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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梦 | 冰川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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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长了,德培可能看到我常常是不招自来,关键是也像他那样喜欢“人气”,所以也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参加他迎送文朋诗友们的聚会或酒宴。在这些场合,除了饮各种酒之外,只有文学才是永恒的话题。

  而每到这时,也是德培这个自认为是上海最有名的文学夜明珠光华四射的时刻,在酒酣耳热之际,德培会不时用手撸起从额头上垂下的一两缕头发向头顶甩去,然后掷地有声地来上一句,“没有文学,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不是97年就是98年,可能是秋天里的一天。那天 天气有点不好,是阴天。上午在交大闵行校区上完课后,我就赶往人民公园,去和一个南大的同学碰头。

  我是准时到的。过了一会,我的那位同学才来。看到他手里提的白色塑料马夹袋,我就知道他一定又去附近的福州路逛书店了。我的这位同学中文系毕业后虽然从事的是商业销售工作,但还保留着当年读书时养成的对文学的爱好,经常去逛书店买书什么的。

  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边走边聊,从喧嚣的南京路走进了忽然安静下来人民公园。因为是闲聊,我们的话题很随意,从同学间的新闻到港台娱乐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再到政坛八卦和小道消息,几乎无所不谈。看得出来,我同学这次书买得太多了,提在手里很重,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建议休息一下,于是我们就在一个油漆剥落的木质长椅上坐了下来。

  程德培的书店

  我看了一下他放在身边的马夹袋,里面都是最近出版的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看到我在看他买的书,他立即激动地告诉我,这些好书都是他在福州路的一家以前没去过的书店里买的。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家书店居然是上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程德培开的,而且,他在买书时竟然还碰到了程德培本人。

  在看到他买的书大都是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之后,程德培还主动和他聊了一会文学。或许是程德培感觉他对文学的理解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结账时不动声色地让店员给他打了个对折。这让我在惊奇之余也艳羡不已,我不禁重新把马夹袋里的那些书拿在手上翻了翻。

  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在大学里读中文系的人来说,特别是像我这样对当时的小说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谁不知道程德培和吴亮还有李劼是八十年代上海滩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中最红的三个人呢?

  

  李劼。

  李劼和吴亮我早已在不同的场合见过面,可程德培却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我看来,程德培的批评风格属于那种温柔敦厚的类型,俗话说人如其文,大概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个不爱张扬的人。因为他既不像李劼那样汪洋恣肆,总是试图在作家的文本之外构建出一个虚拟的庞大的体系,也不像吴亮那样充满机锋,像个女人一样饶舌而自恋。

  我常常觉得,与其说老吴是在写作批评他人的文字,还不如说他是想借此机会让自己跳个脱衣舞来得真切。可每次当我展读程德培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却有如沐春风之感。他就像中药店里坐台的老中医一样和蔼可亲,习惯于在对作家的文本予以细致的望闻问 切之后,手捻银针,用柔和的手法对其进行扎实而绵密的探测,以引导读者入乎其内。

  

  吴亮。

  当然,因为身在上海,时沐欧风美雨,他在批评时也长长喜欢辅之以西方的先进理论,像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治病救人的白求恩大夫那样捏着亮晶晶的理论柳叶刀对各种小说进行深度解剖,以使作家们出乎其外。而他的批评也因此茕然独立,与李吴两位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显然,如今的德培也自成一格,他既不像老吴那样在作家协会的小洋楼里左右奉迎包揽四方来稿,以充当文学伯乐,也不像李劼那样蜗居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整日撰写没几个人看的核心期刊的论文,以成为学术导师,而是在昔日上海著名的红灯区四马路开起了高雅的人文书店,以文化援交为志业,于十字街头啸傲。这颇让我觉得有些意外。

  可遗憾的是,当我问我的同学是否愿意马上再陪我去程德培的书店一趟,以便让我能有机会与德培老师“邂逅”的时候,他却想也不想就拒绝了我。他坦言自己刚才与程德培老师谈论文学有如武林高手过招,以他微末的修为与德培这样的高手过招之后人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实在已无力再战。

