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阶段，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去向继续分化，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隐患增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刚刚召开的“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负责人等多位国内外教授、专家谈了对于金融体系、人民币汇率、资本外逃等热门话题。
文/成飞聚金/微（cf1068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认为，人民币短期有贬值压力，但“迟早会上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表示，中国不要再实行固定汇率了，也不要再盯住美元了，甚至也不要再盯住“一篮子”货币了，要重点关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三大因素。
国际金融体系：如何划定边界
会上，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在题为《国际金融体系：融合和底线》的演讲中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它能决定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哪种货币将会成为世界货币是由大众和商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的。
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积极的影响，可以加强金融体系内的竞争，构建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同时，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驱动力。
托马斯·萨金特还回顾了美国的历史经验与全球国际货币的演变过程，剖析了当今国际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他认为，从历史看，英镑之所以能实现“国际化”，不仅仅是英国政府的决策，而是整个商业界一起决定的。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局势变化的结果。此外，仅就金融方面而言，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界限”在哪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时至今日，如何平衡“自由化”与“风险管制”之间的关系，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贬值是控制资本外逃的好手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在“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虽然中国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的出台，为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和进展。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对快速的信贷增速的控制，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还缺少进一步的举措。
他认为，虽然中国有非常充足的“缓冲地带”。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些“缓冲地带”进行很好的利用，这些“缓冲地带”会很快消失。
罗德劳尔表示，中国最近的信贷激增，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最终信贷市场的投资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在增长。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经济如果有下降的趋势，有可能会发生危机性的事件。
此外，他表示，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疲软资本账户。中国已经经历非常多的资本外流。在过两年，中国的居民开始非常大的转移，从国内的储存账户转移到海外货币，或者持有海外市场资产。
对于资本外流，余永定认为，中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让中国国民有了出游旅游、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需求，从而产生对资产进行配置的行为。这种居民资产优化配置也造成了资本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表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竞争力有所下降，特别是某些产业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中国整个投资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希望把自己的投资转到海外，同时海外投资者不太愿意把资金投入中国，从而导致资本外流增加，也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余永定表示，面对资本项目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自“8·11”汇改之后，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和遏制资本外逃。在“8·11”汇改后，央行的汇率政策允许让人民币逐步贬值，让人民币的汇率尽可能接近其均衡汇率。在这个过程中要慢，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加强资本管制是必要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还认为，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对控制资本外逃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因为人民币贬值之后，资本外逃的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上升，从而抑制外逃的意愿。
樊纲表示，中国当前所谓的“资本外流”既有投机的因素，也有周期性的因素。因此，人们应该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但是，从政策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希望这种变化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在现阶段，政府进行适当的管理，不要轻易放开一些宏观谨慎的措施，从而使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金融要为经济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下，也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后的转型挑战。中国金融业不仅需要改革开放自身得到发展，同时也要为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他认为，今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篮子，加速了中国经济融入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步伐，未来，中国如何借此契机和“一带一路”为平台积极构建更透明、更有效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与金融安全保障体系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是跨时代发展的战略，香港在这方面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充裕的人才供应，以及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可以为“一带一路”有关企业和发展项目提供“独一无二”的专业服务，凸现其作为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纽带作用。
史美伦表示，稳定有序的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个阶段，香港仍然要继续发挥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作用。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离岸市场在服务法律框架等各方面的优势的技术会得以发挥，不会因为在岸市场的开放而失去了它的功能。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中香港有新的机遇。
关注影响汇率三大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认为，最近两年，中国的资本账目逆差超过了经常账目顺差，从而导致了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汇率自然受到了贬值压力。不过，由于中国加强了资本管制以及美联储推迟了加息的步伐，让人民币贬值压力实际上下降了，加上新的汇率形成机制，这些因素都导致人民币的汇率趋于稳定。
对于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余永定表示，“从短期来讲，我们是会有贬值的压力。”人民币贬值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央行目前已经逐步在减少对人民币的干预，趋势是要下跌的。但是有个问题，谁都难以预测汇率，汇率在短期来讲无法预测。但总体来说，考虑到国家经济增长状况等因素，人民币还是应该贬值。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表示，中国不要再实行固定汇率了，也不要再盯住美元了，甚至也不要再盯住“一篮子”货币了。中国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就要继续往前走，不要再幻想着固定汇率制度再回来了。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也要尝试在汇率更加浮动的情况下思考自己的投资、生意和资源配置。
那么那些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呢？樊纲表示，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有三种情况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发生变化：1、美元基本面的问题，2、国内宏观因素，3、其他货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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