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有了成就的部分就是放小。所谓放小就是把国企民营化，这是国企改革的真正重要方向，取得了成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把国营企业民营化，这部分企业就解决了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抓大那部分把软预算约束问题又藏起来，放到另一个窝里去长，加上地方政府又大规模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巨大规模的发展，产生了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因此，这是老病复发，而且还长的很深，带来的病就是今天看到的产能过剩。
这是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在长江商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作出的表述。此次论坛以“中国经济新风向：远见与决策”为主题，探讨中国经济现状与发展方向。
论坛上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与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中国区经理Tom Rafferty进行了对话。
许成钢认为，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要素就是产能过剩。产生产能过剩有两个基本原因，哪个不解决产能过剩都不能解决。基本原因一：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最基本原因是全体中国家庭住户可支配收入占中国GDP的比例过低。翻译成最简单的白话，老百姓钱太少。
经过中国的改革，所有人都变得比以前富裕一些了，这都是事实，但是占GDP比例太低使得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当然生产过剩。
另一层基本原因，软预算约束的最主要部分是国企和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为什么会产生产能过剩？因为在软预算约束情况下，这些国有机构不害怕破产，他不需要担心破产。于是，可以很疯狂的去投资，在显然没有足够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很疯狂的投资，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所以，许成钢认为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低和国企软约束这两个问题不从基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只要有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率就会受到限制。
以下为部分对话内容：
Tom Rafferty：许成钢教授一直以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不断聚焦中国经济的发展。请问，从2013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您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目前是在快速加速，还是存在什么其它契机？
许成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一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要的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性质，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用。他说什么是发展经济学呢？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和医学做个对比，发展经济学是病理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是不发达国家，为什么不都是发达国家呢？因为他们有病。
所以，我之所以要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我们作为经济学学者的角色，要不然应该是生物学家，去研究这些基本的机理，要不然我们就是医生，总而言之我们是找毛病的，如果不找毛病，我们不是经济学学者。天天讲一切都好，一定会把事情都搞坏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句话。
现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如果我们做个对比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在80、90年代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改革者们和中央政府，都非常非常迫切的认识到中国问题的严重，在很大的压力下，要面对这个压力，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讲中国改革的整体过程中，在中国改革的早些阶段，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背景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的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看到最大的早期改革，做了几件事情：1、用农户取代人工公社，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2、民企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是GDP的主体。这都是早期的改革带来的。3、中国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叫做砸烂公检法，把公检法搞没有了，整个中国法律的东西是改革以来才建的，包括我们后面的宪法改变、党章的改变，我之所以要提这些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改变里正式承认了私有产权的地位，如果我们看看改革刚开始的时候，私有产权是非法的，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大变化。
刚才讲到民企大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跟国企改革在一起，就是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当时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有了成就的部分，就是放小的部分，所谓放小就是把国企民营化，这是真正国企改革重要方向，是取得了成就的，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这些改革的迫切感，对这些问题深入的认识逐渐在消失。因为有了一段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有一种盲目自满，说中国很了不起，一切都叫做中国模式，让世界来学中国模式，等等。而不是看到中国有大量问题没解决，有大量问题过去解决了一部分才有了进步，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对比前后，之所以我要讲我们是医生，医生就是找毛病的，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国，但我们作为医生一定要找他的毛病，毛病就是以为他的病好了，不知道病还很重。由于他有病不治，有病拒绝承认，所以以前留下的老病复发（指软预算约束问题）。