  恰好这时天上又飘起了毛毛细雨,他主动表示,愿意用买书时打折省下来的钱请我到附近名闻遐迩的人民公园肯德基来顿炸鸡和可乐,就算是程德培老师请我 的。

  在九十年代的上海,炸鸡和可乐的组合可谓是美食界的黄金搭档,更何况又是我久仰的程德培老师请客,虽然是虚拟的,我也很难抵挡住诱惑,所以我只好向同学屈服,放弃了这次与真实的程德培见面的机会。

  初见程德培

  没过多久,《作家》杂志的主编宗仁发先生来沪考察海派文学发展的状况。那时我已经在《作家》发表了几篇小说,与仁发兄已有联系,在他的热情邀请下,我参加了由他的沪上老友们在著名的乍浦路美食街组织的为其接风的夜宴,这才终于得以一睹德培的真容。

  可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低调平实的程德培截然不同,眼前的他相貌堂堂,黑亮的头发一律向后 梳去,露出了宽阔的额头,显得气宇轩昂。如果不是他鼻梁上那副细若游丝的金丝眼镜在默默地流露他的文艺气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程德培几乎与香港黑帮片中那些富可敌国的大老板无异。

  

  程德培。

  而且,那天到场的人中,大都衣着随意,甚至,一贯以衣着华美闻名的程永新先生也低调着装,虽也都是无印良品,但却并不扎眼。只有德培一身正装,他身披一套剪裁有型的蓝黑色西服,系着一根粗大的金色条纹的宽领带,在只有西方小说里才会出现的白色硬领衬衫的衬托下,光芒四射,夺人眼目。我原以为德培今晚是为了与好基友们欢聚,以示礼貌而特地重装出场,后来熟悉了后才知道,西装原是他的常服。

  说真的,这十多年来,尽管我和德培见了不知道多少次面,可我从未见到他哪次穿过西装之外的衣服,就是西装,最多也只是扣子粒数和衣料的变化,而颜色也基本上没有变过。

  从这点来看,德培好像不怎么在意穿着。但实际上他对穿衣颇为讲究。一次我和德培等朋友一起吃饭,为了展现出我的独特的美国式的穿衣风格,我特地在白色的圆领衫之外穿了件敞开领子的红格子衬衫,然后又在外面穿了件宽松的鸡心领的黑色毛衣。虽然我自觉这身打扮很酷,可德培对我的这种不无随意甚至邋遢的美式穿衣风格却并不欣赏。

  他坐在我对面就像吃鱼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一样,愁眉苦脸地望着我,不时还对我摇摇头,苦笑一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蒙在鼓里,还以为德培对我喝酒的状态不满意,只好硬着头皮频频举杯和起立,以把热情充分洋溢出来。

  可能是看到我南辕北辙的太厉害,德培终于忍不住开口提醒我衬衫的扣子没扣好,里面的圆领衫露出来了。我这才明白德培为何苦恼了,为了不让他继续难受下去,破坏了这顿饭的好胃口,我立即把衬衫的领子扣了起来。

  可遗憾的是之后我还是积习难改,一年四季不是马龙?白兰度式的圆领衫就是扎克伯格式的连帽衫,下面则不是牛仔裤就是咔叽裤,终未能养成德培的那种优雅的很有英国绅士风的穿衣风范。

  但那天晚上,因为是与德培初次相识,我和他说的话并不多。当他知道我在交大教书,每周上下班都会从东北到西南横穿整个上海时,就主动邀请我哪天下班时顺路到他的书店坐坐。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上海福州路的书店。

  我就问他书店是不是在福州路,德培说他刚把书店搬到山西南路和天津路的路口了。接着,他也顺便邀请在座的朋友有空去书店转转。他说由于书店刚搬迁,还没有什么人气。“做事情没有人气可不行”他讲,“我欢喜人气”。不过,我想去德培的书店逛逛却并不是为了替他增加“人气”的,主要还是为了排遣自己在文学上的孤独。

