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辛迪加
翻译：朱映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导语
未来摆在马克龙总统面前的任务，是效仿1960年代戴高乐所采取的方式，实现黑格尔超然存在。法国需要德国充当社会市场经济典范，创造新的非政府工作。而德国需要法国来维护自己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包括安全角度。
中间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总统大选首轮中的胜出，有望重振欧洲。与其他候选人不同，马克龙不仅意识到需彻底改革欧盟；且支持通过集全欧之力来使之成真。但马克龙的普选胜出得票有限，更大比例的法国选民支持着迥然不同的政治愿景。
这是马克龙将在第二轮投票中直面的一个怀旧、孤立的愿景，这个愿景由他的竞争对手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提出。勒庞的口号“在我们自己的地盘”——凸显出她意图将法国禁锢在一个国家茧里，以此对抗“野蛮的全球化”。
勒庞并非唯一推崇该愿景的人。因获票数排名位列第四而止步于大选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极左翼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同样凭借着简易的经济民粹主义获得了候选资格。和勒庞一样，他承诺将降低退休年龄，却不对退休金来源做出解释。
此外，两人都因欧洲债务危机及德国坚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而对德国表现出了厌恶。勒庞指责马克龙一心想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麾下的欧洲副总理，同时自豪地宣称自己“反默克尔”。而梅朗雄则指责称，德国受到激进的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人口老龄化经济利益的驱动。
即使马克龙如预期赢得了第二轮投票，他还不得不应对超40%的法国民众在第一轮投票中反映出的反欧情绪。如果他希望重振法国民众对欧洲的支持，那么他应当思考，欧洲曾经的吸引力来自于何方，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丧失的。
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时候，是其被认为能清除国家传统中不好的东西以及腐败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French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着手彻底改造他们各自的国家，审查各国引以为傲的传统是如何被自己的精英们所破坏的。
德国遭到的纳粹主义蹂躏，在阿登纳看来是被普鲁士贵族及军国主义者强加于德国的。在法国，按照戴高乐的说法，精英们早在军事失败投票推翻共和国之前，就削弱了这个国家。
但是，与今天不同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反精英强烈情绪并没有导致国家变得内向。相反，戴高乐认为，只有通过与德国接触，法国深重的历史伤口才能得到治愈。正如他所说，“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取得胜利，后又遭到毁灭。法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战败后在维希与胜利者建立了联系。”他相信只有他才能使德国与法国和解，因为只有他能“将德国从堕落中解救出来”。
然而，随着欧元危机爆发，和解的局限与国家衰败一同涌现出来。德国和法国显然彼此相互需要，但又发现相互难以理解。2010年以后欧洲政策制定事实上成了双边事务——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以及更具主导地位的德国。与1940年事件颇为相似，欧元危机反映出了管理不善与错误判断，并被视为是精英们的背叛。而这次呢，遭到指责的是欧洲的精英以及赋予他们权力的国家精英。
由于对成员国的限制，欧元区成为争议的焦点。随着危机进一步发酵，单一货币越来越像是一种束缚，选民越来越相信脱离这种货币能解决实行单一货币时出现的问题。
有趣的是，欧元区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对此有相同看法。诚然，包括法国在内的南欧国家深陷高失业率及收入增长停滞的低竞争力局面。而即使是北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同样也深感受困。
尽管德国被描绘成了欧元区主要受益国，但德国贸易的实际收益比许多假设数据要低，尤其是南欧国家还在减少从德国货物的进口。相反，许多德国人看到的是对南欧国家的债权，不断累计的TARGET2（欧元区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余额。
这种双方都受制的情况，可以被视作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F. Hegel）所著的《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关系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变体：双方受到同等的制约。奴隶不被视为完整的人或者说不被视为与主人平等的人，并且没有自由。而主人是自由的，但不被奴隶看作是人类。主人一直为这段关系的脆弱性以及奴隶正在建造的另一个价值观世界，一个不代表主人价值观的世界而感到担忧。
因此，未来摆在马克龙总统面前的任务，是效仿1960年代戴高乐所采取的方式，实现黑格尔超然存在。法国需要德国充当社会市场经济典范，创造新的非政府工作。而德国需要法国来维护自己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包括安全角度。
要调和这些经济、安全诉求是痛苦的，因为这就意味着面对过往的不足与错误。但这是必须的。法国与德国必须向对方敞开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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