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于全球化的立场，在国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习主席的捍卫全球化表态，与特朗普总统的逆全球化言论，究竟哪个才是国际社会希望听到的理性的声音？究竟谁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究竟谁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谁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近几年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给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时代究竟将如何发展？中国应何去何从？本文试从历史观和国际法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逆全球化潮流下的反思
近些年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入到了空前的剧变时期。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不仅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反而陷入了持续的结构性低迷。多边机制不振、保护主义升级、区域合作碎片化，以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失败、TPP被抛弃等事件为标志，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潮流席卷美、英、法、意、德等西方主要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逆全球化”为什么会产生？逆全球化潮流对世界经济、民主、自由乃至和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是否会彻底走向孤立主义？逆全球化运动是否会削弱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全球化遇到的是发展瓶颈还是根本逆转？全球化的未来方向在哪里？这些问题正引起全世界的反思。
二、历史观下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回顾历史，全球化正如同潮起潮落，既有高歌猛进时的波澜壮阔，亦有激情回归后的浅唱低回，但似乎从未真正的偃旗息鼓，只是在蛰伏并积蓄力量，以待下一波更为猛烈的爆发。据考证，如果细分的话全球化发展至今已经历6次高潮：
第一波浪潮，公元前1500年在地中海东部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雏形，即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网络，而且有强国——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主导。随后，埃及帝国的衰落使得整个分工和贸易体系瓦解，世界陷入混乱，第一次全球化退潮。
第二波浪潮，来自于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的200余年，这一时期在罗马帝国的主导之下，在欧洲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区域分工，进行远程贸易，以罗马为中心进行商贸往来。罗马帝国衰落后，这些高度相互依赖的，精致的分工体系顷刻瓦解，最后倒退到庄园经济，倒退到封建制。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11到13世纪。
第三波浪潮，公元11到13世纪，弗兰德地区爆发的大分工，传递至英国，法国，比利时，再加上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世界、拜占庭帝国，经过意大利进行贸易组合。这种全球分工和远程贸易繁荣了200年，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以及蒙古人的入侵，使得这一轮全球化再次衰退。
第四波浪潮，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找到了更大的市场，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分工，更远程的贸易和更大的资金交流量。受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的影响，整个欧洲中部再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气候的逐渐变冷，农业减产等原因，这一轮全球化又退潮了。
第五波浪潮，全球化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这一轮全球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总体相互依存加深，欧洲瓜分世界的进程加速，亚非地区遭受了来自欧洲的巨大冲击。美国崛起也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于当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第六波浪潮，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几十年。战后的世界权力中心从老欧洲转到美苏，其间伴随着非殖民化/民族主义运动(1945-1999)，冷战及其结束、欧盟前所未有的地区一体化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从这六次全球化浪潮不难看出一个规律，就是其每一次的鼎盛时期大概只有200到300年，正如中国的历朝历代，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走下坡路并逐渐腐朽。每次全球化一开始蓬勃发展，到最后一定会出问题（大国争霸，蛮族入侵，内部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斗争）。在内忧外患之下，这个体系被一股洪流摧毁，整个分工体系瓦解，人类文明倒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股更有力，更强大的全球化潮流又会反扑回来，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时间来看，起始于二战后的本次全球化退潮，并不是两三百年长周期的一个大衰退，而是在全球化初期出现的一个大牛市中的小盘整（读者可自行脑补艾略特的波浪理论，虽然其数浪的方法千千万万）。不过，这次退潮已经表明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尽管还没有严重到使整个全球化系统崩溃的程度。
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中的大国作用
历史表明，大国既可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是逆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
