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其成效逐步显现。日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应重庆市政协邀请，作了一场经济形势报告，主要通报了重庆市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及成效。重庆市的相关做法，对于各地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特别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很有参考价值。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委刊《中国经贸导刊》作了部分整理和删节，分别于2016年8月下期、9月上期两期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重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4+X”工作方案：
增加有效供给：调优存量做优增量
主动去除无效供给：靶向施策精准发力
去除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分类推进精准施策
优化制度供给：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拓展供给空间：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强化创新驱动：注重市场导向
提升重庆企业竞争力：减负降本增效
去杠杆防风险：严格准入和监管
去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等新要求。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全面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今年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总书记再次深刻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明确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前不久已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今年年初，总书记来渝视察的时候，也专门讲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只要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发展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总书记这些重要思想和工作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经济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转换，是我们抓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行动指南。
中央为什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一重要论断，反映出中央对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清醒认识，是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基本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来调控经济，这种方式对于解决外部冲击和短期性问题，比较奏效。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我国经济可能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L型走势。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总量性、外部性、短期性的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结构性、内生性、长期性问题。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好我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既是形势使然，也是正确应对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敢于触动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的历史担当。
现在，社会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甚多，一些人把它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搅在一起，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对此，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
说到西方的供给学派，有三个标志性人物值得一提。最早的一个，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的原理。然后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讲的是超过一个临界点后税率越高、最后税收的收入越少，当税率等于100%的时候，你的税收就会等于零。第三个人是诺斯，他讲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举的例子是荷兰，这个国家曾长期受到海盗的封锁破坏，经济比较落后，后来出现了大海盗，收取一定的保护费，就把一批小海盗管住了。由于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海洋上的事业得到了稳定有序的发展，以至于荷兰在那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超过了西班牙、英国，称雄欧洲。大体上，西方供给学派就从这三个经济原理上构筑起来的。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通过减税让利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使企业更容易产生和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产品供给；通过制度变迁，消除市场调节的障碍，从而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推行供给学派的这套理论，当时美英经济有一段时间实现了较好发展，跟这个很有关系。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并未因此而改变。
西方供给学派虽然讲到了供给创造需求、减税让利、制度变迁，但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跟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本质不同：
首先，供给学派过分相信市场功能，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而对政府的作用不以为然，甚至反对政府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的地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相互补充。这是科学的辩证法，和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一样。
