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已经提出来了去杠杆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任务。但是客观说，国际上平稳去杠杆的先例不是特别多，大多数国家最成功的去杠杆一般都发生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一发生，大家就逼着不得不调整了。凡事能拖一般就拖，这是人类普遍行为。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人文经济学会演讲时作出上述的表述。
人文经济讲座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搜狐财经联合主办。
黄益平提出，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有三个主要因素对杠杆率起决定性作用。
第一，金融体系决定的。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通过负债的形式实现，所以杠杆率比较高。尤其过去增长速度很快，通过信贷来出增长，那当然杠杆率就比较高。
第二，跟政府的信用背书给一部分企业担保或者软预算约束有关。软预算约束导致部分企业不计后果、不计成本扩张，就会使得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软预算约束对杠杆率上升还会导致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即使出了问题，但还不能够简单的把他给关掉，他不会轻易的被淘汰。在很多国家，倒闭是对杠杆率有致命打击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企业杠杆率比较高，市场就会歧视他，市场一歧视他，他要不就被迫降低杠杆率，要不就自动退出市场。所以全社会、全经济的杠杆率可以相对健康的发展。有个别企业出问题没关系，这都很正常，总会有犯错误的市场和犯错误的企业家。但我们现在犯错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可能是系统性的或者是准系统性的。而且这一些企业即使出了问题，还退不出，所以杠杆率就越走越高。甚至有的企业杠杆率太高了，他不得不借更多的钱来偿还利息，否则他就活不下去。银行也不得不借更多的钱给他，不然借给他的钱就坏掉了。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道德风险机制在这里头，使得杠杆率变得非常高。
第三，跟过度追求增长的目标可能有关系。因为每一个经济增长都有它的趋势增长水平，如果我们追求的增长目标和趋势增长水平差不多，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财政政策来支持这样的增长。但假如政策目标有一点偏高，而政府希望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增加投资，鼓励银行多发贷款，来促使它增长。这样的过程可能是一种频繁的宏观政策的扩张。在短期内，还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负面后果，只是看到杠杆率在不断上升。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当然可能就已经太晚了。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可能风险比较大。
尤其是，边际资本产出比例（ICOR）直线上升，还是要追求增长目标，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只能用更大力度的政策扩张，来追求政策目标，也就是实际上会加剧杠杆率的上升。
黄益平认为上面的三点是为什么中国的杠杆率会走得那么高，远远高于很多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并相信还有很多其他机制同时在推动，各种市场的因素等等。
黄益平分析说，国际上去杠杆的经验，第一是要快，第二是要借贷双方同时采取措施，不能光对企业或者光对银行，要两边同时动手；第三是要从治理结构动手，而不是简单把杠杆率压下来问题就完成了。如果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机制没有改变，即使把它压下来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反弹。因为治理机制，行为方式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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