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现实层面，他最大的贡献是，用“租”的概念解决了产权上的争端。的确，“承包制”行之有效，但这毕竟是权益之计，是半吊子自由经济观念。所有权攥在政府手上，不管线放得有多远，终会拉得回来，这两年的“国进民退”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政府“出租”那些原本属于公民的东西，还让公民感恩戴德，肯定不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造成一种假象：公民的权利都得向政府购买。张五常有时会记得这一点，例如他抨击中国的出版，说全世界都没买书号这回事；但更多时候他选择了失忆，同样是“租”，却对县政府的土地政策赞不绝口，好像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道曙光。其实这不过是政府霸占资源做独门生意，要人投资它当然低声下气了，等投资者赚钱时，它就可能磨刀霍霍了。归根结底，政府不是真的企业，它是强制机构，随时能将成本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身为经济学家，不该遗忘，也不该失去警惕。
文章：为什么张五常越老越傻？
来源： 凤凰财知道
作者：叶子风
网友绝代双波问：
我本来挺喜欢张五常的，他的《卖桔者言》是我的启蒙书，让我懂得自由经济的可贵。他的很多观点我也赞同，例如反对最低工资、反对反垄断法等。但是现在我简直受不了他，他好象老人痴呆了，越来越傻。以前他说上面的伟光正，腐败的都是下面的人干的，就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如今就更夸张了，说下面的也不腐败，党的选拔机制很好，领导干部都是德才兼备。还有，他批评郎咸平、克鲁格曼这二傻，没谈观点，就拿爱国主义压人，指责人家抹黑中国。当然，他最丢人的还是那一句：“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种人吧，在古代就是馋臣，今天则被叫做学者。但我实在不明白，张五常又不是余秋雨，靠官府发家，怎么会有这种奇言怪行。他太寂寞，憋得慌？还是太虚荣，想当大国师？想听听你的看法。
答：
张五常说中国的制度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好的。这是爱国主义，相当于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也是冷笑话。很多人以为他人品有问题，所以大拍马屁。
其实不然，依我之见，他变傻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发型问题，他的发型像被雷电击中，呈惊悚状。拳王泰森的前经纪人唐京也是这个发型，看起来就很“雷人”，非常影响智力。其二是观念问题。张五常是实证主义者，总是强调自己如何在现实中发现真理。其实，这是推销术，实证未必出真知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观念，世界就会呈现出他观念里的那个样子。例如一个人信鬼，他才会撞鬼。而每次撞鬼的经历，又强化了他“世上有鬼”的观念。张五常大唱赞歌，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满怀真诚。这是他的错误观念的必然结果。
这个是我要重点讲的，他的公司理论里的重大缺陷，令他老眼昏花，一不小心就认贼作父。
这个事情还得从科斯说起。科斯有部名著叫《企业的性质》，被视为新制度学派的经典，至今仍有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但实际上这篇东西很糟糕，谬误百出。
为什么成为经典？因为主流经济学界呆子太多。该文里，科斯有一个重要论断“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错得离谱。科斯没有弄懂“价格机制”，他以为真的就像“无形之手”到处拨弄，人反倒很被动，如牵线木偶一般。因此，当他在企业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计划、一条条指令的时候，他以为价格机制不存在了。他真是很傻很天真，价格是交易的历史数据，企业家面向不确定的未来，他通过价格机制来预测市场需求，制定计划，进行部署。预测对了，利润奖励他；预测错了，亏损惩罚他。实际上，企业内部也没有取消价格机制，最明显就是工资的浮动了。
科斯还说，使用“价格机制”费用高，所以形成企业替代之。这说法非常怪诞。正如哈耶克分析的那样，价格机制交流的是信息，其特点是“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换言之，使用“价格机制”节省成本，企业从中发掘未来的“商机”，而企业的行为亦使得价格机制不断运转。
市场是分工体制，企业是市场的分工部门。但科斯却说，“企业代替了市场”。这个结论令人挠头，张五常直言，他有好几年没弄明白。后来他弄明白了，却发现这是错的，于是提出修正案：“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注：张五常认为“公司”这个译法比“企业”更好。）
毫无疑问，在同一条思路上，张五常比科斯正确多了。但张五常将自己的逻辑推向极致后，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公司无法界定”。这样一来，轮到科斯反驳张五常了。科斯说，张五常的毛病就是他的定义过于空泛，例如“交易费用”定义为“鲁滨逊的一人经济里不可能存在的所有费用”，无所不包，那就啥也解释不清了。接着科斯勇敢地承认，《企业的性质》有问题，自己思想混乱，将雇主对雇员的指挥当成企业的本质，误导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然后他给了一个含混的回答：企业的边界还是有的，就是管理的结构。
