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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推文0574】身份认同为什么应该被经济学家所重视?——读《身份与暴力》

  原文信息:[印]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如果要问你,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让你触动最大的角色是谁?萧峰或者说乔峰是很多人心中的不二人选,契丹身份和汉人身份的不可调和,让他最终选择了自尽。不知道如果是你处在这样的困境会如何选择,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因为经典的经济学讨论中不会考虑身份这件事。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无独有偶,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一书中,一个在孟加拉长大、养父母都是孟加拉人的具有印度血统的小孩,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那么,什么是身份认同?为什么身份认同应该被引入经济学之中?

  身份认同是人们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认知,是一种将人进行分类的方式。譬如,从职业的角度看,有老师,有警察,有医生等;从性别的角度看,有男性,有女性,还有做过变性手术的人;从知识层面上看,有文盲,有教授等等。因此,身份认同是人们对于自己身份归属的一种认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方式都会成为身份认同,譬如所有在上午10点出生的人,再如所有穿42码鞋子的人,他们不会因为别人和自己都出生在上午10点而对这一个人群产生较强的身份认同,不会因别人和自己都穿42码的鞋而有更强的身份认同。

  一种具体的分类能否恰当地构成一种身份,取决于社会环境。例如,如果人们相信所有出生于上午9:00至10:00的人容易染上某种特殊的疾病,再如,假如出于某种迷信的缘故,某个独裁者下令限制这个特定时间段出生的人的自由,因为女巫告诉他,他将会被某个出生于这一时间段的人杀掉,那么属于这一群体的人可以达到相互认同并团结起来,理由就是他们同属于一个群体并在共同经受苦难。

  “有时某种分类很难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支持,但由于社会安排,它仍然可能很重要,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指出,一种社会行动可以人为制造一种区别,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并且“社会魔术可以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从而改变他们。这就是竞争性考试所做的事情(第300名候选人可以神气非凡,而第301名则不名一文)。换句话说,社会充满了差异,仅仅因为人们有意制造了这些差异。”

  即使一种类型是任意的或者没有合理根据,但一旦它们以鲜明界限的形式被明确表示出来,并被人们所认可,由此划分出来的群体也就获得了一种派生意义上的重要性(比如在公务员考试中,所涉及的差别是拥有一份好工作与没有工作),而这足以同时为界限两边的群体提供身份认同的充足理由。

  接下来的问题是,身份认同为什么应该被引入经济学中?

  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家常假定个人是自私自利的,并将其作为”理性“(rationality)的唯一要求,为大多数经济理论提供了行为基础,并被冠以”经济人“、”理性主体“,我们称之为“身份无关论”。然而对这一假定有很多批判者,其中包括亚当斯密本人——该假定的奠基者,也对唯利是图这一假定表达出深刻的怀疑。实验经济学和其他行为检验结果也为反驳这种唯利是图的假定提供了证据。正如John Donne所警告的,”没有人是一座仅仅只有自己的孤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类本能地会有同情之心。此外,”如果认同感能够导致群体的成功,从而也使个人受益,那么身份认同感的行为模式将由此得以复制和扩展“。因而“有必要将个人对身份的认知与理解加入到经济学有关偏好和行为的假定中去”。正如乔治阿克洛夫将个人对群体中他人的认同称为”忠诚过滤器“(loyalty filter),并认为它可以强烈地影响人人的行为及人们之间的互动。

  另一方面,经济学中另一种看待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单一归属论“,即假定每个人实际上都只属于某个单个集体,假定只存在一种单一的社会归属。这一点最为森所诟病,甚至不惜用下面的话来评价《文明的冲突》一书,“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分析只是反映并且放大了那些并不属于思想界圈子的共同观念。比如,把’西方的’价值观与’那些他人’的信仰对立起来的做法在公众的讨论中非常普遍,它不时见诸小报的标题并构成了政治常说以及反移民言论的一大特色。在我看来,911事件之后,对穆斯林的成见往往出自于那些并非真正专家的外行人。但是,文明冲突理论经常能够为粗鄙的流行观念提供一种所谓的复杂基础。精致的理论也能支撑并不复杂的偏见”。

  支持“单一身份论”的两类观点:“有限认知论”与“身份发现论”。“有限认知论”认为由于认知的限制,个体无法通过除了社区身份之外的其他方式来思考自己的身份,她的社会背景牢牢地建立在“社群与文化”之上,社群文化也决定了她的推理方式与伦理观念。

  “身份发现论”是个体在认识“我是谁”的过程上,会优先选择的社群身份认同,Michael Sandel极其精辟地解释了这一观点“社群所描述的不仅是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什么。而且是他们是什么,这不是一种由他们所选择的关系(诸如自愿协会),而是一种由他们发现的归属,这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属性,更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即,通过自己所处的境遇来定义自己是谁。森对身份发现论的反驳是,一个人不能只是发现除社群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还应该有选择身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选择哪种身份的自由,也就是他生命中不同忠诚的范围。

  因此,完全忽视文化因素的观点,或是将文化看做独立而静止的力量,从而永恒存在且具有不可抵挡的影响力的观点,都不应当是经济学家在处理身份认同——这一重要的文化维度时的态度。“文化宿命的幻觉,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还会严重消磨人们的斗志。这是因为,它会使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产生一种宿命意识和听天由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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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小编:杨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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