当前全球化逆动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其推动的全球化主动收缩，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满的反映，也是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趋弱的表现。美国对自己推动的全球化规则体系开始改弦更张，民间反全球化的呼声向政府逆全球化的政策方向逐步演进，主要动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缓解国内民众与精英阶层的矛盾；二是避免对中国更有利的全球化；三是重塑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全球化。
不过，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和市场机制发展的产物，随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单个国家意志将越来越难以全面控制全球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带有了太多主观色彩。起初，认为全球化之势不可当，有过分夸大全球化作用的嫌疑；如今，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又过分强调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既然这次退潮只是加速上升过程中的一次小的回调，单个国家意志显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大势所趋。
一战和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特别是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饱历患难，人心思齐，众人均如饥似渴地拥抱全球化。在经历了过去数十年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之后，速度慢一慢，甚至歇下来让大家喘口气，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反思一下全球化的得失，弥补一下快速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被忽略了的一些东西，似乎再正常不过了。正如牛市中的盘整，人们常说，洗洗更健康。
所以我认为，特定国家的特定领导人，在特定时期，为迎合特定人群，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只是一种快速释放全球化张力的带有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正如英国脱欧公投后数百万人表示后悔，也许过个四年情况又会截然不同。选民一旦发现政治人物上台前忽悠的好日子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知道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是大概率事件），我相信梦想破灭后的人们还是会选择重回全球化的怀抱，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四、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时代选择
近几年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讨论，世界对于中国的期待也在不断上升。
中国能否成为新的国际领袖，带领世界扭转全球化颓势？中国能否提出有效方案，通过有效手段使人们重拾全球化信心？
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外国人有好奇、有期待、有希望、有质疑，相信国人此时的心情亦同样如此。
对于未来，本文试提出如下判断和建议：
（一）全球化不会消失，它一直都存在
全球化的每一次浪潮，都会给特定群体带来阵痛和伤害，需要时间去抚平。工业革命摧毁了无数欧洲农民的传统生活，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无数的东方货物和黑奴，不过，砸烂现代工厂，烧毁肮脏城市，驱逐亚欧移民，退回美好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将发生改变
全球化退潮，对世界而言是危险的，但它也同时孕育着机遇。曾经，全球化模式主要由个别大国来塑造，英国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主要通过炮舰外交和殖民统治来维系全球化的秩序，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主要通过制度压力和干预主义规范全球化进程。如今，世界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西方收缩全球化步伐的调整时期，也是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动力。
（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具有决定性。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动新型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形成。中国将深刻地影响全球化的未来，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将让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时代赋予中国伟大的角色，中国应作为中坚力量，引领世界转危为机。
（四）中国应提出有价值的全球化议题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给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决心和信心，今后要更积极地领导讨论和谈判，寻找利益共同点，提出有价值的多边化议题，追求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维护。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去年9月杭州G20峰会中国提出的许多建议，都非常有价值，有助于克服“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中国也应尽力维护全球治理系统的有效性，比如要求美国在特朗普上任后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不要做国际社会的坏榜样。同时应当积极倡导改革，使治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需要。
（五）中国应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