其次，供给学派的制度化供给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给，简单地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比如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奉行所谓“自由市场政策”，把英国国有企业以不同形式私有化，走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极端私有化的路子。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既要旗帜鲜明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又要坚定不移保障民营企业权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样“两个轮子一起转”，是由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与“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各是一码事。
第三，供给学派一讲到供给有效产生以后，就不需要需求端了，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刚好倒过来。凯恩斯主义主张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长，对解决总量性、短期性问题是有用的，其实也有合理的一面。但这两种学说各执一端，有失偏颇，操作中容易片面化。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侧，而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为主。这就把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统一起来了，不是走极端，符合辩证法。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异同，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有其他角度的阐释。总的来讲，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那么，怎么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总书记重要讲话已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具体任务就是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企业成本，以改革开放来优化制度供给，通过鼓励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努力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简而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是经济新常态下我们稳增长、调结构的重中之重。
去年下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拓展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改革引领、开放支撑、创新驱动，通过完善区域功能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和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年初，总书记视察重庆工作，肯定了我们的发展是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在发展的速度上，去年全市GDP增长11%，投资增长17.1%，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12.5%，一般公共预算增长12.1%，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6%。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体现在哪里？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工业支撑有力。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8%，处于全国前列。二是服务业增长得比较快。去年的商贸零售业增长全国第一，整个城市的消费供需两旺。三是金融业发展较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9%，增速17%左右。金融业各种不良率比较低，大体上只有全国的一半。四是投资结构比较好。在全市1.5万亿元的投资中，有5000多亿是工业投资、占到35%左右，城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各占25%左右，还有百分之十几是服务业投资，工商产业投资占了一半，表明发展后劲比较足。一个城市如果60-70%都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就容易空心化，成为“鬼城”。反之，如果这方面投资太少，就会出现“一房难求”的状态。五是企业效益结构比较合理。全市工业利润连续多年增长在20%以上，去年仍增长了16.5%，再加上商贸物流、金融及房地产等企业利润，总计3000多亿元，占GDP20%以上，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比较好。
今年以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我们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着力点，制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4+X”工作方案。“1”，是指重庆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方案；“4”，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去除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四个专项工作方案；“X”，是指若干任务清单，也包括涉企30条措施。按照这一揽子方案，我们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既扩大有效供给，又去除无效供给，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讲，主要抓了八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调优存量做优增量，增加有效供给
我们瞄准市场新需求和新特征，以集群发展思路调整存量产业，培育新的发展业态，促进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些年，重庆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个效益比较好，主要得益于所采取的措施都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第一，推动支柱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几年，我们着力抓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化医、材料、消费品、能源等支柱产业，全市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产值2.5万亿元。主要做法是，通过抓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同类企业集聚共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三类集群，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比如电子信息产业，我们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推进“整机+零部件”一体化垂直整合，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推动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配套企业扎堆集聚，打造研发、生产、销售、物流、结算等全流程产业链，形成了5大品牌商、6大代工商、900家零部件企业集聚的“5+6+900”的产业集群，并产生了三大集群效应：一是降低了物流成本。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节省了2000多公里的物流运费。二是归集了零部件、配件的生产利润。