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人口红利已消失 新常态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

　　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10年达到峰值，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正在消失呢，还是已经消失？我认为它是已经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

　　以下为实录：

　　蔡昉：刚才燕冬提到了说我严格意义上不是研究财富管理的，不是研究金融的，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也不是研究金融的，也不是研究财富管理的。但是就像去年，我主要谈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两个角度，作为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发展的引导方向，其实今年我还想谈同样的两个问题，但是我把这两个名字取成一个是从供给侧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问题，它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发展的一个引导方向或者说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相结合一个指导原则。第二个角度，我把它叫做是需求侧的经济发展或者民生改善的一个新方向，它也应该成为财富管理发展的一个指导原则。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经济未来是靠什么来推动。正好明年就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意思是说，我们四十年在总结改革开放今天的时候，应该比30年、20年、10年知道更多的信息，有更少的困惑，而更多的明白。那么明白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推动的？当然靠改革开放推动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因为当你解决了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清除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障碍，或者配置障碍的情况下，你经济会改善。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在40年里实现9.7%、9.8%的高速经济增长？我想它应该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要回答，因为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实现这么高的经济增长。

　　这个东西额外的经济增长来源是什么呢？我想过去有很多学者总结了，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就是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是积累型的，是投入驱动型的，这个从现象上看是如此，但是如果它仅仅是投入驱动型的，那么的确我们很难预计，很难想象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保持下来。因此，我们在做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学者们发现，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至少有一半的因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9.8%的增长速度有一半可能是来自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驱动型的，我们把它叫做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至少在过去40年里，有一半的因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大概是近些年人们总结的一些新的结果。

　　因此，很自然说，我们要看一看，投入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和生产率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看，首先我们知道，在201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从这次人口普查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这部分人口，15—59岁，到2010年达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后就要从正增长变成了负增长，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正在消失呢，还是已经消失？我认为它是已经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因为你把人口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放在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以2010年为界，这之前这个因素是正贡献，是正的，2010年之后符号就变成负的，显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经迅速消失。这是一个因素。很自然，劳动力短缺了，过快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所以做企业的人都会看到说，过去我们做什么，只要能够融到资，得到投资者的支持，我做什么，什么赚钱。现在是说我们不差钱，但是我们回报率不高，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

　　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消失是必然的。就是有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提高的这部分，我想也是逐渐在下降。最近我做了一些分解，就是把改革开放时期所赖以支持的生产率做了一些分解，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这些年里，有56%的贡献来自于三四产业的贡献，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体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56%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接下来说，中国经济是由一产、二产、三产构成，但是三个产业加起来，它的劳动生产率只支撑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56%，还有44%就来自于三个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农民工过去在农村、在农业是剩余劳动力，他不生产什么东西，有他和没他对农业生产是没有影响，因此他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门转向二产、三产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这三个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构成了44%。其中，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静态的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说劳动力从一开始发现说哪些部门在初始年份，比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我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那个部门，这部分叫静态的效应，这部分贡献得比较少，大概是五个百分点，更多是来自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哪些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我就追逐着流向了那些产业，这叫动态的转移效应，这部分贡献了39个百分点，合起来44%，而44%加三个产业贡献的56%，就是100%，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这些因素，在今后同样也会下降。因为，首先我们先不看一产、二产、三产，它还会保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我们主要看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未来它的动力可能会减弱。因为我们经过了40年的劳动力转移，农业中的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目前，大概是只有18%的劳动力是在务农的，这个数是我重新估算的，和国家统计局的略有差别，大概比那个数低了10个百分点。18%的人在务农，同时这18%的人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因此，他们再向外转移的可能性已经不算太大了。而向外转移，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部分，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农村每年新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说是16岁—19岁的这部分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因为我也搞人口，我看了这个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后是负增长，因此这部分人负增长，劳动力转移速度就一定会大幅度下降，大家也可以看到，农民工在过去这几年里没有什么增长，大概每年只增加几十万人而已，但是过去都是每年几百万人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对生产率的贡献会显著下降。刚才说小一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劳动力重新配置，这部分下降之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也会下降。因此，当传统因素不支持原来的速度了，劳动生产率也不支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这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行。

