以及其影响性别选择的机制渠道（各类同期政策的比较分析请阅读原文；受限篇幅，本推文只分享最主要的结论）。
注：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例没有受到土地改革影响。
注：在土地改革之前首胎位为女或男的家庭第二胎的性别比例呈现平行趋势。
模型与主要结论
模型（2）文中主要选择的估计模型，其中上标2是指2胎、1是指1胎；下标i为受访者i、j是指县j、t是指出生的年份；Boy和Girl为性别虚拟变量；Reform虚拟变量代表土地改革实施前后；模型中控制了每个乡县内每个年份的固定效应，涵盖了地区不随时间变化和随时间变化的各个特征因素的影响。Beta 3是关键的估计参数，如果土改会提供二胎性别选择，那么该参数则为正显著。
此外，作者的另一模型是控制各地区线性趋势、县地区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影响土改实施时间的地区性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如劳动力密集度）、大饥荒的影响程度、各地区3月和4月是否干旱、到北京的距离等。
虽然土地改革并没改变一胎的性别比例，但是根据模型（2）的结果，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中，土地改革提高了二胎生男孩的概率约14%，这与图2B完全一致。一胎政策虽然降低了生育率，但是它并不是增加性别比例的罪魁祸首，跟土地改革比起来，后者影响性别选择更大。在类似中国这样的重男轻女文化较重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似乎没有消除“女孩失踪”这种现象，这对政策制定者将是一大挑战。
为什么土地改革会增加性别选择？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土地改革政策并不涉及所有权问题，由儿子继承土地或是隔代馈赠土地这一渠道并不能完全解释土改导致性别选择。最为合理的影响机制为土改增加了家庭收入之后，提高了对男孩的要求。收入增加，生男孩隶属经济可承受能力范围内。虽然无论男女，孩子都是正常品（normal good）可带来效用。但在具有较强的重男轻女文化中，收入提高后，女孩和男孩的相互替代弹性变低，从而随着收入的增加进行性别选择和生男孩变得更实惠。其次，在农业生产中，男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土地改革会因性别不同带来的收益也不同：或因现有收益差异（父亲的高收入）诱发更多的性别选择；或因预期将来收益的差异而导致父母选择生男孩，以期许在未来儿子成年后带来更多收益。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土改没有影响一胎为男孩的家庭在二胎性别上的选择。故而，收入和生产效率是最主要的两个影响渠道。
（以上观点为文章作者所有，与推文者无关，暂时保持沉默）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Mao in 1976, abandonment of collective farming lifted millions from poverty and heralded sweeping pro-market policies. Did China’s excess in male births respond to rural land reform? In newly-available data from over 1,000 counties, a second child following a daughter was 5.5 percent more likely to be a boy after land reform, doubling the prevailing rate of sex selection. We argue that having a son may be a normal good. Larger increases in sex ratios are found in families with more education and in counties with larger output gains from the reform. Proximately, sex selection was achieved in part through prenatal ultrasounds obtained i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of female children. The One Child Policy was implemented over the same time period as land reform and is frequently blamed for increased sex ratios during the early 1980s. Our results point to China’s watersh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s a more likely cul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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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汪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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