一般而言，一台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其财务构成大致为品牌研发、售后管理75美元，零部件、原材料250美元，物流成本100美元，搞OEM总装费大概只有75美元。在整机组装和零部件制造中，利润更多体现在零部件企业中。比如组装一台500美元的电脑，企业的利润约3%，只得15美元；制造一个高档机壳卖40美元，企业的利润约40%，能得16美元。重庆的电子加工业“整机+零部件”一起做，就把80%左右的零部件、配件制造的生产利润留在了重庆。三是加工贸易最核心的是结算，我们把惠普、广达等结算中心留在重庆，形成了每年近千亿美元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了一定量的结算效益和税收。以上三条，正是重庆电子产业三年多来利润能每年增长35%以上的重要原因。又如汽车产业，以长安为龙头，集聚10大品牌商、1000家零部件厂，形成了“1+10+1000”的汽车产业集群，成为全市工业的主要支柱。去年，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产值分别达到5700亿元、4700亿元。今年一季度，这两大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7.1%和13.5%，利润分别增长35.7%和32.8%，对全市工业增长及工业利润的贡献超过50%。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集成电路等核心部件、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设备等方向拓展，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领域进军，强化技术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加快建设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
第二，谋划发展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我们顺应全球产业变革新趋势，深入对接“中国制造2025”，谋划布局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化工新材料、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形成有牵动性和支撑力的新支柱产业。我们注意抓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布局，形成了深度整合的产业链条。比如集成电路，已引进美国AOS、格罗方德、英国ARM、奥地利AT&S、韩国SK海力士、中电科技、中航微电子、西南集成等企业，正在形成集原材料、单晶硅切片、芯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我们还针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大资本、大市场、高科技的特点，借力资本市场，增强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京东方8.5代液晶面板项目，通过重庆的几家国企购买京东方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为其解决了300多亿元建设资金的难题，使项目从打桩到投产，创下了同行业速度之最。通过这些举措，全市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14年起步时产值只有600亿元，去年突破1600亿元，今年上半年预计增长36%、全年能达到2800亿元，力争到2020年突破1万亿元，成为“十三五”时期重庆工业最大的一块增量，成为重庆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不光在工业领域，服务业也很重要。我们除了抓好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外，还顺应国际贸易转型升级趋势，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保税贸易创新、大数据云计算、国际金融结算等五大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新兴业态，与传统货物贸易不一样。货物贸易是有形的进出口，看得见、摸得着。服务贸易只提供服务，服务就是产品，贸易双方甚至可以不接触，通过网络支付就能完成交易。最为关键的是，与加工贸易和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有很高的增值转化率，每100亿元产值里面，70-80亿元会构成GDP，高出前者3、4倍，极具含金量。比如国际金融结算，我们形成了离岸金融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轧差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结算、信用卡结算+跨境电商结算等五大体系，交易结算量增长非常快，已成为我们功能性金融中心的主攻方向。由此催生的钱宝公司，去年结算交易了1万亿元，今年可望达到3万亿元，成为以人民币为中间价结算的、有较大规模的跨国电子商务结算机构。重庆服务贸易额去年达到172亿美元，增长了31.3%；今年1-5月增长30%左右，全年可实现230亿美元。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2020年有望达到500亿美元。
第二方面，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主动去除无效供给
去除无效供给，主要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的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两个方面。只有把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减下去，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才会提上来。在操作上，我们要求“见目标、见项目、见企业、见路径、见责任人”，而不是“空对空”。
这些年，重庆一直比较注重控制过剩产能，严格执行能耗、环保、安全和质量技术标准，淘汰了铁合金、焦炭、水泥等行业产能2000多万吨，目前全国煤炭、钢铁、光伏等过剩领域我们基本都没新增产能，整个经济基本面也没有受到过剩产能的严重拖累。比如煤炭去年产能4000万吨，跟十年前一样，基本上没有增加，全市3000多个煤矿，我们关停整合了百分之八九十，去年底只剩下300多个。又如钢铁产业，十年前全市1500多万吨产能，去年底还是这个规模。总之，重庆工业之所以有比较好的质量效益，与我们按国家政策要求严格控制过剩产能强相关。
当前，这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呈现出整体性亏损，“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要求，抓紧抓好去产能工作。政府要把握好两条法则：一是在行业过剩不过剩的基本面判断上，要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如果行业过剩10%—20%，这是优胜劣汰的需要；一旦过剩超过20%甚至30%、50%，就会泥沙俱下，出现整体性亏损。二是在操作手段上，要更多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从源头上淘汰一批过剩产能。具体讲，从今年起，我们计划用两年时间，将煤炭产能减掉一半，从4000万吨压到2000万吨左右，再关掉200多个煤矿，保留70来个煤矿。对其他过剩供给也毫不手软，船舶制造也减掉20万载重吨，凡10万千瓦以下的火电机组都关掉，全市200多个烟花爆竹厂全部都要关掉。
当前，解决钢铁产能过剩是我们国家去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庆每年有2000多万吨用钢需求，包括国有、民营在内的本地钢铁企业每年生产约1500万吨，就地来看，并不过剩。但从全局来看，我们按照中央要求，考虑在两年内压减500万吨产能，国有和民营保留1000万吨左右。具体操作时，有的就地关闭、破产重组，有的结构调整、收购兼并。就拿重钢集团来说，前几年利用环保搬迁的机遇，进行了设备更新，但生产重心还是集中在船板钢等过剩产能，市场行情不好，近几年每年要亏损二三十亿。我们将通过转产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产品，努力使其走出困境。过去主要搞船板钢，受下游行业拖累，效益不好，现在瞄准重庆每年300多万辆的汽车产量，搞汽车钢板，力争本地用钢率由目前的10%提高到三五年后的50%，差不多可以把160万吨的产能转过来。我们还专门成立了钢结构公司，推广钢结构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每年有望消化上百万吨产能。
