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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 习 生 黄妙哲 广州报道
自从放下了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等担子之后，年过七旬的刘斯奋先生目前已达到了一种“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他将现在的生活状态称为“挥霍余生”，作为当代 “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在书房中挥毫泼墨成了他“挥霍”的主要领域。
1997年，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随后，他把精力转向中国画，倡导以线条造型、以简驭繁和侧重写意，呼吁文人画复兴，无论是画传统高士，画都市人物，还是画山水，都有一种人文情怀，最大特色就是注重“写”，将对书法、文学的理解，融在形中。多年来，他以“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自诩，敢于“跨界”，涉足诗歌、小说创作、绘画、书法、学术研究、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被称为文艺界的通才。
在广州的寓所，刘斯奋畅谈对文化自信的看法。他形象地譬喻：中国文化是“包子”文化，馅包在里面，外国文化是披萨文化，馅摆在外头。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岭南文化是移民文化
《21世纪》：这次在289艺术空间的岭南名家艺术作品展，以“南方气派”为名，也就是指岭南文化。如何理解有“南方气派”的岭南文化？
刘斯奋：岭南是中国农耕时代开发较晚的“蛮荒之地”，历代皆有自中原迁徙而来的移民，以及被贬谪的中原官员。这些贬官和移民的到来，推动了百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而广东毗邻南海，很早就发展起对外贸易，在唐代就在广东设立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从那时就开始与海外文化交流。因而，岭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杂交而成的移民文化。这种杂交特性决定了岭南文化的三大特点：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不拘一格”指的是岭南人务实，“不定一尊”指的是广东讲究人际之间的平等性，“不守一隅”体现了广东人的开放进取。
由于这种特性，到了近代西风东渐时，广东人就积极乘潮而上。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广东画家到日本学习，将西方的绘画技法引入中国画创作中，开创了“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岭南画派。后来西方早期的一套美术教育方法引入中国之后，现在全国美术学院都无一例外地用写生、素描、人体解剖、画石膏像来教学生，几十年下来，已经变成一个大同小异的模子，加上信息交换的加速，南北画家交流的频繁，以地域特色为代表的“京派”、“海派”、“岭南画派”等流派的特色其实已经不复存在。
《21世纪》：你一直在提倡“文人画”的复兴，也体现了岭南画家的进取精神。怎么理解“文人画”这种艺术形式？
刘斯奋：我不是科班出生，没有受过美术学院的西式教育训练，走的是传统文人画的路子。
在古代，工匠画、宫廷画要受制于雇主或皇室的意志，不能随心所欲发挥自身的天赋才情，于是转而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很讲究师徒之间的传授与继承。而文人画则不同，文人画则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有美术的天赋和兴趣，是“业余”作画，其对于线条的运用更直接沿袭文人作字时的随意挥洒，与工匠式的严谨描摹有很大不同。由于文人不是为谋生而画，而是为兴趣而画，不用迎合谁的审美趣味，画的就是自己。因而，文人画是一种更能体现绘画者的个性和综合素养的艺术形式。
《21世纪》：但你在《颓垣觅旧图》中画的是一个穿着露胳臂旗袍的现代女性，应该说这与古代文人画的人物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造型？
刘斯奋：古代文人生活在古代，他们笔下的人物全是古代衣冠是很正常的。而且大写意的长线条也有利于表现宽袍大袖。但是到了现代，人们的服饰有了很大改变，短衣窄袖，用西方的体面造型画法可以表现，但却不是文人画的大写意方式。用大写意画法表现现代人物，笔墨如何转换？前人没有提供现成经验。这是当代文人画面临的一个学术难点。
但是如果不攻克它，继续停留于画宽袍大袖的古人，无所发展，那么弘扬文人画就变成一句空话。另外，用大写意画法表现现代人，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种画法如同书法创作，要讲究意随笔转，临时发挥，在兔起鹘落之际完成造型，而不能像西方绘画那样从容起稿，慢慢修正。这对画家的能力要求也很高。当然，文人画更注重文化审美，而不是技术审美。这就要求画家对中国文化精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艺术观念和西方不一样，传统的中国画不画苦难，不画死亡，不画流血，不画灾难。西方的文化是一种原罪、救赎的文化，以上那些状况西方绘画全都直接表现；中国文化是现世的文化，讲究现世生存，不讲原罪，觉得那种人类非正常的生存状态，不属于美的范畴。如古代名画《文姬归汉图》不画蔡文姬在匈奴受苦受难，而是画蔡文姬被曹操迎回来的欢快场面。我的《颓垣觅旧图》虽是为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而作，但也遇到“怎么画”这样的问题，中国画传统不直接描写苦难，但是又要表现那段历史，经再三考虑，便画一位女子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寻找老屋，但是老屋已经只剩下断壁颓垣和一只瘦狗。画中没有直接表现死亡、流血，很含蓄。
《21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标准、美学范式应是什么样？
刘斯奋：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我觉得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成熟的社会，其文化的高妙精深实在是不同凡响，很多在中国早有定评而且深入人心的东西，外国人却无法理解，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对中国的传统小说只能欣赏到《西游记》，却没法欣赏《红楼梦》。还有一个研究中国美术的权威专家，美国的高居翰，也只能欣赏宋代的宫廷画，文人画他没法欣赏。
《21世纪》：那么，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根本的核心在哪里？
刘斯奋：核心在于守住民族传统的审美理想。一个民族的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制高点，只有守住这个制高点，才能和别人分庭抗礼。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就是儒家提倡的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中庸、内敛、含蓄，这是中国的审美理想。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李安拍的电影做例子。《卧虎藏龙》是武侠片，李安偏偏拍得那么美。两个人在竹林里打斗，像跳舞一样优美，这样表现西方做不到。而《少年派》讲的是海上的杀戮，而他则用几只动物表现出来。李安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含蓄、内敛、哀而不伤的审美理想能够征服西方观众。其实何止电影，中国的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如此。
作者：戴春晨 黄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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