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从不允许存在到允许发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山重水复的环境中，民营经济历尽坎坷，走到今天，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201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达到25.6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8%。但自2015年第四季度特别是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在全部投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截至4月末，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2%，尚不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一半。随着多个指标下降，民间投资的风险也在累积。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使民营经济走上中兴之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个不足”与“三道门”
据了解，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主要表现为“四个不足”。一是市场需求不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二是部分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落实不到位，“隐形门槛”、“身份歧视”仍然存在，导致民间投资外部条件不足；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管理服务还存在缺失疏漏、监管不力等问题，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四是民营企业资金、人力、水电气等各种成本居高不下，导致民间投资能力不足。
从经营效率、融资成本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三个指标来看，民营企业分别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2.7、1.9和2.2个百分点。由此看来，民间投资的发展难题不是内生的，而是源于外部发展环境。有人形象地将其喻为“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
所谓“玻璃门”是指准入限制由显性变为隐性，这一情况在金融行业表现得较为明显。2015年，我国完成5家民营中小型银行的组建试点后，年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在2016年金融体制改革和银监会工作任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但到目前为止也没见到第6家。
所谓“弹簧门”就是将政府准入监督的基本基调确定为“NO”，即对市场主体是“若无批准即禁止”。出租车市场与约租车市场之争，就是“弹簧门”现象的重要表现。出租车不限行，且准入在先，其惯例是通过一定的牌照“租金”将服务标准的维护和业务的组织性保障交给市场主体，以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该类“租金”本身是应依法打破和减低的对象，而不是持续维护并鼓励不断增值的“资产”。现在，有了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的“约租车”市场之后，企业代政府维护市场和开展服务形成了重大的模式创新，所需成本补偿也在快速下降，“租金”自然应该下降，牌照也当贬值。但降多少，怎么降，则应由市场说了算。而现实却是部分地方的交通部门、运管部门本末倒置，将“租金”挺在前，将管制拿在手，将公众服务弃在后，“弹簧门”不仅自动关闭，而且还关得很严，许多更高效率的民间投资也只能望“门”兴叹。
所谓“旋转门”是指在准入程序和环节增加了大量累赘和不合理的繁细，从而导致企业在准入后，面临各种各样的要求，又不知从何做起，最终导致相应要求无法实现，相关业务无法开展，最终放弃准入。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就是对“旋转门”的切实批评和改革要求。西南某地的欧阳女士2014年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官网上看到了中国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和试点的新闻。她积极着手准备，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赴德国学习，还进口了相关设备。但在与当地住建等部门的沟通中，得到的答复先后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我们管”“不知道怎么干”等。而今年年初当地被纳入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名单时，欧阳女士却已遣散专业人员，变卖了进口设备，彻底出局了。
以“新三门”破解“旧三门”
要真正解决民间投资的下滑问题，需要从观念、体制、机制等层面实行彻底的转变。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在民间投资上，需要重构“三重门”：
一是“观念门”。马光远说，要在观念上真正贯彻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过去多年，尽管在政策层面上多次强调，要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允许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放开；凡是影响民间资本公平进入和竞争的各种障碍，都要通通打掉。但在观念层面，有一些人仍然没有真正落实“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因而在产业政策、融资以及市场准入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障碍。
二是“实业门”。当前，民间投资在实业领域没有信心，除了制造业整体处在困难周期外，房地产以及虚拟投资领域的虚火也是重要原因。马光远指出，这两年，除了房地产，一些股权投资领域的泡沫，动辄暴富的模式和故事，让民间投资没有心思在实业领域坚持耕耘。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错配，最终的结果就是民间投资在实业方面的萎缩。
三是“清单门”。从2005年“非公36条”到2010年的“民间投资36条”，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并不少，有些政策本身的含金量很高，但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马光远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鼓励民间投资的思路有问题。落实民间投资的平等待遇，必须通过负面清单的立法思维，而不是当下的正面清单。对于限制或者民间投资暂时不能进入的领域，列一个负面清单，剩下的领域，对所有的主体同等对待，不许设置任何歧视规定，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自然破解。
破“门”之策已在路上
民企负担较重是制约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其中税费负担又是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示，中央采取了营改增、清理规范收费基金、鼓励科技创新投资等多项举措降低企业税费，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举措。“之所以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客观上看是因为企业目前的经营环境确实比往年差一些，在利润没有以前那么高的情况下，税费减少了也还是觉得负担比较重。”
刘昆表示，今后将继续清理行政性收费，推动税收政策落地，调整部分可达性不高的优惠政策。同时，他希望企业也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以适应营改增带来的变化。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民企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指出，一方面是银行经营风险的控制问题，一方面是民企缺乏抵押、担保能力的问题。“福建、江西等地政府对此做了大量工作，拿出预算内资金，组建应急周转基金，帮助企业通过连连贷、续贷通等，解决融资难题。”他表示，下一步，应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使企业融资多元化、多渠道。
近年来，中央财政会同相关方面大力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对促进民间投资起到了明显作用。“虽然PPP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认同度较高，但督查中还是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刘昆举例道，由于PPP方面的立法缺位，许多部门都出台了政策措施，但统筹不够，各地在执行中觉得部门之间的政策比较难以适应。此外，不少企业家反映，优质PPP项目资源基本上都被国企垄断了，民企要参与PPP项目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参与好项目比较困难；与此同时，个别地方政府合同意识较差，承诺不兑现等现象也时有出现。
针对上述实际，中央财政将加快推进PPP建设，加强政策协调和统筹，落实好PPP财政支持政策，使PPP基金、财政奖补等政策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要提升政府履约守信的意识，畅通民营企业参与的通道，使民间投资通过PPP方式真正有效地进入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市场。
工信部副部长冯飞举例说：“目前，吉林省已建成的66座污水处理厂中，有三成是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运营的，供热企业中的91.7%为民营企业。应该说，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正在不断变宽。”他同时指出，公共基础产品具有周期长、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的特点，如何使得市场环境更加稳定、未来可预期，如何让企业的投资利益得到有效保证，是民营企业最关注的一些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本刊记者：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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