房地产库存也是无效供给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讲，房地产有三种类型库存：第一种，房子建好了，在房产商手中还没有卖掉，对当期房地产市场造成极大压力；第二种，老百姓手中大量持有空置住房，这意味着未来的购房需求趋于饱和，潜在市场会逐步萎缩；第三种，在建房地产的体量超过潜在需求，未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掉。针对这三种库存，要分类施策予以化解。
对以上三种库存，从需求侧的角度上讲，主要是扩大市场需求、畅通消化“出口”。从去年起，我们已不再新造安置房，凡征地拆迁、危旧房改造全部实行货币安置，加上每年大量的进城农民工，刚需会消化一部分；再有，调整用途转化一部分，将规划建设中的部分写字楼、商铺调整为停车库、众创空间。今年上半年，重庆商品房销售预计增长21%，全市房产库存将减少600万平米。我们准备通过两年努力，把现有的库存去掉一半。
要从根子上解决以上三种库存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的角度，针对住房的商品属性、不动产属性、资本属性等特性，分类进行结构性调控。可从投资资金、房产供应、地价供给、按揭杠杆和房产企业准入等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入手：
首先，搞好房地产投资总量的供给调控。房地产具有商品属性，供大于求就跌，供小于求就涨，加之房产是“大件商品”，建好了就不可能随意拆掉，因此，必须从投资的源头上控制好总量。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城市，应把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5%以内。一个地方如果长期超过了这个比例，房地产就会吸收过多资金资本，实体经济就会被削弱，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后劲。
其次，搞好城市各类房产建设总量的供给调控。要从城市规划控制的顶层设计入手，。一个城市应按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左右来规划城市住宅总量，并注意几个参数的平衡，即按每1万人1平方公里规划建设城市规模，每2万元GDP配建1平方米写字楼，每2万元商业零售额配建1平方米商贸设施。一个地方如果不遵循这几条比例原则，完全由着开发商的性子买地造房，房地产总量就会过剩，就会供过于求，就会出现“空城”“鬼城”。
第三，搞好土地价格的供给的调控。房地产具有不动产属性，地价涨，房价必然涨。政府绝不能依赖“土地财政”，而应对土地价格进行科学调控，将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政府绝不能唯利是图，以为地价卖得越高越好，导致面粉价比面包价还贵。须知，高地价一定会导致高房价，而高房价就会极大地削弱二三产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四，搞好金融按揭贷款的政策的调控。房地产具有资本属性，现在老百姓手中积压不少空置房，实际上是被当作投资和炒作工具了。必须明确，商品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因此，要实行差别化住房按揭贷款政策，首套房首付按揭二八开，二套房对半开，三套及其以上实行全首付。要特别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绝不能用“零首付”等加杠杆的办法促销售、去库存，以致于产生更大的泡沫。
第五，搞好房地产企业数量准入门槛的调控。目前，全市有3100多个房产开发企业，平均每一万人有一个房产公司在造房子。这里面，前500家企业去年造了94.6%的房子，后2600家只造了5.4%。如果再细分，后面2600家中的前500家，造房子的量又占了这5.4%中的大约95%，剩下的2000家几乎就是不建房产的散兵游勇。这种公司，在房地产形势景气的时候，会很起劲地举债，甚至乱集资、借高利贷造房子；一旦形势不好，很容易因资金链断裂引发不稳定因素。今后几年，这类公司至少要关掉1500多个，每年300多个。这样，就能从源头上堵住很大一块新增库存。
总之，只要从供给侧角度入手，按照上述五个方面进行合理有效供给和动态坚持总量平衡和动态调整，对相应参数和调控举措做到心中有数，就能较好地避免房地产市场产生新的无效供给。
第三方面，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去除僵尸企业空壳公司
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占用大量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土地资源，却不产生任何效益。这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不退出市场，就会“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整个经济基本面低效运行。按照中央要求，我们正在采取“四个一批”的措施，也就是企业内部处置一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批、社会资本兼并重组一批、破产关闭一批，努力实现市场化出清。
比如企业内部处置一批，主要是规范国有企业层级、瘦身健体。市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有集团，以前有70几个，后来合并了一半多，现在只剩30多个。这里面有十几个搞金融业和服务业的集团，没有什么下属子公司。剩下的20几个集团，几乎都有子公司、孙公司，甚至还有重孙公司，全部加起来子子孙孙有上千个法人企业，很多都有“名”无“实”。说到底，这些子公司、孙公司都是二三级公司自己派生出来的，形势好的时候都管不住，一旦经济形势不好，下面出了问题更是鞭长莫及，下面的坏账都变成公司总部的问题。国有集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尽快消化掉。怎么做呢？三中全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资本运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活动，类似于我国中投、新加坡淡马锡这样的公司，在重庆就是渝富等几家集团。前面提到的20几个工商集团，发展方向就是资本投资公司，这类集团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集团层面主要从事资本经营，是资本运营、投资决策、收购兼并的决策中心；二级公司应是利润中心，主要负责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三级及以下公司是成本中心，从事质量、安全及职工管理等具体生产经营活动，有效控制成本。不管是千亿级规模，还是百亿级，一般都应是三个层级，最多不能超过四级，多出来的，应逐步收缩处理。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只有公司总部，才有权决定新公司的设置。而我们国企的通病是，三个层级每一级都有权设置新的下属公司，第一级设置大公司，第二级设置中公司，第三级设置小公司，如此而已，层层叠叠产生了大量子子孙孙公司，并且每个层级都有投资决策权，那必然会失控。
又如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批，就是通过市场化平台来批量处置僵尸企业。就像2004年成立的渝富集团，当时给它10个亿的注册资金，跟银行借了20亿，用30亿整体打包处置了1200个各类企业、157亿工商银行的坏账，清偿率大体30%。如果打官司，可能只有5%的清偿率，而且这么多案子法院也应对不过来。渝富吃下这1200个坏账企业后，通过关闭重组、债转股，使大约200个企业存活了下来，有的后来发展得很好。渝富也没有赔，后面进一步跟四大国有银行谈判，又处置了一百多亿的坏账，逐渐发展成为资产上千亿的大公司。现在，渝富的主业转向了股权投资，我们又新成立渝康公司，把渝富的坏账资产处置牌照转给了渝康。同时，民营企业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市工商联正在加紧筹办。这个民营的资产处置公司，不是为某个集团服务，而是社会化市场化经营，为实体经济服务。