　　但是，我们跟发达的经济体不太一样，因为在它那儿，认为我长期的制度变迁，已经把所有的潜力发挥出去了，所以保持在3%的速度是理所当然的，已经算很不错的了。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打工，可以住下去，但是不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他的孩子受教育有问题，养老有问题，因此他到了40岁以后，很可能就随时可能回去了。近几年有很多人都在说，说中国农民工是在倒流，都在回家，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察，他看到这样的现象，很多人回去了，但是这些人农民工不断进城，到了一定年龄他就回去，一直在这样进行着。但是过去是进城的人口大于回去的人口，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农民工的进城量的增长，现在因为16岁—19岁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因此同样的人回去，但是没有更多的人进城了，因此表现为一个农民工的倒流。这个问题通过改革能够赢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更好的配置。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一个产业内部，甚至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还有生产率的差距，而这个生产率的差距，如果把它缩小，因为存在这种差距，就意味着你生产率比我低，为什么你还生存呢？你生产率比我低，我就应该得到你的生产要素，我来生产更高生产率的产品，全社会的生产率可以提高，因此未来生产率的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更多要求创造性的破坏，就是企业要有生、有死、有进、有退，因此未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帕累托改进，至少有一部分人要改善，而不会伤害其它人。而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是在创造型破坏中，因此有一部分企业会得到发展，还有一部分企业会遭到淘汰。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从供给侧看，未来的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过去不一样了。

　　第二个，是需求侧，也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过去40年多数时间里，我们是靠把穷人，把低收入者变成更高收入者的脱贫为主的改善方式。今后，越来越是一个稳定和扩大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过程。我们说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有不同的词，我们叫中等收入群体，国外有的叫中产阶级，还有的就是一般社会学里就说是一个中间层，因此定义中国有多少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我们也说不清楚。其实完全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这个定义有相对概念定义，就是说不管你的收入多高多低，中间那段人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间这部分人的收入，可能是人均一年20万美元，在一个穷国你也能找出一个中间群体说他是中等收入者，也许一年也就2000美元。但是如果我们把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至少你得超过多少收入，就是购买力评价，每天比如说20美元以上，这个基本条件达到了，同时你又是相对标准又处在中间那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不久前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做了一个研究，也是一个国际上常用的标准，就是拿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就是我们全国人有人均，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有很高的，比如说马云。也有很低的，吃低保，每年几千块钱。但是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是中位数，就是他的收入可以把中国人口分成高于他的一半和低于他的一半，这就叫中位数的收入。占中位数收入的70%—200%这部分人口，一般被认为是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是37%，也就是说五亿多点。可以见得，我们中国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了。而这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在国外是企业家投资者非常看重的群体，而且是动态的，平均增长的，平均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我们同时还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得到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统计局把中国的家庭分成五类，五等分，很显然最低收入20%，我们不叫他中等收入者，相对低收入者，最高收入的20%，也是相对不太富裕的。中间这60%的人口，应该说是中等收入群体，我也推算了一下，他们的收入每天都是几十美元，按购买力评价算。因此这部分人，我看了看大概占到了60%，20%的最高票，20%的最低票，给淘掉了，正好60%。而这部分人大概是8.1亿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

　　但是这种中等收入群体，还不够稳固，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充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目前有2.7亿农民工，从农村进到城市的有1.7亿农民工，而农民工目前他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是超过了3000元，三千多块钱按购买力评价，折下来，每天大概能有30美元。这个按购买力评价，因为每天多少美元这个标准是用购买力评价算的。这个数字就意味着他们确实也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我们也知道，农民工他就业是不稳定的，社会保障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得也不充分。因此，这部分群体还有一个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从人口意义上的中间层，转变成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

　　因此，如果转化了，他们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因此我刚才讲到的，从供给侧，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靠的是创造性破坏的一个新的机制。而中国消费需求侧的一个重大的源泉和潜力来自于不断提高的和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从这两个角度，供大家研究金融和财富管理，作为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