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穷国脱贫需有效政府 中民投扶贫作用大

　　2015年10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冷空气已频频南下，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最高学术机关和最大科学中心瑞典皇家科学院面对全球媒体宣布：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和福利”领域的突出贡献。这位微观经济学家此前并未作为热门候选人出现在汤森路透麾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的2015年度引文桂冠奖获奖名单上，这一名单被广泛用于预测在将来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精英。

　　2016年10月，这位一人独享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者在获奖后一年后再次访华，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坐落在长江入海口的东方明珠——上海。此刻，端坐在搜狐财经记者前的这位老者头发已花白，但仍谈吐清晰，精神抖擞，除了学者身份，他还是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今年的新委员。与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印尼工商会名誉主席苏里约等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他专家不同，安格斯•迪顿的身份相对更为简单。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内，尽管也曾在不同机构任职，但安格斯•迪顿将其绝大部分精力分配到学术上，潜心研究消费收入、消除贫穷等问题。

专访迪顿

　　来自苏格兰的求学者

　　1945年10月19日，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年轻时期的迪顿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是爱丁堡Fettes学院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6年-1983年，他在布里斯托大学任计量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工作。

　　1983年，安格斯•迪顿跨越大西洋从他出生的英国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工作，此后他一直留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迪顿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他是1978年首届经济计量学会“弗里希奖”得主；他还因为在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经济福利度量等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11年BBVA基金会的“经济、金融和管理知识先锋”奖。

　　凭借多年卓越的研究成果，迪顿在美国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研究横跨了消费的许多不同方面，其研究成果主要解答了消费者如何对不同的物品支配开支、社会收入是多少以及留存多少、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等问题。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也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其实不难看出，中民投选择安格斯•迪顿作为其国际顾问团的一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迪顿多年来对消费和收入、以及消除贫困的研究。

　　关注贫困问题，肯定中国脱贫成绩

　　近20年来，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迪顿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通常比收入数据更为可靠。在长达20多年的研究当中，迪顿坚持以住户调查的方式，获得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测量和贫困程度的一手数据。他倡导通过这些详细的数据，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等统计数据来衡量贫困和福利，并评估政策效果。他还测试出衡量贫穷国家的最优数据收集方式，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物价以及消费产品品种、质量不同，而产生的统计口径差异问题。

　　在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长久研究中，迪顿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脱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曾指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能力缺失。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迪顿明确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

　　而对中国的解决贫困问题的表现，迪顿给予了高度肯定。迪顿对搜狐财经表示：“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其过去三、四十年间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即帮助更多人脱离了贫困，中国脱贫人数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迪顿笑称在中国访问期间经常会遇到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被各路记者们询问“如何解决持续存在的贫困问题”。迪顿认为：这是其他国家才应该问的问题，而来到中国应该是他自己来询问中国政府如何解决贫苦问题，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虽然中国还没有完全消除贫困，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任何人的合理预期。

　　扶贫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目前，扶贫开发工作被提升至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力争2020年前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中民投将光伏产业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走出一条精准扶贫、生态发展和清洁能源建设相结合的崭新途径。

　　中民投旗下中民新能在国家级贫困县宁夏盐池县建立国家级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建设规模为2GW的光伏电站——迄今为止亚洲最大的光伏电站，并开创了“光伏+”精准扶贫模式，通过做大规模效应的溢价来扶贫，相较过去的单纯扶贫，是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方式。

　　以宁夏为起点，中民投迅速布局光伏产业，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地实施光伏扶贫战略并围绕光伏开展光伏扶贫。以光伏为依托，以当地资源禀赋为出发点，中民投在企业社会责任和项目规模效应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

　　坚持揭秘的怀疑主义者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特意强调：通过强化个体消费决定和整体经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搜狐财经了解到，迪顿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来自三方面的成就：一是与同事约翰•纽波尔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一套评估不同产品需求的体系，二是在上世纪最后10年中针对消费和收入二者关系的深入研究，三是最近10多年中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标准和贫困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消费和收入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消费者如何根据收入分配不同商品的消费支出？历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不同的解读。解答这个问题不仅对解释和预测消费模式十分必要，也对评估政策变化（比如改革消费税）对不同群体所享福利的影响十分关键。政府如果要对某人群减税，就必须在政策颁布之前了解到这一人群收入增加之后消费行为如何变化，会影响哪些产业，进而会不会使其他人群受损。因此，充分了解并掌握消费需求变化对政府决策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60、70年代，研究者们测试了各种各样已知的需求理论，结构发现这些理论全都不合格。在学界和业界一筹莫展之际，迪顿指出，以往的消费需求模型其实都在沿用一些潜在的默认，这些默认非常的狭隘，会导致研究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在1980年前后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和同事米尔鲍尔等人发展出“近乎完美的需求体系”这一理论，用简单而灵活的方式评估整体商品价格和个人收入对每件商品价格的影响。这一系统在提出伊始并不那么好用，但由于其原理通用而被学界广泛接受。如今，他的理论和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修正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评估所使用的标准依据。35年后的今天，这个系统早已成为研究经济学政策的标准工具，对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的价值无可估量。此后，在对消费和收入研究的过程中，迪顿还发现了著名的“迪顿悖论”。迪顿坚持从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消费行为，一改凯恩斯以来经济学者在宏观经济学学研究中单纯依赖总量数据的不足。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挑战、到对以总量分析为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扬弃，从对外国援助的批判，再到对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去评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干预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迪顿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扮演探究消费、财富和收入等经济学难题的揭秘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高净值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中国人海外投资的欲望随之上升，如何平衡收入和消费的问题也成为了高净值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一大难题。以高净值阶层为例，大部分高净值阶层在海外投资中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而中民投作为全球化的大型产融集团，自成立以来短短两年时间内便在海内外攻城略地，迅速成长为资产规模达2000亿的巨无霸，在海外投资中拥有丰富的经验。作为中民投的国际顾问，迪顿以其一贯以来严谨的治学态度向搜狐财经表示：他希望能作为中民投国际顾问团的一份子，集各家之言，帮助中民投在海内外服务更多不同的人群和阶层。

　　看好全球经济 劝诫创业者要平衡财富和幸福感

　　近期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各国央行竞相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飞涨。尽管迪顿以微观经济学见长，但搜狐财经依旧将“全球经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一看似不太搭边的难题抛给了迪顿。

　　这位“接地气”的微观经济学者在短暂的思考后以坚定的口吻表示：“我对整个世界的未来都非常乐观，当然也包括中国，谁又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呢？”迪顿表示：尽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处在艰难的困难，但他相信世界各国政府能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灵活应对。

　　当然，迪顿也对搜狐财经表达了他的疑惑。他认为：不知道出于哪些原因，欧美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政府一直不愿意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欧美政府的不配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这同时也致使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高企。与此同时，迪顿认为：中国并不存在欧美政府的难题，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政府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近年来，迪顿的关注点转移到幸福感和不平等问题。自2001年以来，他陆续发表了《健康、不平等和经济发展》、《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等畅销书。2010年，迪顿在与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合写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中系统阐释了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钱多可以带来较满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不过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迪顿建议，在对各国福祉进行比较时，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实可靠。

　　对于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创业浪潮，迪顿表示：创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的创业者要在谋生赚钱和幸福感之间取得平衡。但他同时也支持中国人通过创业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取得成果。（文/郎梦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