再如破产关闭一批，主要是针对那些不符合国家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技术标准和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关闭。对那些非法成立、扰乱市场的公司，坚决彻底打掉。2013年，重庆突然冒出3000多家投资咨询类公司，后来查实，是一帮无业游民搞的金融诈骗公司，当然也是空壳公司。我们安排市工商局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查处，最终没有酿成大祸。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开路先锋，是企业发展的助产士，也是市场秩序的安全卫士，既要宽进也要严出，成为去无效供给的撒手锏。对连续多年未年检年报、长期没有生产经营的企业和市场主体，要重点调查核实，该注销的注销，不能让它们“借尸还魂”，趁机又干扰乱市场的勾当。
第四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制度供给
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新发展理念是相通的，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最终目标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这几年，在市委领导下，我们2014年推出26项、2015年24项、今年15项，加起来65项重点改革专项，涉及到五大功能区域发展、简政放权、城乡统筹中的农村产权改革、投融资改革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把各项改革举措向纵深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我们注意同相关改革衔接联动，更好地形成制度供给，生成发展动力，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
比如投融资模式改革。去年、前年我们推出了2600亿PPP项目，并得以有效实施，带动重庆基建投资这两年每年增长20%左右。这个过程中，政府债务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300多亿。原因在于，以前政府赤膊上阵直接承担债务推动项目，现在有社会资本参与，这2600亿政府就不用负债了，相关的一类债务、二类债务就会降下来。今年，我们还将推出1300亿PPP项目，把这件事继续抓好。重庆的PPP项目这样持续滚动实施下去，这主要是一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游戏规则：
其一，明确并坚持五条原则。也就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公共利益最大化、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障社会投资者有合理收益但绝不能有暴利，体现了激励约束的并重。
其二，财务做到五种平衡。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
其三，严防五种问题出现。一是防范“形股实债”的PPP，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二是防范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三是在全市范围内要统一相关实施标准，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四是防范灰色交易，PPP项目往往集土地转让、项目招投标、资产收购兼并于一身，必须按规范程序操作，确保交易公开、行为规范、程序合法；五是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如果影响到项目正常运转时，政府应及时施以援手，决不能出了问题撒手不管。正是有了这些规矩，重庆能够把几千亿PPP项目有效推进，既不让投资者吃亏，政府也不吃亏，群众也不加重负担，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谁来都一样。
又如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改革。变“补”为“投”，创设股权投资基金，更好发挥出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的引导和放大效应，带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目前，重庆有两个一千亿的股权投资基金：一个是中新互联互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航空、物流、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这一千亿投进去，会逐步产生几千亿的服务贸易增量，必然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另一个是千亿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这里面又分为两部分，一块是800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对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初步估算，到2020年形成1万亿元产值，需要6000亿投资。如果有3000亿左右是银行贷款，还有3000亿就是企业法人投资。政府拿出这800亿，按照1:3的杠杆，差不多可以撬动2400亿的社会资本，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800亿按市场化方式投下去，实现6000亿的投资、1万亿的产出。还有一块是200亿产业引导股权投资资金，由16个小基金组成，分别投向工业、农业、服务业、科技、旅游、文化六大领域，现在已经有了100多亿的投资量。
这两个一千亿，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制造业，形成了2000亿规模。此外，全国各地在重庆发展的私募基金和本土的私募基金共有约1000亿。总共差不多3000多亿的基金规模。这里面，1000亿互联互通基金有200亿基石基金，800亿投资基金有250亿是政府和国企出的，200亿引导基金有50亿是财政的钱。这样算下来，政府背景资金有400来亿，社会资本2600亿，这就充分体现了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
第五方面，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拓展供给空间
开放也是结构性改革，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要看有没有大通道，有没有大通关，有没有大平台，这三个方面是开放的重要标志。这几年，重庆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了航空、铁路、内河港三个交通枢纽、三个国家开放口岸、三个保税监管区“三个三合一”的开放要件，内陆开放高地加快成型。下一步，要在开放的高度、广度、深度上做文章，努力将重庆的供给空间从内陆一隅拓展到全球。
高度，主要体现为功能要件的升级。这方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复制推广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顺应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拓展的新趋势，更好地适应WTO规则升级到FTA的新要求。另一个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它跟自贸协定内容交叉相融，涉及的航空、物流、金融、通信四个主要合作领域都是服务贸易。我们以前的“三个三合一”，是以货物贸易为主体，今后要以自由贸易为主体，形成新的服务贸易特征，这就是高度。
广度，主要体现为开放区域的拓展。广东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250个海关机构，占了中国的一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当时的开放程度。重庆有近20个海关机构，主要集中在都市区。十多年前，重庆海关机构就主城有2、3个，后来新增的也大都在主城。今后，渝西、渝东南、渝东北地区都要设一定数量的海关、商检机构，设一定数量的保税区、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等，把开放体系覆盖到整个市域。
