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50年前的一个自信坚持，成就了50年后的一段传奇。
2011年10月10日，美国学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国际宏观经济学界都认为这是名至实归，但也许多数人都不知道50年前的一段对话。
对话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罗维亚，托马斯的家中。“我不要去俄勒冈州，我要去伯克利。”17岁的托马斯·萨金特语气坚定地告诉他的父亲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
那时的他正打算在提前一年从高中毕业。但是高中校长劝他多留一年，如果不行，就要选择比他的首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最知名大学之一——稍逊一点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一所同样也在伯克利的大学，或者是俄勒冈州大学。
如今已是91岁耄耋老人的查尔斯·萨金特回忆起往事，依旧记忆清晰，他确信儿子会接受校长的建议，所以，他去找了他在俄亥俄州保险公司的老板，看看能不能获得加薪，来帮助缴纳学费。相反，他的老板提议查尔斯·萨金特在尤金(Eugene)开一间分支公司，这样他全家都可以搬来这里。
查尔斯采纳了老板的建议，但是托马斯却不肯走。“Tom说，当然，我不要去俄勒冈州，我要去伯克利。”老人笑着回忆说。于是，全家向北搬迁到了尤金，年轻的托马斯在1964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了他的本科学历。
此后，便是这位天才型学者在宏观经济界展现才华的历程。与本次诺奖另一位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一起，他们成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表示，之所以颁奖给这两位专家，是因为“他们在‘宏观经济因果关系研究’上的贡献于世注目”。颁奖词称，“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在解决有关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诸如GDP、通货膨胀、就业与投资等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这些方法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
而在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遭受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背景之下，此学说的代表者获奖颇有含意。
用诺奖委员会的评价，“托马斯对于解释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数据有着非常重大的贡献，人们可以从他的研究中发现、学习到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像突然的价格变化以及产品供给突然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他带来的计量工具，在国家政策下，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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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之领袖
当地时间10月10日早上，托马斯·萨金特像往常一样，准备搭乘纽约到普林斯顿的火车去完成授课。而就在刚刚，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萨金特的妻子卡洛琳·萨金特对媒体表示，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她的丈夫非常平静，当时他正急匆匆地要去上课。
熟悉这位学者的人都知道，这并非故作镇静，而是他日常个性的流露。
自19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这种领袖风采早可从他高中选择大学时的坚定信念窥见一斑。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他在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全球经济学界重地。现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在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部分领域，萨金特都有深入了解，其学术专长集中在动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贡献，萨金特曾与卢卡斯、巴洛和华莱士一起开创合理预期学派，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古典失业、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
他还和华勒斯共同研究，发展出了理性预期均衡的马鞍路径稳定性特征化及政策无效性命题。至今已完成《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动态宏观经济理论》等著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萨金特展示了如何利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分析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政府或企业随经济走势变化调整自身预期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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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型天才
对于托马斯·萨金特，得奖并不是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回忆说，在他以往的生活中获得过很多奖项。包括在初中的一个溜溜球比赛，在伯克利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获得最优秀军校学员奖。
“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他是天才型的。”查尔斯·萨金特觉得自己儿子早年并没有显现出获得全球一流学术奖的特征，但“他玩棒球，是全能型的”。
可是在学术界，托马斯·萨金特的确是全能型选手，而且日渐显现出他的学术天才。这与他研究的宏观计量经济学的特点颇有巧合——成果会随着时间增长和实例增加而显现出模型的正确与否。
其实对于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外界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实践的冲突上。有观点认为，萨金特和西姆斯两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此在时间上有一定距离。
但熟悉学术的人对此并不认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微博)就在微博中发出评论，称不应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不问现实意义。
的确，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和欧美债务危机，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在谈起至今仍在折磨欧洲的债务危机，两位获奖者也表示，找到解决方法没那么简单。但西姆斯认为，探寻走出当前经济乱局的途径，他和萨金特所创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的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迅速解决这些经济问题。”
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比如欧元区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更集中的财政体系。萨金特则用实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他说，在美国建国初期宪法还未颁布之前，美国当时的13个州各自有自己的征税权和发行货币权，同时联邦财政体系十分薄弱，各个州财政赤字严重，最终联邦政府接管全部债务，并逐渐形成更为集中的联邦财政体系。
他的一些观点，更是对当下全球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超发问题的解决颇有启发。
他认为，大部分人都想让别人为公共事务或者政府转移性支出埋单(特别当这些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他们自己时)。所以一代人把开支费用转嫁给下一代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政府债务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这么做的。政府花钱人民埋单，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直接征税的方式也好，通货膨胀这样的隐形方式也好，这是不变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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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深刻
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界，托马斯·萨金特还有一个特点：语言平实，通俗易懂。
比如当人们问他，理性预期理论可否应用于对资产价格的预测时，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因为市场价格集合了所有交易者的信息，所以很难预测股价、利率和汇率等。”
再比如他在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毕业仪式上的发言中说道：“我现在依然记得许多年前我从伯克利毕业时自己开心的样子。不过我觉得毕业演讲都太过冗长，这次我会言简意赅：经济学是常识的集合体。”
他在这次演讲中与一批本科生分享了诸多简单而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比如“许多事情可遇而不可求(Many things that are desirable are not feasible)，个人和集体会面临权衡取舍，平等和效率之间也面临权衡取舍(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face trade-offs。 There are tradeoffs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别人对自己的能力、努力和喜好比你了解的要多。”
再比如“在游戏或者经济的均衡状态中，人们会满意于自己的选择，所以好心的局外人不管怎样都很难改变事态的发展；在未来你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承诺你想遵守可是却没办法做到。没人会相信你的那些承诺，因为人们都了解，以后履行这些承诺不会符合你的利益。我们要学会的是：在承诺别人之前，想想如果自己情况有所转变，还会不会坚持承诺？这是你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的办法；政府和选举人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所以政府有时候会拖欠债务或拖延履行承诺。”
查尔斯·萨金特对自己儿子的这个特点一点都不惊奇。
在获知儿子得奖后，他与记者们分享了一张他儿子神采飞扬的照片，或者说是一张表明了托马斯和一群被打败的银行家在韩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照片。年轻的托马斯很容易被看出来，里面唯一一个穿着卡其色休闲裤和夹克的人，而不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
他很休闲，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这也是诺贝尔奖网站上通过音频采访托马斯后给公众的印象。当他被问及，如果他发现在这么多媒体的关注下，它成为了一个有着艰巨的前景的课题怎么办，他说：“我们只是理论型的，通过关注那些数字，来尝试着找出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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