不客气地说，科斯用“交易费用”定义“企业”一败涂地。有趣的是，他和张五常各自抓住了对方的痛脚。这场学术之争，张五常确实有过人之处，他找到了科斯的症结——他的企业理论来自列宁。不要小看了列宁，在苏联的神话没有破灭前，他的关于企业的论述影响甚广，科斯只是其中之一。而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鸣惊人，也和当年社会主义思潮在经济学界泛滥有关——它迎合了许多经济教授隐秘的左倾思想。
其实列宁的理论怎能当真呢，他是职业革命家，对市场经济根本不了解。米塞斯很早就指出了这套企业理论的粗陋。他说，列宁关于企业的知识来自那些流亡革命者，他们的经验不过是企业里那些低级的文案工作。列宁通过他们了解企业，自然以为企业很简单，就是听从资本家的命令，做大量的文牍、抄写和算术工作。“他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可以设想出的任何社会组织体系中，管理生产活动所必然面临的难题：生产要素必然的稀缺性，进行生产的未来环境必然的不确定性，必须得从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中挑选出适合实现自己目标的技术”等等。
简而言之，列宁只看到了“计划和命令”，仿佛行政替代了市场，所以他相信政府可以替代公司，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种诡异的观点，同样隐含在了科斯的理论里。张五常看到了这一点，他感到疑虑，因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但他却没有更进一步推翻科斯的说法。他换了一个角度，又重新接受了下来。在科斯那里，公司是对政府的模仿。而在张五常这里，政府是对公司的模仿。“公司无法界定”，在张五常的视野里，一切皆“公司”，一个人也是，政府也是。他们通过“合约”联成一体，大家手拉手，就像在花花幼稚园里，欢乐又开心。
在弗里德曼夫妇的眼中，张五常的乐观超乎寻常。他们认为是性格使然，但我认为，这是观念使然。想想看，一个人把抢劫看成劳动，把强奸看成做爱，把欺骗看成关怀，他的世界肯定是洒满阳光的。张五常热爱市场经济，当他的经济理论告诉他，政府不是强制组织，而是自由企业，他能不天天嘴里含着棒棒糖吗？他含情脉脉地凝望中国，很快就找到了心上人的优秀之处：制度太棒了，全世界第一，各级政府都是公司，它们相互竞争着，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创造财富。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张五把经济腾飞归功于县一级政府，因为他发现它们权限很大，土地等资源可以自由裁量，不用请示上级，简直和私企一样。张五常兴奋极了，如此概括这个史无前例的好制度：“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既然县政府成商业机构了，招商引资做好了有奖金拿，张五常不大相信官员会贪污。他说，县干部的水平是世界级的，或许有极个别的腐败，但他从未见过一个蠢人。
其实，腐不腐败无所谓。清官两袖清风，任由租值消散，这才是最糟糕的。但政府毕竟不事生产，不会创造财富，将经济发展归功于它是很搞笑的事情。打个比方，一帮“圣贤”霸占了某村落，打完土豪，没收财产，土地公有，连集市也取缔了。很快，这村落就发生饥荒了。这时圣贤们觉得不对了，长此以往自己也得饿死，于是改革开放。虽然很多东西是公家的，但可以租给个人使用，集市恢复了，还招商引资，并承诺以后不再胡折腾。显然，这样做，村落经济会好起来。
但要看到，此时的经济好转，并非因为这帮圣贤为别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减少了对别人的侵犯和阻碍。可惜张五常看不到这一点，他见到圣贤们很忙，就认为经济好转是他们忙出来的。其实，这帮圣贤忙的不过是把强占的东西再租出去，没什么了不起。
当然，“出租”要比“闲置”强，但无论如何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因为这些圣贤以武力为后盾，租出去看见别人赚钱多了，一个不高兴就可以抢回来。比如那些小煤矿就是这样，不赚钱就租出去，煤价涨了立马收了回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制度呢？圣贤们别瞎忙了，租什么租，那些强占的土地什么的，要么还给村民，要么卖断给他们。引用一句老生常谈，这叫“产权清晰到个人”。
好了，中国国情就点到即止，让我们回到企业理论的争议上来。科斯说张五常错了，公司有边界，可以用“管理结构”来标示。什么样的管理结构呢？科斯语焉不详，其实答案早就有了。这就是米塞斯说的，“利润管理”。这一点使企业区别于政府组织——其特征是“官僚管理”。另外，也使企业区别于慈善组织——这可以从其别称看出来，“非盈利机构”，即与利润无关。
科斯误以为，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企业内部充满计划和指令，所以是市场的替代。实际上，面向未来，每个人都会有计划，鲁滨逊的一人世界里有，而看似无序的市场里，每个参与者也都有。关键是，此计划非彼计划。企业的计划是通过价格信息，进行经济核算做出的。而官僚机构的计划，是行政的技术安排，不靠价格机制引导，也不采用经济核算。
另外，科斯以为企业里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如同政府机关里的上下级，这也是误会。企业家指挥员工，与将军指挥军队不一样，因为企业家必须听命于消费者。可以说，消费者才是企业最终的指挥者。根据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企业家随时调整自己。官僚机构则不同，最高领导独断的决定，以强制的方式执行。上级发出命令，下级服从，并对上级负责。企业是互惠契约的合作，企业家对下级的评价，依据是他们对利润的贡献。而官僚机构是服从命令的合作，领导评价下级是抽象的人格评价，每个人在等级制中的身份决定了自身价值。
