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广泛吸引全球资本参与，打造完善的投融资集散地，解决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重要问题。这对中国金融改革、企业去产能等构成一定挑战，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一定机遇】
□廖淑萍
中债资信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17年4月10日联合发布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盘点了2015—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总额，其中，东南亚（东盟）吸引了超过一半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2015年，中国对该区域直接投资流量创历史最高值，首次达到146.4亿美元，占“一带一路”相关区域投资流量的比例为77.24%。 |
中国和东盟在“一带一路”中的合作进展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呈不断上涨趋势。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共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达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行业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主要分布在能源、交通运输、有色、房地产、科技、金融、农业、旅游和娱乐等方面，其中能源投资规模占总投资的比重最大，约为40%，其次是交通运输，占总投资的20%左右。
在沿线国家中，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态势表现最好，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东盟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达80%以上。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东盟也是中国在沿线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6年，中国与东盟区贸易额为23065.8亿美元，占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32.1%。
中国—东盟合作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与东盟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较深的渊源；第二，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便利性；第三，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东盟国家能与中国实现自然的产业衔接；第四，人口结构和人口密度决定了产品、服务的大量需求；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在东盟进展较快等金融支持因素。
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良好
当前，东盟国家大多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初中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基建”）和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对外来资金、设备、技术有着巨大而迫切的需求。2017年2月，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亚洲的基建投资需求超出2009年预测值的1倍，并预计东盟2016—2030年在基建投资上，每年平均需要的资金达1840亿美元（不考虑气候变化），反映东盟的基建融资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联合国预测东盟在2015—2025年的基建投资中，50%会投放在交通建设上，35%在发电项目，8%在通讯基建，7%在水务及卫生项目。交通建设及电力行业将会是未来的重点发展项目。
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施领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长期以来，东盟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2005—2015年，中国在东盟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从29亿美元提高到267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合作涉及电力、桥梁等诸多领域，在东盟开展工程承包的国家以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等为主。
目前，一些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例如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已经开工，将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老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泰铁路也已经启动。
合作中仍存在的困难
然而，东盟国家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文化多元，这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合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建设中的困难不容回避。
一是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政策协调难度大。不少东盟国家正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不仅国内宗教、文化、社会矛盾纵横交织，国家间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各异。而一项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要落地，需要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政策对接和制度协调。一些近邻国家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些消极因素势必对中国—东盟合作产生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缅甸密松水电站，该项目于2009年开工建设，但2011年缅甸单方面宣布项目搁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是经营环境不稳定。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差异大，投资环境及管理体制差异较大，各国投资的法律基础、市场准入规则以及标准千差万别，由此造成经营环境相对不稳定，贸易投资风险比较高。不少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不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不一致，物流成本偏高等，这些都对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合作形成严重阻碍。
中国企业在加速“走出去”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目前设施联通的进展最快。其中，央企是“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其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为民企走出去创造完备的路线和交通、资源、产业园区等基础条件，形成“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格局。设施联通包括交通、海运、航空、能源、电力、通信等领域。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产业投资高端化、企业抱团“走出去”、从发展中国家进军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华为、联想、长城、三一重工、吉利等大型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成果。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已初步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宽了境内外融资渠道，完善了跨境金融服务，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其中，中国银行发挥全球网络优势，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营造合作共赢氛围，系统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例如，2013年以来，中国银行为海外机构注入资本金51亿美元，先后在新西兰、葡萄牙、奥地利、塞尔维亚等13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目前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中国银行还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增设机构，使其覆盖率超过50%。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还与全球超过1600家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覆盖17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00家代理机构。中国银行整合庞大的代理行网络资源，为“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有力支持。
对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广泛吸引全球资本参与，打造完善的投融资集散地，解决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重要问题。这对中国金融改革、企业去产能等形成一定挑战，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一定机遇。
1.“一带一路”将加大国内金融业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外资管理改革，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建设更好的营商环境。应完善双多边投资协定，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同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水平，活跃各类产品一、二级市场交易，建设信息透明化、灵活的价格发现机制，完善产权和投资者保护等法律法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效的金融市场和制度安排。“一带一路”涉及的风险较为复杂，为此应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架构，推动风险对冲与交易机构、信用调查与评级机构、保险机构等各领域的协调配合。
2.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国企改革。在国内面临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一方面要加快去杠杆、去产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国际市场中提升竞争力。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等出发，加快国企的兼并重组，鼓励国企和民企联手合作，提高各自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3.“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动力。随着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将大大加强更多国家或地区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使用人民币的意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或能源国家在向中国的付款中，已有超过10%的付款使用人民币。虽然在“一带一路”具体项目融资、跨境贷款、贸易支付等金融服务中仍然以美元结算为主，但随着这些国家接受使用人民币意愿的提高，将逐渐形成以人民币国际化支持新兴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双边金融合作的全新格局，并且促进以人民币定价、交易大宗商品的可能性。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纵观主要发达国家的演进历程，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国实现经济崛起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曾抓住历史机遇，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产能，实现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例如，美国通过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化解产能过剩和扩大政治影响，典型代表是“马歇尔计划”。日本是以“海外投资立国论”为依据，通过向海外转移低端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并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新加坡则充分利用活跃的亚太经济和周边国家潜力巨大的资源和市场，在海外建设工业园区，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本土产业升级和总部经济。
当前，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在沿线国家大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有力推动了产能“走出去”，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今后，中国可加大国内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机结合。
一是继续引导企业因地制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突出集聚效应，加快建成一批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二是完善政策支持，明确政策导向，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海外积极拓展投资、建设和运营相结合的建营一体化项目，促进国际装备、技术、服务和标准一体化“走出去”。
三是积极与沿线各国开展战略对接，支持企业参与沿线国家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物流枢纽中心等基础设施的规划、投资和建设。
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期待
第一，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战略对话，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扩大国际共识。第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改善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环境。加快各类双边、多边经贸机制的谈判，减少投资贸易壁垒，促进、鼓励、保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第三，希望各国领导人会谈能带来更多订单落地。第四，期待合作关系的加深使各国政府为当地项目建设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五，希望此前因为各种原因搁置的项目能够得以重启。
（作者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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