90年代抓大放小，其中放小的部分，由于把国营企业民营化，这部分企业就解决了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抓大那部分把软预算约束问题又藏起来，放到另一个窝里去长，加上地方政府又大规模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巨大规模的发展，产生了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
因此，这是老病复发，而且还长的很深，带来的病就是今天看到的产能过剩。
Tom Rafferty：再回到这种制度或者机构，之前我们也提到股票市场的波动，去年出现了股灾，刚才也提到了制度建设的失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去年的股灾的，是不是跟制度设计有冲突？
许成钢：去年国内遭到的股灾，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告诉我们以行政的方式，而不是以法治的方式，来管理会出现什么问题。
去年股灾出现的问题，其实首先是有意识的在用行政的方式，推动股市的价值，以为用这个方式能解决一系列中国改革面对的困难。但是这种人为的推动方式，使得股市脱离了基本面，当股市脱离基本面的时候，任何脑子清醒的投资者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卖（所谓的卖空），然后他反过来用行政的手段打击卖空，不是法治方式，而是行政方式。所以，用行政方式推出来了泡沫，再用行政的方式去打击。这些，都表现出了错误的管理市场的方式。
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证券市场在什么地方发达、什么地方不发达，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全部都集中在一类司法体系下，1、司法独立，2、全是英美法系。这是有原因和规律的，哪怕司法独立，不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情况下，证券市场都很难发展。
这里的基本道理就是，证券市场一定必须要依赖独立的司法管理，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原因非常简单，行政的办法管理就会把政府的政策带到市场里去，政策带到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都很危险，这是必须要吸取非常重要的教训，但我的观察很可惜，这个教训并没有认真的吸取，吸取了一些表面的教训，比如他们说是因为若干个金融监管机构是分开的，所以如果把他们合在一块就好了，但这并不是产生主要问题的地方。
Tom Rafferty：亚洲的市场，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对于明年的股票市场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讲到制度的改革，您对经济改革的推动也保持怀疑的态度。刚才您讲到中国未来还是有增长的潜力，这种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家应该做何思考？
许成钢：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未来，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基本问题在一起：一个问题是稳定性问题，一个是增长问题。
假定我们只看增长问题，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要素就是产能过剩。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对付产能过剩，我认为产生产能过剩有两个基本原因，哪个不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
基本原因一：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最基本原因，是因为全体中国家庭住户可支配收入占中国GDP的比例远远过低。翻译成最简单的白话，老百姓钱太少。
经过中国的改革，所有人都变得比以前富裕一些了，这都是事实，但是占GDP的比例太低，就使得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当然生产过剩，就这么简单。
另一层基本原因，软预算约束的最主要部分是国企和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为什么会产生产能过剩？因为在软预算约束情况下，这些国有机构不害怕破产，他不需要担心破产。于是，他可以很疯狂的去投资，在显然没有足够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很疯狂的投资，这样疯狂的投资，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所以，这两个东西不从基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只要有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率就会受到限制。
因为，至今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清楚的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改革，所以我的看法是，只要这两个问题没有清楚的改革，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一路逐渐下滑（如果没有不稳定）。
Tom Rafferty：刚才讲到软预算约束，也造成了很多中国债市、企业债、政府破产的原因，这样的改革速度是否过快呢？
许成钢：的确，今天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和过去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有所不同，就像你讲到的，他们并不是绝对的都没有破产，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有极其个别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软预算约束问题，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有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脑子是怎么想问题的。如果，他会破产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就如同我过马路会被汽车撞到的概率非常小一样，这个马路他还是要过的。
这是我的基本回答。
Tom Rafferty：讲到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大背景下的发展，您是如何看待中美之间关系变化在新总统上台之后，会有怎样的影响？美国政府，还有华盛顿、北京，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许成钢：我们发现，特朗普今天讲的话和他昨天讲的话都可以自相矛盾，所以鬼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他自己和自己一致的，就是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强烈的（实际上他在破坏法治）。当然，我没有选票，我也不是美国人，我也不可能投票，他是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反对法治，这是我对他的基本观察。
在这种背景下，在其他问题上，他讲的都是什么意思？他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所以搞不清楚。
但是长远的说，如果很简短的概括，就是不确定性，因为搞不清楚。
Tom Rafferty：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中国是否有些机会呢？是否会增加他全球的影响力？
许成钢：把美国变得更加独立或者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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