诚然，企业也有官僚管理，越大型的就越明显。但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出于“利润管理”的要求，“官僚化”始终是要克服的。这也是管理学兴盛的原因，而韦尔奇这类企业家之所以牛逼，正正因为他们有“去官僚化”的本领。
在中国，提倡所谓“管理创新”、“企业文化”，体现的就是“去官僚化”的迫切性。我曾经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任职，这家公司的老板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企业规模大了，效益好了，管理却跟不上，人员流动大，团队松散。究其原因，还是“利润管理”出了问题。这个老板能力很强，他经常能从政府手上拿地、拿项目，轻而易举就能赚到很多钱。这是企业获利的巨大优势，却不是在市场上的优势。结果企业效益好，几乎全是老板的功劳，他也就看不见下属在利润上的贡献。公司的员工们也很迷惘，他们在市场上拼死拼活赚的，比起老板通过政府赚到的，只是九牛一毛。这样一来，企业“官僚化”了，人浮于事，员工无法用业绩证明自己，上司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我相信，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很多民企老板也非常苦恼，为什么自己的企业总看上去不像个企业。其实，真正的根源还是政府，政府插手经济，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企业，那么企业只能依附于它，变得越来越像政府的部门。
张五常认为“政府公司化”是好现象，这是错的。其恶果是，企业也不得不陷入官僚体制之中。要知道，官僚体制是封闭的系统，不需要创造力。而企业失去了创造力，不再向消费者的需求开放，也就离死不远了。
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现实层面，他最大的贡献是，用“租”的概念解决了产权上的争端。的确，“承包制”行之有效，但这毕竟是权益之计，是半吊子自由经济观念。所有权攥在政府手上，不管线放得有多远，终会拉得回来，这两年的“国进民退”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政府“出租”那些原本属于公民的东西，还让公民感恩戴德，肯定不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造成一种假象：公民的权利都得向政府购买。张五常有时会记得这一点，例如他抨击中国的出版，说全世界都没买书号这回事；但更多时候他选择了失忆，同样是“租”，却对县政府的土地政策赞不绝口，好像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道曙光。其实这不过是政府霸占资源做独门生意，要人投资它当然低声下气了，等投资者赚钱时，它就可能磨刀霍霍了。归根结底，政府不是真的企业，它是强制机构，随时能将成本转嫁到别人头上。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身为经济学家，不该遗忘，也不该失去警惕。
本来还想谈谈张五常其他的理论谬误，但看看前面的篇幅，已经够长了。他的那些德治与法治的交易费用算术题，就留待以后再扯吧。
张五常年事已高，我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来得及修正这一大堆错误。不然，他的那些经济学门徒，整天拿着他不中用的“交易费用”概念，鬼画符一般，到处招摇撞骗，也是中国未来的一大祸害。
附录：张五常最新演讲实录
三十多年前，我回香港任教职的时候，一个朋友叫我多写文章，提供意见。我当时对他解释，我是从事学问的，我不是改革社会的，我可以不说，我可以说错，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我是抗战时期离开大陆逃难的人，我在大陆挨过饥饿，是不可能不关心国家的，就这么简单。我的关心是肯定的，希望国家好也是肯定的。
经济不好 楼市却飙升的三个原因
在目前来看，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的。在八年前，推出新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我就说会有很多地方发生负增长，现在回看，有些地方是很明显的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没有人知道国家整体真实的统计数字，地方政府打报告上去的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我不想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是不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城市的房地产上升很快，深圳市、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等等都在限购，假离婚也不行，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经济不好是事实，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是某些城市楼市的提升，是绝对是真实的。
经济不景气，楼价却飙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很难解释，原因是因为由于几个因素的合并，我自己认为，要找到满意的答案，要向你们解释，为什么经济不景，而楼价会上升呢？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理由。三个不同的理由带来三个不同的现象，加起来就是为什么楼价在某些城市会急升的现象。
