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 刘 宝 实习记者 蔡 瑜
日前，第五届慈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行。记者了解到，此次慈展会以“以法兴善、助力脱贫”为主题搭建平台，专设“扶贫济困”专区,集中展示了社会力量在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先进经验和主要成果。官方数据显示，在开幕式上有5个慈善项目成功签约，总计1亿元，这笔善款将直接用于“精准扶贫”项目。
精准扶贫在于扶人，也需要扶人的人。据悉，2016年5月，深圳市共派出500余名领导干部，前往广东省各贫困县，开展为期3年的驻村扶贫工作。“这批从深圳去河源的干部大都是年轻人。”深圳市直属机关团工委副书记王映彬就是担负重任者之一，曾经参与第一届慈展会组织活动的他，今年专门回慈展会看看。谈及当时接到任务时的光景，时年33岁的他告诉记者，自己那时仍有满腔理想：“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工作了几年的人，都觉得去做这个事情很锻炼人，而年轻人本身是想做点事情的。”
“在过去，很多贫困村和居民，得到资金的扶助后，钱没有花到位，其实是需要人才去做这个衔接的，实现贫困地区和外界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主要担当的就是这么一个作用。”王映彬感叹，在他们扶贫工作者的心中，始终夹杂“摸着石头过河”的雄心壮志与忐忑不安，他们从善如流，扮演着 “摆渡人”的角色，不让贫困户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为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作出个人的牺牲。
精准扶贫，需要那些“摆渡人”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规划对农村扶贫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目标：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据悉，在长期的粗放扶贫工作中，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具体的落地工作中，谁是贫困居民、贫困的实际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地帮扶等，都存在不明确性。2016年10月17日，我国第三个“扶贫日”，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目前已使7亿多人脱贫，但是截至2015年，我国仍有5575万人没有脱贫。因此，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精准地做好“一对一”扶贫是必然选择。
会场上，记者遇到了王映彬等一干精准扶贫的“摆渡人”。面对记者，他们要说得很多。
王映彬任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铁场埔村工作队队长，同时挂职东源工作组，他所在的扶贫工作小组共四人。王映彬将自己的工
作分为三大块，一是贫困户的脱贫，重点和难点是产业扶贫；二是农村基础建设，保障民生；三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上任的5个月以来，他们经过摸底和排查，走访20几个村，从对帮扶村的情况一无所知到逐步走向精准扶贫的正轨，其中的艰难恐怕只有扶贫干部自己最为清楚。曾任职于深圳市民政局的王映彬，参与了第一届慈展会的活动组织，“这次（第五届慈展会）回来看看，一方面是个人对公益感兴趣，回来转一转，另一方面是看看能否给村里找到相应的扶贫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毕业生付海霞，是由深圳团市委引进的公益组织“黑土麦田”中的一员，“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新模式下，自9月初起在河源市和平县三乐村做产业扶贫工作。和王映彬一样，她在慈展会现场四处“转悠”，想把个人力量发挥到最大：“我们这个公益组织主要在北京那边，资源太远了，所以我们要扶贫，除了深圳市团市委会给予很大的帮助提供一些资源，可能更多得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公益上的资源。”付海霞在展会上不时寻找和残疾人相关的慈善机构，因为村里有两位脑瘫患儿，她希望能为他们多寻求一些帮助，尽管这并不是她现今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我们村本来有一整套的发展计划，但是目前看来，还是先用好扶贫资金，种植百香果。”听到王映彬向记者介绍自己的驻村扶贫工作，付海霞颇为兴奋地介绍起自己驻村半个月的调研成果。“还养东西不？”王映彬问付海霞，又继续问道：“你们养羊不？”在现代化展会上听到这样的提问，场面显得颇为有趣。慈展会上碰巧相遇的两人，想要多了解对方驻村的情况，同时也多学习一点经验，这份热情，无关钱财，有关理想和志向。
精准识贫，“形象工程”要不得
在实际扶贫工作中，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识贫”，精准识别才能做到“一对一”帮扶，帮助每个贫困户“脱帽”。2016年5月25日，广东省扶贫办举办新时期精准扶贫培训班，以电话电视会议形式对全省1.2万余名扶贫干部开展精准识别培训。扶贫办负责人特别强调，不能单纯以收入作为贫困户的唯一识别标准，还应考虑支出，重视考察贫困户的吃、穿、住以及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情况。