深度，主要体现为以工商企业需求为动力改善口岸服务。一方面要在遵守相关规范的前提下，以特殊监管区为平台，通过项目发展促进政策创新，培育开放新业态；另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帮助工商企业便捷通关，增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企业需要什么，就应改进什么。比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能为对外贸易提供便利化、一站式综合服务，我们就应该加快推进。又如类似保税区“1+10”政策等举措，还可以不断创新，用以更好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在巩固扩大一般贸易、拓展提升加工贸易的基础上，逐步将转口贸易、总部贸易的比重提高到25%左右。
这方面，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小进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就很能说明问题。今后5年，我们希望形成“1+5”的格局。“1”就是现在的机场，我们已经和首都机场谈好，民航总局也批准了，把江北国际机场这个上百亿资产的公司，由重庆国资系统向首都机场收购，使重庆机场变为市国资委管理。今后，我们和新加坡谈航空合作，就不用三方来讨论，效率会更高。“5”就是五个目标：一是旅客吞吐量6、7年后翻番，从3200万变成6000万，到2020年希望超过5000万；二是货运量从现在的30多万吨，到2020年变成100万吨；三是开通100条国际航线，去年我们有53条国际航线，以后每年涨10条；四是有一两家基地航空公司，每天100-200架飞机在这里过夜；五是把70多万方的航站楼经营好，原来有20多万方，T3航站楼今年竣工，明年投入运行，会增加50万方。这些目标，能够极大地增强对新方乃至全球企业的吸引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就拿国际航线来讲，国家支持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开放第五航权，可以在“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上百个大城市中，任选14个作为航线的起点终点，在欧洲和北美各选5个，然后在世界各地选9个城市货运航线，一共33条，加上现在的国际航线，届时将近90条；常规的货运航线，可再搞10多条。多一条航线，会带来几个亿的利润和税收，产生十几亿经济规模，100条航线就会新增好几百亿的经济总量。有了这些航空条件，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就会做得风生水起。进一步，欧洲货物经渝新欧铁路到重庆，再通过航空运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城市，会形成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辐射我国内陆、连通欧亚的“1万多公里铁路+4小时空运半径”的铁空联运国际贸易辐射圈。
第六方面，注重市场导向，强化创新驱动
在增加新供给方面，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来进行回应。”以科技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通过技术改造来更新换代产品，又要通过革命性技术创造出新市场。即使这些新产品、新需求，在老百姓现在的观念里还没有，但有企业家或技术拥有者，能作前瞻性判断，预测到这种潜在需求，并进行规模化生产，就会带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对这类创新活动，政府要倾情倾力予以支持。去年，我们落实中央8号文件精神，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行动计划。今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将在8月召开全委会专门部署这件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当前，这项工作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是研发的主体，重庆尤其如此。重庆本科院校20来个，还有40多个专科院校，高等教育资源不算缺乏，但教育科研水平还需大力提升，大专院校对生产力的贡献不足。我们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比较少，尽管成立了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但才刚刚起步，每年从国家部委拿到的研发经费，基本上是四川、陕西的零头。“十二五”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绝大部分指标都完成了，但R&D支出占比没完成，设定2%的目标，结果只有1.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重庆短板中的短板，怎样才能把这个短板补上去？主要应靠企业来完成。争取到2020年，全市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聚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这样，在科技投入方面，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形成9:1的格局。
第二，抓好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建设。一个城市，真正的创新平台不在于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百个、几千个。对重庆来说，只要有几十个货真价实的开发平台，一个平台带出上百个企业，几十个平台就能带出几千个企业。如果搞平台贪大求多，最终可能很多是空头平台，变成了形象工程。好的创新平台有六个标准：一是项目甄别。要把好准入环节，聚焦专业领域、分门别类，比如搞机器人的平台，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更不能把生物医药之类的东西放进去。二是培训指导。任何专家、学者、创业者都不是天生的企业家，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一些资本，创业就需要培训，这样成功率可从10%提高到30%。三是服务平台。一些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应该由孵化器来提供，公共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投入，变得“小而全”、“大而全”。四是股权投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资本投入体系来覆盖和保障。五是收购转化。创新成果出来以后，应该有不同的转化出口通道，比如上市、被大集团收购，或者与其他企业合资合作，还可以把成果拿到市场上拍卖，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成果转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各种知识交流的窗口，成为汇集某一领域创新人才的前沿阵地，体现出一种集聚力。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孵化器，如果我们认真搞，专心致志地搞，沉心静气地搞，今后几年有40—50个搞成功了，产生出重要创新基地功能，将是了不起的事，必将对重庆西部创新中心建设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通过开放式创新引入和用好外部创新资源。重庆搞创新，跟北京、上海不一样，靠自我积累显然不适应发展的需求。重庆本土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有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都很少。那种只搞研发投入和专利销售、不搞生产线和货物贸易的研发型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几家还都是引进的。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开放式创新，通过产业链整合、收购兼并或总部集聚，把外部创新资源引到重庆来。最近，我们引进了ARM公司入驻渝北仙桃数据谷。这个公司设计全球90%以上的智能手机芯片，形成了研发体系的总架构，成百上千的设计公司都围绕这个架构进行设计，芯片制造厂再根据这些设计去造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研发龙头，还带动大批企业一起搞研发。其他领域，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引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总之，“十三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创新这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安装上去，推动重庆经济提升到更高境界。