第一个理由就是《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一些月薪是八九千块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管制，反而三四千、四五千的劳动者比较麻烦。《新劳动合同法》的那些条例里，政府虽然说不会主动的管理，不会主动的执行，但是你要拿一个《新劳动合同法》去搞事情是可以的。还有很多地方工人拿着《劳动合同法》的某一条，勒索企业拿。但是到月薪八九千块那个层面，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像深圳这种做高科技产业的城市，八九千块的工作很容易找，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深圳人口的增长幅度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听起来是很吓人的。几年前，深圳只有几百万人口，现在达到了两千一百万，过几年就要变成三千万人了。那么有这个现象的发生，楼价当然上升了，深圳升得太急，在深圳附近的城市比如东莞也跟着上去了，惠州也上去了，这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念书念得比较好的青年，跑到深圳去。
杭州、上海、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那些青年开始集中到有高科技产业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劳动合同法》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约束，他们移民到那些城市，这是某些城市楼价上升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呢，在目前的《劳动合同法》局限之下，在中国投资设厂根本没有办法做。你说到东莞去开厂，人家说你神经病，根本没得做。这就是钱都转到房地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全世界都在说人民币汇率要下降。另一方面，现在人民币出境是很困难。你们知道地下钱庄很重要，他们协助小工厂做生意，但几十年来，我没见过地下钱庄这么难把钱转出去的。你想想看这个问题，人人都认为人民币要下跌，你想要保值，钱又出不去，就变成了“困兽斗”的场面。只能逼着你在国内买地产，当然，人民币会不会下跌我不清楚，但是全世界都这么说。所以这三者合并，就促成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要买楼，那当然是买在高科技产业所在的城市的，以我比较熟悉的深圳来说，有华为这样的公司，杭州也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假如要请一个很厉害的员工，在大陆起薪只要八九千块人民币，而香港需要两万块钱左右。美国请一个相同水准的人大概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块钱，而中国有这么多精英。
两年前我说，十年之内深圳会超越香港，他们不相信，但是我最近说，不需要等十年，现在已经超过了。我还可以肯定的说，十年之后，深圳会超越美国的硅谷。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呢？
但是讲良心话，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不可能都搞高科技的，现在很多工厂都搬到了越南、印度，本来中国制造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有《劳动合同法》的存在都搞垮了，我们是不可以没有这些工业的，可《劳动合同法》堵在那边。
现在人民币的弱势，国际上很清楚，所以中国政府也担心，不敢把人民币放出去，如果人民币蜂拥出去，一定会贬值，假如人民币维持前两年的强势，人民币是不会外流的，所以一定要把人民币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局面。
西方有一些国家很希望中国发展的不好，有些国家很希望把中国搞垮。如果把人民币搞得强势、稳定的话，出口，引进外资都会受影响，所以一定要撤销《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而且还要保持当前的县域制度。
可以改良制度 但不能拆散制度
其实，中国的制度是很好的，我写过一本书解释，说最好的制度也不过是这个制度，不要跟事实争议。中国有现在的增长绝对是人类的奇迹，从90年代到2007年，这二十年时间，绝对是人类历史没有见过的奇迹。不要跟成功争论，你不能左谈右谈，要静下心来问这个题目。
批评中国很容易，但不能只是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是有做对的地方，比如县域竞争制度做得就很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跟世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不要什么都抄外国的。你要搞清楚，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贪污。中国人送礼比外国人大方得多了，过年过节小孩子的压岁钱要很大一包，十年前月饼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请客吃饭是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和风俗，再加上地方政府那种层层承包的设计，造成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才出现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