  那时我从南大中文系毕业刚来上海工作没几年,再加上又在交大这所理工科大学工作,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在一起谈论文学,所以很想结识一些文学上的朋友,而此刻德培的邀请对我来说正当其时,不啻于是上帝的福音。

  程德培书店的“人气”

  其实,德培的书店并不缺乏“人气”,每次当我从一楼专卖杂志和新书的店面走到设在二楼的人文社会科学书店的楼梯口时,都能听到里面传来德培和别人交谈的声音。在从临街的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下,穿着笔挺的衬衫打着领带的德培和两三个人坐在铺着浅色方格子台布的小方桌旁,边喝茶抽烟边聊着天。

  只要看到我从楼梯口出现,他总是立即招呼我坐过去,然后郑重其事地向身边的人介绍我,“这是张生,他是作家,写小说,他在上海年轻人里写小说写得很好的。”

  实际上,我那时还并没有写出多少像样的东西,对自己是否真的是作家还怀疑不已,而且也早已不年轻了。可德培总是这样充满自信地介绍我,让我也慢慢相信了自己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个小说写得很好的作家,或者,最起码将来会成为他所描述的那个好小说家。而且,我估计,听到德培这么介绍我后,他的那些朋友们大概十有八九会认为我是德培带的徒弟。

  可在我心目中,德培早已是我的师傅。尽管他从见到我第一面起就把我看成是他的一个朋友,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以前辈或老师自居过。在向客人介绍完我之后,德培常铛地一声弹开他手里那只最少千元以上的ZIPPO打火机,然后从容地点上一支软包装的中华烟,对我鼓励性地一笑。

  

  程德培。

  我相信,伴随着德培的这个招牌性的点烟的动作,弥漫在空气中的一切坚固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而德培介绍我时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气,在让访客们对我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并一度成为我写作的动力。

  时间长了,德培可能看到我常常是不招自来,关键是也像他那样喜欢“人气”,所以也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参加他迎送文朋诗友们的聚会或酒宴。在这些场合,除了饮各种酒之外,只有文学才是永恒的话题。

  而每到这时,也是德培这个自认为是上海最有名的文学夜明珠光华四射的时刻,在酒酣耳热之际,德培会不时用手撸起从额头上垂下的一两缕头发向头顶甩去,然后掷地有声地来上一句,“没有文学,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得对。没有文学,我绝不可能和他相识,而更不可能走到今天,当然,也绝不会有机会来写上这篇短文。

  奥斯卡?王尔德说,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另一个 是艺术世界,前者我们无需谈论它即可存在,可是后者如果我们不谈论的话,那么它就会消失。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德培所要的“人气”并不是书店里人来人往的顾客,他所说的 “人气”指的就是这个依靠朋友们的谈论来维持的艺术世界或文学世界。而我之所以成为德培的所开设的那些宴席的常客,也是出于对德培在上海所营造的这个诱人的艺术世界的迷恋。

  王蒙光临德培的书店

  这十多年来,全国各地那些往来上海的大大小小的作家或批评家们谁没有到过德培的那个在天津路和山西南路转角的书店呢?又有谁没有在德培张罗的酒宴上领略过这个艺术世界的迷人的风采呢?正是在德培的书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文学偶像王蒙老师。

  当年我曾一遍又一遍看他的小说,为他的幽默,他的豁达,他的轻佻,他的沉重,他的睿智与他的卖弄和小心眼而击节而赞赏而喷饭。我喜欢王蒙老师,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苏东坡。

  所以,当王蒙老师光临德培的书店时,德培特意把我叫了过来并把我介绍给了他。当时正是夜宴开始前的一段最让人慵懒的时间,在迷离的灯光下,王蒙老师从书架上顺手抽出一本书准备翻阅,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王蒙老师握过手后,顺口背诵出了他在小说《鹰谷》里引用或捏造的波斯诗人奥玛尔?哈亚姆的一首“肉扒衣”:

  我们是世界的期待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之眼的黑眸子,

  若把诺大的宇宙视如指环,

  我们定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可是,我刚背了前两句,王蒙老师这个“少共布尔什维克”就像正在等待同志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立即兴奋地把下面的两句诗也背了出来。这让一直在一旁逡巡准备随时和王蒙老师搭讪的郜元宝惊讶万分,我想,他一定是为自己对王蒙老师了解的肤浅感到羞愧,感到不自然。我注意到,可能是被我的这种对王蒙老师的深挚的粉丝之爱所震撼,他的脸一 下子红了。

  

  作家王蒙。

  我真心喜欢王蒙老师,我一直认为他会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曾不止一次对元宝说,这五十多年来,如果要找个最能代表共和国文学成就的作家的话,那一定非王蒙老师莫属, 所以,中国第一个获诺奖的作家应该就是王蒙老师。

  我甚至考虑过,为了把诺奖尽快发给王蒙老师,我有必要到斯德哥尔摩去留学,当然最终目标是成为诺奖评委。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莫言先生获了诺奖。而我第一次见到莫言,也是在德培的书店里。

  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喝了杯茶,可能是开始没什么话说,我就聊起了他的姓氏。我很惋惜地对莫言说,姓莫的人不多,好像我只在《刘三姐》里看到过。其实,谁都知道,莫言不姓莫,可我当时却真的不知道,我还真以为他姓莫。

  而且,我提到的例子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刘三姐》里的“莫老爷”是个土豪,他垂涎刘三姐的美貌并试图无偿地占有她,是个反面角色。 但莫言对我的胡言乱语只是宽宏大量地笑了笑就过去了。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等后来我明白过来莫言不姓莫后,再次见到莫言时,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作家莫言。

  在德培的书店里和饭局上,我还见到了不少年轻的作家和朋友。当然,其中有很多人也是我带过去的。有一阵子,我觉得,在上海搞文学,不认识德培,那是不行的。而如果把这些人每个人都写上几句,可能我就得像普鲁斯特那样写本永远没人真正看完的《追忆逝水年华》了。

  我想,当年德培书店的盛况,大概只有昔日远在北平的林徽因女士的客厅可以与其媲美。不过,考虑到德培毕竟是个男人,我觉得他的书店更像是文学界设在上海滩的 “51号兵站”。

  不用说,德培自然就是帅哥梁波罗扮演的那位英姿煞爽的站长梁洪。可在我心目中,德培比梁洪还要潇洒,还要“模子”,作为一个“广东裔上海人”,除了有上海人的做事 一板一眼有条有理之外,德培还继承了广东人的那种豪爽大气与爱朋友重然诺的气度。

  如果套用王蒙老师的那首“肉扒衣”的诗句,上海的文学界若是个指环的话,德培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可在我眼中,德培不仅是镶在上海文学界的一块宝石,也是镶在上海的宝石。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上海西南角的交大转到了东北角的同济工作。因为我家就在五角场,所以,不再像过去那样去上班时常经过德培的书店了,再加上有了孩子, 家务增多,我与德培的见面次数也越来越少。

  前年冬天,在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之前,德培等朋友和我一起吃饭。因为是德培订的地方,所以到了饭店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十多年前德培第一次请我吃饭的地方。一切都是熟悉的,狭窄的街道,嘈杂的声音,从饭店里飘出来的各种香味,忽然在身后鸣着喇叭停下的出租车,站在灯火通明的酒店门前招徕顾客的漂亮的女招待,似乎都依然如故,但很明显,那家酒店金色的外墙的颜色已经有些暗淡了。

  毕竟,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不知是不是触景生情,觥筹交错之中,正在谈论某本杂志上新发表的 一篇好小说的德培忽然转头对身边的我说,“张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其实我对你不是很好的。”当时,我只是感到有点诧异,并没有想太多。

  但很可能这天我的酒喝的也不少,回到家后我很长时间没有睡着。我想起了德培在 酒席上对我说的那句话,依然觉得有些困惑,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未觉察到德培哪里对我不好。我想他一定是喝多了才这么讲的。

  实际上,德培不知道,我一直想对他说,作为我的师傅,多年来他对我已经足够好。

  

  张生

  同济大学教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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