第七方面，减负降本增效，提升重庆企业竞争力
这些年，我们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致力于打造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物业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税费成本的“五低”环境，综合物流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成本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其他成本也比较低，增强了对社会资本、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当前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要大刀阔斧降低成本，使优质企业增强竞争力，并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成本、“五险一金”成本、财务成本、电力价格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结合重庆实际，进一步落实好国家降成本的政策措施，打造“五低环境”的升级版。去年下半年，我们酝酿实施了一个“涉企30条”。到四季度，根据中央降成本的最新指示，又补充了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今年全年，预计为各类企业减负500亿左右。这500亿不是把过去几年已经降下来的成本重复算一遍，以前降的就降了，是在原有基础上再降500亿，并成为常态。
第一，为企业减税150亿。我们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年年都在讲减税，今年拓展这150亿的降税空间，要靠首先，不折不扣贯彻执行落实好国家“营改增”政策措施，全年能为各类企业减税120亿元。还有，进一步加大这么一改以后，工业主要还是增值税，但服务业税负就大幅下来了。另外还有资源税从价计征、调整消费税、出口退税、战略性新兴产业税费减免等政策实施力度，等方面，可为企业减税30亿元左右目前都在有序推进。
第二，企业“五险一金”的成本，要减160亿。“五险一金”中，养老金企业交20%、个人交8%，加在一起28%；医保企业交10%、个人交2%，加在一起就是12%；再就是公积金企业交7%、个人交7%，就是14%。然后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几个小的百分点，总费率超过5557%，企业负担占到近40%，个人也要交2017%左右。这样，不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还影响老百姓即期消费。新加坡各种险金统统加起来35%，企业就占交15%，个人交20%。可见，我国企业这一块的负担确实挺重。
重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是动费率，把企业养老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医保缴费比例降了0.5个百分点，失业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公积金缴费比例降了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把企业最低缴费基数调下来。费基是和社会平均工资绑在一起的，这对工商企业不尽极不合理。重庆工业企业参保职工200多万230多万人，服务业也2070多万人，平均工资算下来，一个月就是3000多块。但如果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50多万60多万人算进来，甚至把金融系统较高收入的10万多人算进来，这样一平均，基数就搞得比较高，企业就难以承受。有一阵子，许多沿海到重庆落户的企业反映，重庆的养老保险缴费比深圳、广东高，乍一听来不合常识。我们后来核实，深圳本地人300多万，外地打工人群800多万，这800多万收入较低的人群进入基数一平均，深圳整体的缴费基数就较低。而在重庆，情形正好反过来。为此，我们作了调整，不把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与企业职工工资混在一起，不搞“被平均”。这样，职工月平工资就降了一千多块，企业为每个员工缴的“五险一金”就可以少支出好几百块。这样从费率、费基两头发力，就减下160亿左右。
第三，天然气、电力成本降下来50亿。天然气方面，利用重庆是天然气主产地、页岩气增长快的优势，争取国家部委支持，下调非居民用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平均每立方米降5毛多，20多亿方非居民用气就可省十几个亿。降电费稍微复杂点。我国电费比世界许多国家都贵，贵在哪里呢？一是发电端产能过剩。一年365天8700多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发电装机复合利用率应该是6000多小时，我国的发电装机一般只开4000个小时左右，有些时段或地区甚至只有3000小时，其利用率只有实际能力的60%左右。这些闲置的发电能力，意味着有两三万亿元的装机投入浪费掉了，算折旧时，都摊在电费里。所以，搞得上网价将近4毛，用电的人嫌贵，发电企业其实也没有赚多少钱。二是电网公司过网费偏高。我们的过网费要收2毛多，而其他国家一般也就1毛多。4毛加2毛几，再加上政府收的规费，就超过7毛了。三是存在容量费等一些不合理收费。老百姓生活用电是阶梯电价，用得越多、价格越高。企业却倒过来，你今年1000万度的用电计划，如果最后只用了800万度，没用的那200万度电，每度也要交两三毛钱，算是给变压器等装备闲置浪费的补偿。长安集团生产线检修，停了一段时间，用电量少了，付的电费反而重了，原因是收容量费，使每度电的电费高达1块多。对此，我们一头放开售电环节市场竞争，另一头转变容量费收取方式。这样，去年降了8亿，今年会降20亿，明年大体降40亿，降成本的效果就出来了。
其他方面，企业反映的融资难、融资贵，我们拓展了直接融资渠道，包括基金、银行间市场、中票等，再加上“长债换短债”、应急转贷等新措施，专门帮那些有前景、有市场、有回款的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这些加起来，可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60亿。控债务降成本方面，通过压减债务总量、财政置换债等综合性措施，把平台公司原来近10%的高利息债务下降到5%左右，每年能够节省利息120亿。还有物流成本方面，我们一方面把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枢纽港之间的互联互通搞好，另一方面推进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总共降80亿应该没问题。总之，各项措施一起发力，把降成本500亿落到实处。
第八，严格准入和监管，去杠杆防风险
风险管控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宁可稳妥、不可冒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工商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重、房地产领域库存过大、金融机构杠杆过高、社会非法集资等方面，防范以高杠杆、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把去杠杆与防风险紧密结合起来，把各类金融风险化解在源头，确保经济稳健运行。