在调查一个中国县长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月才不过四五千块钱，加上应酬费一两万，他要帮助地方的企业做很多事，把企业安排得非常好，企业请他吃一顿饭，送一点礼物总是难免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很麻烦，又不准送礼。现在整个景德镇全部是负增长，你们去看看。
因为“反腐败”那一条线不是很清楚，有些贪污是明显的，但是那一条线怎么画，不是那么清晰。以中国的文化来说，这也是很难画清晰的。如果在中国设了工厂，假如水不清，山上流下来水很肮脏，你只要打一个电话给地方干部，他们就有人来帮你弄好。因为他把你的生意当做他份内的，他把一个县当成一个商业机构，为了要跟其他的县争取生意，所以他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你都很难相信服务能够那么周到，其中包括喝酒、吃饭。那么现在的制度搞得很麻烦。
国家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制度，你就要改良这个制度，但你不可以在这个制度之下，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就把制度给拆散了。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制度，中国才有了大发展。我说这个制度一定要再改，因为它不能够持久。
现在有个奖金制度，大概是以土地引进外资，然后有奖金制度大家就拼命做，导致土地越来越少，进而能够用来引进外资的土地也越来越少。现在不能再用以往的奖金制度了，这不是夸张的。
楼市过快上升很危险
事实上中国本身有很成功的地方，但我开始担心一个问题，我用方程式来表达，就是“W=Y/R”。这个方程式是费雪在二三十年代的伟大贡献。W是什么？是财富，以我们现在来说，楼价是财富，收藏品是财富，自己的学识也是财富。Y是年金的收入，就是预期的收入。R是利息率。这就说明，你的财富等于预期的年金收入除以利息率。这一点非常重要，换言之预期年金收入上升，财富就会上升。或者预期的利息率下降，财富上升。
预期收入上升，财富也会上升。因为收入的变动，会导致财富的变动。在房地产来说，因为租金的变动，会导致楼价的变动。因为租金变动要除以利息率，这个基本上是很可靠很有用，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来看，怎么看财富跟收入的关系。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之下，财富转变了。美国1929年财富飙升，2007、2008年，楼价财富飙升，日本80年代后期，楼价飙升，显然不是因为收入变了，也不是利息变了，这种现象会出现的，但机会不多。而因为财富无端端的上升的很急，然后发生急跌，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大萧条。
假如财富的上升，由于预期收入的上升，而真的当预期收入有上升的时候，投入上升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假如财富无端端的上升，由于种种原因逼他上升，突然间跌下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这是市场无从调整的，假设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为什么呢？很简单，假如我的儿女去念医，预期的收入上升，所以我今天多花一点钱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我的儿女快变医生了。这是预期的收入上升，所以我现在财富上升了。
假如突然间我的房子无端端的上升了一倍，我自己以为我将来收入会上升，而事实上只是你现在房子上升了一倍，上升了两倍，你事实上会把这个房子卖掉，而享受这个高收入，你可以做得到。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楼价上升不是因为预期的收入上升，其他某种原因让他上升，楼价上升，那些以为自己将来收入会上升的人，计划就不一样了，你拥有一层楼，突然间变到一千万，你将来的话，你以为自己有一千万带来的收入，你想想，你预期的收入，这种无端端财富上升的，预期之后，然后将来生活都被改掉了，当它无端端又掉下来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
出现这种情况，我刚刚讲的这三次的经验，他们都没有脱离这个困境。预期的租金上升，当然是好事了，预期的收入好，你自己财富增加。假如这个楼价上升，是某种情况逼出来的话，那楼价下跌的话就会很麻烦。几十年都翻不了身的，这是日本的经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中国是不是现在到了那个地步呢？我的观点应该还没到，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逼着楼价一直上升，所以说来说去都是要取消《劳动合同法》、取消《反垄断法》，再继续引进外资，你一定要鼓励制造行业，制作行业是很难做的，鼓励他们。然后人民币迟早都要放出去的，前几年的形势很好，应该放出去，我也写得很清楚。要像一个锚把它放出去，但是现在呢？假如现在放出去，我们适时的看到，人民币有弱势。人民币弱势的时候放出去会流得很厉害，人民币强势的时候放出去会很好，所以一定要把人民币搞好。
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经济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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