王映彬等驻村干部是逐户走访农户，做好核定工作，通过程序摸底看他们的收支情况。年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是广东省评定贫困户的硬指标，其实如果一个5口人家庭中有成员在外务工，即使月收入为2000元，年工资性均收入也有2.4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便极有可能超过了广东省定的标准线，而在入户摸查的过程中，则不可以仅凭个人年收入来敲定贫困户，王映彬称：“我们是有规定和标准的，要综合考虑收入和支出，除了收入还要全面核查农户房屋、疾病、劳动力和教育等情况，并按照规定程序认定为贫困户。”王映彬告诉记者。
在贫困人口识别方面，国务院扶贫办设计了村民申请、村里评议公示、乡里审核再公示、县里审核最后公告的识别程序，只要严格按程序操作，贫困人口、贫困村完全可以做到精准识别。而在精准识贫工作中，更为关键的是识别贫困的真正原因，这就需要帮扶干部更用心地深入贫困户的生活。贫困户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缺乏劳动力、有的缺乏技能、有的缺资金等等，要分析致贫原因，根据具体情况，依据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的解决方案。
此外，王映彬提到，在基础建设中，会看到城市与乡村本质上存在的矛盾凸显，比如已经建好的图书馆，可以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但实际上看书的人并不多，显然智力扶贫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文化广场的选址成了王映彬面临的难题，因为村里都是散户，必须选择最恰当的地方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如果重新开辟一块地，离村民都远，那就失去意义了。
扶贫相关人士称，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
产业扶贫，坚持“摆渡”
在慈展会的“扶贫济困”专区，记者看到不少以“万企帮万村”的产业项目，贫困村依靠自身天然的地理环境和优质资源，不论是果蔬、蚕丝、茶叶等天然农产品的种植，还是猪、羊等牲口的养殖，都能够在企业的帮扶下，如提供种苗、传授种（养）殖技术、拓展销路等，搭建起良好的产业化链条。然而，若出现产业扶贫工作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则会导致产能过剩，因此搭建人的扶贫决策必须因地制宜、因人出方。
“所有的国家政策落地，必须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假如有人认识不一致，或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很难做。”王映彬在工作中总结了扶贫的经验，他认为扶贫要依靠三个方面：其一，依靠河源县的干部和群众，其二，要靠“大后方”，也就是他所在的扶贫单位，提供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其三，依靠本村的山山水水，需要因村制宜，“如果其他村种什么，你也跟着种，那最后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他说。
“我们认为，一个村的生态会改变，不是一人给多少钱，是一个村有自己的产业，契合村发展的产业，能慢慢地改变村的生态，这才是最关键的，要不然我们走了以后还是一样，不仅要有方法，而且要把实在的事情带进来。”产业扶贫是能否真正帮助贫困户“从根底脱贫”的关键所在，王映彬认为，对于众多从城镇因村派去扶贫的干部而言，因不是学经济或者管理企业出身的，所以最难攻破的是产业扶贫，他们所能做的，除了帮助资金落地用在实处，主要是看看这个村有什么优势。
王映彬在几个月的驻村过程中，经实地考察发现，铁场埔村以山地为主，有天然的养殖条件，于是准备集体养羊，养得不多的话，他认为销路是不愁的。他向记者说起农户养羊的产业：“我们村里养羊的项目，一个是利用了村里的山地，另外不需要太多劳动力，一个人可以养很多只，如果农民想养，我们会给一些种羊、补贴啊、技术之类的，带动农民一起养，项目养的利润可以返回贫困户。”深圳市距离该村仅3个半小时路程，而现在盛行的农家乐也在他思考、建设的范畴之内。
提及这一计划产业，王映彬心里也有不少担忧：“一个镇有镇的产业，一个村有没有可能有自己的产业？整个大的市场经济形势不太好，你说要找一个好的契合点，不太好找，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精准扶贫”的策略制定中，人的因素决定了产业的成败，而产业和资金到位，扶贫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这是扶贫工作者的共识。
据悉，未来3年，东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目标是：以2015年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以下的全县相对贫困户10996户32307人和省认定的50个相对贫困村为主要帮扶对象，到2016年底，9520个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2017年底，12694个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2018年底，9520个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部相对贫困村实现摘帽。
面对扶贫专项资金下发延时、工作进程中资金不足等实际问题，王映彬称压力较大，扶贫工作的考核能否完成也是未知数。但是，作为“摆渡人”的王映彬并不害怕压力。即使精准扶贫的“摆渡”之路步步维艰，也应坚持胸中的理想之火不灭。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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