第一，对P2P一类的互联网金融严格管制，不盲目跟风。P2P最初发源于英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时间才搞了不到10家。我国短短三年时间就搞了3000多家，其中有不少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搞非法集资，现在有大概1/3出现了经营困难或失联“跑路”，涉及数千亿资金、数百万投资者。这方面，重庆一直很审慎，2013年市政府为了防风险，严格管制P2P注册登记，至今没有一家P2P公司登记注册。我们虽然控制住了源头，但外地P2P公司通过网络的穿透，也使得我们一些市民上当，防不胜防。有些地方的P2P公司知道重庆不让注册，就想方设法跟重庆的企业谈合作，有的企业糊里糊涂就被卷进去了。这类问题破坏性和牵扯面很大，即使一个P2P公司只有几千万坏账，按一个老百姓平均投入10万元计算，就会波及几百个家庭，比一般银行坏账、企业坏账的影响都更大。
第二，对涉及金融业、公共服务业、危及百姓安全等涉众风险范畴的企业，不搞“先照后证”，而是加强监管，一律“先证后照”。金融具有穿透性、集聚性，不能由着企业到工商局直接办理执照，而是一律由“一行三会”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理许可，再到工商局登记。事中事后的监管，也要按照“谁家孩子谁家抱”的原则，由许可单位跟踪管理。
第三，对有涉众风险的企业活动，要在工商登记时就开列“负面清单”。给企业发执照的当天，就要明确告知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旦违反，就是触犯法律。有涉众风险的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都要有“负面清单”，才能明确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否则你监管什么？当然，负面清单的内容也不能搞得太复杂了，就应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简便实用，一看就懂，易于操作。比如网约车，现在各方面意见都有，莫衷一是。说实话，网约车用起来确实方便。对政府来讲，这个行业跟出租车一样，带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关系到老百姓用车安全和用车环境，还涉及整个行业群体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因而，必须设立准入门槛和负面清单。其一，全世界出租车行业都遵循法人属地化的原则，纽约的车不允许到洛杉矶去拉客，这一点，网约车也要遵守。你在北京、上海、深圳注册一个网络公司总部，也不在各地设分公司，就通过互联网召集全国几百个城市数百万辆私家车参与网约服务。这样搞，一旦出了事故，公司总部的管理补救肯定鞭长莫及。其次，对网约车的司机也要有资格要求，不能没有安全记录、健康保障、用工合同等，就凭网上一张照片和一些简单资料，就把私家车主变为公司职工，数百万辆私家车变成网约车公司。其三，网约车跟出租车一样，每辆车也应该要有经营牌照，车辆的质量、安全符合相关要求。其四，网约车运营体系也应照章纳税，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其五，万一出事，要有协议、保障、责任的查核机制。这五个方面，都需要用“负面清单”来进行规范。
第四，对非法金融活动，要严厉打击。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我们加强了对小贷、担保、要素市场、投融资咨询类机构的监管，严防高息揽储、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传销式的乱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我们以人民战争的思路群防群治，依托城乡管理的网格化，通过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家庭四级联动，铲除非法金融活动的土壤。构建宣传教育、发现预防、打击处置和机制建设“四位一体”的防治工作体系，坚决打早、打小、打苗头，绝不允许坐大惹事，以至于酿成祸患。我们还设立专门资金，对群众举报查实的，最高一次性奖励10万，这样就可以避免事后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损失。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体现在国家部委有关文件的管理条款中。
第五，对金融跨界风险，要严防严控。近年来，金融各系统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创造出新的盈利空间，纷纷推出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和跨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市场分割，提高了融通效率。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于是就有一些金融机构，心思不放在本业上，准入和监管稍有不慎，就钻监管的空子，搞出许多资管产品、通道业务。这些金融产品，比如万能险、夹层基金等，在“一行三会”各自的监管范围内，表面看都是合规的，但一旦跨界从事收购、兼并、投资等活动，利率就层层叠加，杠杆越升越高，一旦某个环节资金链断裂，很容易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就拿万能险来说，它预设的利息高出一般保险一倍，投险者如果没出事，连本带息收回资金；万一出了事，还可以保险理赔，所以很容易推销出去。在国外，万能险一般不允许超过保险公司保费额的15%，但现在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保费的70-80%是万能险。这样不加节制的发展，很容易惹出事端。万能险的收益，表面看是保费，实际上是高息债务。保险公司要兑付，要么投资收益高的非标资产，要么配资股票举牌上市公司，潜在收益确实大，但风险也会很大。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实质上的债权作为资本金搞“存一贷二”向银行配资，再用于股权投资，形式上杠杆比1:3左右，实际上超过20-30倍，几乎全是债务，全是杠杆。这几个环节单个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个环节杠杆不断叠加，风险就越来越大。对此，分业监管体制也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这些年，频繁地出现国内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甚至争夺控股权的情况，说到底就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其风险随时都可能拉爆，务必引起高度警惕。
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问题，还要注意解决一些产业集团“脱实就虚”、盲目拓展金融业务的问题，民间准金融机构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问题，等等。总之，对这些具有穿透性、叠加性、综合性的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格外留意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监管到位。只有这样，杠杆、泡沫、风险才会降到最低。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留给我们打“攻坚战”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必须咬定目标、只争朝夕。调结构、转方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要进行制度性变革，还要确保经济增长以及市场预期的稳定性。打赢这场“持久战”，是一个智力密集型工程。我们要从过去那种习惯于宽松政策、排浪式抓“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深层次、长周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精准地、差别化地制定政策措施，切实矫正资源错配、市场扭曲的格局，努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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