认识到部分国家近期的逆全球化举动只是一种暂时的撤退和调整，中国应继续加强各类双边和多边的共赢合作，共同应对和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贸易、投资、能源安全、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中国尤其要积极与美国进行沟通交流，鼓励其继续扮演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毕竟，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坚决退缩的毕竟只是一部分的美国人。与此同时，也要有策略地应对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试图排挤、遏制中国的各种安排。
五、逆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以主体为界分
（一）对各类一体化国际组织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美国主导的两大巨型FTA——TPP、TTIP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TPP已经被特朗普明确放弃，TTIP目前也基本陷入停滞前途不明。从中国所坚持的多边主义立场来看，这两个巨型FTA都不符合中国利益。但应看到，不愿放弃两大协定的人仍大有人在，一些国家和部分美国精英，仍对复活TPP抱有幻想。中国应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过积极介入和深化亚太经济合作，尽快分化、瓦解TPP现有团队及其潜在威胁，不可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NAFTA也在特朗普的攻击范围，他誓言要尽快启动NAFTA的重新谈判，但其谈判流程和重点还不得而知。如果像特朗普说的那样要撤销零关税、保护制造业，那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许需要寻找更多美国以外的朋友；如果像国际经济法律与政策博客上所讨论的那样，要把TPP的创新纳入NAFTA，进而搞一个北美的大一体化，甚至再次成为贸易协定的前沿，那也许并非我们所喜闻乐见。当然，理想主义的学者们永远不会知道川普真正在想什么。
WTO，川普也曾经威胁说过要退出的话，现在还威胁说将不执行对美国不利的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不过，这些言论是否会真正得以执行还很难说。尽管近期《贸易便利化协定》得以生效，但是WTO的多边谈判功能目前实际上仍然没有太大起色，从而，尚在有效运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成为维系多边贸易体制的最重要一环，而美国一直是该机制的最大用户，也是中国在WTO被诉案件的最大发起国。如果美国选择彻底抛弃WTO，其直接损失就是手里少了一把目前看起来至少还颇有那么几分杀伤力的武器。
G20，17年的德国议题十分广泛，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投资、数字经济、反腐败……，但与2016年中国主办的杭州峰会在多边投资原则、建立全球电商平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就会发现似乎亮点不多。据近期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来自G20成员的部长们呼吁主要经济体应继续寻求包容发展、自由贸易并反对保护主义，因此，至少从表面来看，支持全球化仍是国际主流。
（二）对国家的影响
美国走向经济封闭、社会保护和孤立主义，致力于维护私利，解决自身问题，也许短期内对于国内经济活力以及就业等项指标会有一定刺激作用，但从国际范围或者从长远目光来看，美国的政策转向或许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象征着一代豪强的国际独霸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终于开始了由强转弱，进入一浪更比一浪低的下降通道。
中国，有考验，有机遇。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下的开放模式，外需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范式。如果世界主要国家都走向经济封闭，逆全球化成为主流，那么开放型经济的外部条件将难以满足。当然，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仍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很大。应当看到，多数国家通过全球化谋求发展的意愿没有减弱，而且愿望还十分迫切。平抑逆动，捍卫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欧盟，目前有点自顾不暇，但与崇尚现实主义的美国相比，一贯富有理想主义的欧洲大陆国家，应该不会在逆全球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
其他国家，跟美国一样搞经济封闭显然不太可能，那样太没有前途；跟中国一道，继续搞全球化，走共同致富的小康道路，看起来更加靠谱。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候重新站队了。
（三）对企业的影响
川普拿出了胡萝卜加大棒，要留住美国企业，创造工作岗位。胡萝卜包括税制改革、税收优惠及其他放松管制措施，大棒包括对不回美国建厂的威胁要取消政府订单或征收高额边境税。
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些企业受到了影响：比如一些日本企业赶着去拍马，当然也有一些个性企业如宝马并不甩他。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大棒政策对于一个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影响，显然将十分有限。毕竟，企业是市场主体，以盈利为第一要任，世界这么大，哪里成本低、能赚钱就去哪里。政府干预企业决策，本身从根本上也违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律。至于胡萝卜政策，如果美国能真正从税收制度入手，提高国际吸引力，降低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成本，到是有可能吸引到一部分的实业资本回流。不过，一旦别的国家效仿美国，大家都来个逐底竞赛，这种短暂的优势很快就会消失。
结语
逆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法的影响，还有许多可讨论之处。比如，在投资秩序、贸易战、金融治理等国际经济法领域，均有广泛的讨论空间；对于国际（公）法的一些热点，诸如“一个中国”、南海问题、网络空间等等，也有大把的讨论话题。逆全球化与国际法的发展趋势，也是今年5月5-7日即将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中国国际法学会2017年年会重要议题之一。本文借习总在达沃斯发表历史重要性讲话之机，略作点评，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更为热烈的讨论。因成文仓促，论证不充分及各种错漏难免，敬乞读者见谅。
（本文作者：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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