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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Lily Fang, Josh Lerner, Chaopeng Wu,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No. 22685, Issued in September 2016.
制度与创新：
“熊彼特”
还是中国特例？
制度经济学的“熊彼特观点”认为：“有效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会导致更好的经济表现。”然而，过去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的法律与金融制度相对贫乏，但是中国经济依然快速增长，有效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吗？因此，关于制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是“熊彼特”还是“中国特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主要是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2016年，在“十三五”规划中已把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点。本文中作者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所有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熊彼特观点”和“中国特例假设”进行了考察。具体研究中，本文中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1.中国的创新发生在哪里：在国有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
2.法律制度——特别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中国的创新是重要的吗？
3.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反应更敏感？
针对以上问题，“熊彼特观点”认为，有效的制度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易于鼓励人们进行创新，从而获得超额的利润（超过平均收益率的利润），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制度越有效，交易成本越低，社会分工就越充分，从而更容易进行创新。从而，企业创新的激励在于能够从创新中获得利润，而能否获得利润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此，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阻碍创新。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应依赖市场发展模式，发展私营经济，由于私营企业面对事后征用的风险（danger of expost expropriation）较高，制度质量，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私营企业的创新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比较薄弱，然而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最多的专利申请国。“中国特例假设”认为，虽然中国缺乏法律保护，但是国家所有制给予了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并且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干预或偏袒的法律手段）也避免了被征用的风险。由此，这种解释认为，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国有企业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是十分重要。
实证研究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对具有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中国城市间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创新进行了比较。在实证研究中，本文考虑到可能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问题，第一，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本质上具有差异：由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产业分布不是随机的，因此，可能与地方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质量相关；第二，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的质量本身可能是地方创新活动内生化的结果（创新活动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没有采用简单的横截面比较，而是利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事件作为一种识别方法。这种想法在于，私有化事件导致了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保持了其他企业的性质没有变化。因此，可以比较同一企业在私有化前后创新率的变化，而且，通过考察具有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地区的不同企业创新率在私有化前后的变化，还可以识别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联合效应。因此，本文中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事件作为一种识别方法，采用了双重差分法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模型设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i在t年的专利存量加上1的自然对数，即log(patent_stocki,t)，用来衡量企业的创新;POSTi,t 是一个二值变量，即当属于私有化后的年份时为1，否则为0; IPRi,t-1 为企业i在t-1年所属地级市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 POSTi,t*IPRi,t-1 是时期二值变量POSTi,t 与知识产权保护测度IPRi,t-1 的交互项。控制变量Controlsi,t-1 包括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无形资产比率、总资产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以及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GDP增长率、大学的密集度、政府的研发资助。此外，模型中还包含产业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以及企业的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相关数据说明如下：（1）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发布的25个省份66个地级市的知识产权指数（IPR index）；（2）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CSIPO），经作者手工搜集，并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专利存量数据。（3）国有企业（SOEs）私有化指示变量，根据本文的分析，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发生在中国的第九个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1995年到2005年间，其间，据估计，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推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因此，本文中取2006年为分界点，构造二值虚拟变量。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期间涵盖2002—2011年，数据详细说明见原文。
值得说明的是，在实证研究中，作者不仅利用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事件进行了分析，而且还采用了企业国有化事件进行了反事实分析。此外，本文还采用了知识产权保护测度的工具变量进行了估计，主要采用两个工具变量：一是，采用1920年之前一个省份内传教士创建的基督教大学的数量作为企业所在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基督教大学对于向国人灌输西方价值，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等方面是重要的，因此，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工具变量；二是，采用清朝时期企业所在省份是否存在英国人的居住地作为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在英国人的居住地可能按照英国的价值观进行构建地方管理和法律制度，可以传播知识产权等法律思想，因此，一个省份内是否具有英国人的居住地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弱的工具变量，其工具变量为一个二值变量。最后，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所有制对企业专利数量影响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了专利的引用数、在美国/日本/欧洲专利局的专利活动等专利质量测度作为创新的指标进行了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企业私有化后创新显著增加。平均来看，与私有化前的五年相比，私有化后五年企业的专利存量增加了200%—300%。第二，在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严格的城市创新增长更高，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测度一个标准差的增加（one standard-deviation increase）约使专利存量在企业私有化后翻了两翻。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些结果不仅仅存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情况，而且存在于企业国有化的反事实情景。第三，本文发现私有部门专利的引用率更多且具有更广阔的国际化表现，换句话说，私营企业的专利比国有企业的专利质量更高。总之，本文的证据，强烈支持“熊彼特观点”：即使是在中国，制度对于创新依然重要。
结语
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在经验研究方面，本文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广泛地说，是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文献。现有的许多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可能受制于内生性或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的影响。而本文的研究焦距一个国家，并使用特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事件作为识别策略，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考虑了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改进。第二，在政策含义方面，在过去的三十年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例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由正式制度推动的，而是由非正式制度，如信任和关系来支持。本文的证据显示出这种观点是有局限的。对于创新，制度质量确实重要，特别是私营部门的创新，对于技术进步来说影响更大也更为重要。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功的关键将依赖于更稳健制度的构建。
Abstract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we study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PR) protection affects innovation in China in the years around the privatiza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novation increases after SOE privatizations, and this increase is larger in cities with strong IPR protection. Our results support theoretical arguments that IPR protection strengthens firms’ incentives to innovate and that private sector firms are more sensitive to IPR protection than S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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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段雨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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