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经济复苏趋势良好 中国应该吸取日本人口政策的教训 沃尔夫：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学根源 中国奋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 中国二季度GDP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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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趋势良好
全球经济向好
香港商报讯，G20首脑峰会将于当地时间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召开。IMF周三（7月5日）更新全球经济研报，肯定过去一年全球经济复苏趋势良好，同时也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减少经常帐户失衡现象，并避免在贸易问题上短视的“零合政策”。
报告认为，经常帐户长期失衡会有损全球经济稳定和双边关系，因此建议德国和韩国等持有巨额经常帐户盈余的国家，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支出，以推进私营领域投资和国内需求。同时，建议美国和英国等赤字较为严重的国家收紧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更稳健发展。
IMF总裁拉加德也在最新博文《没时间停止不动：强化全球增长和建设普惠经济》中表示，全球制造业和投资活动升温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速维稳在3.5%。
拉加德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发生区域性转移，经济扩张进入第9年的美国受到增速疲软和政策不确定的隐忧侵扰。反倒是欧元区受货币刺激政策和国内需求的提振，经济增速超预期中经济体则受到稳健的中国经济，以及趋于稳定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带动。拉加德尤其称赞中国稳健的经济表现抵销了美国较为疲弱的增长，并称这值得感谢。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也表示，中国经济一直在自我更新，并有潜力在中期内安全地保持强劲增长。
拉加德同时在博文中强调，新兴市场企业债务杠杆率高企、低迷的生产率增长以及美国监管与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可能造成突然的金融状况紧张。再结合经济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等长期风险要素，限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速潜力，对提升薪资和居民生活水平不利。
此外，尽管全球因政治选举带来的风险减弱，政策不确定性依旧很高并有攀升趋势，例如美国政策、英国脱欧谈判和地缘政治冲突等，都会有损信心、抑制私营领域投资、损害经济增长。因此，拉加德呼吁G20各国政府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来保持并强化全球经济复苏，同时确保可持续性、平衡性和普惠性的发展。
IMF在报告中也持相同观点，并认为G20峰会是强化全球贸易共识的难得机会，督促各国政府创造一个充满竞争且公平的贸易环境。报告指出，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开放的贸易体系框架是全球保持繁荣的关键，要避免短视的“零合政策”和国家保护主义倾向，各国只有在达成共识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沟通和解决分歧。
报告还表示，目前IMF预测的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都没有考虑进主要的贸易争端风险，虽然短期内全球风险趋于平衡，但中期风险依旧很大。政策不确定性、金融领域疲软和全球金融状况突然趋紧都对增长不利。报告督促G20发达国家加快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来应对疲软的需求和较低通胀。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多重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所面对的最大风险并非货币政策收紧过快，也不是总需求再度疲软，而是全球合作的崩溃。
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国际经济机构里停摆的时钟。BIS主张货币与财政政策紧缩，无论这么做是否合理。幸运的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作为BIS成员的各个央行，忽略了BIS如下显而易见的观点：世界需要一场程度还要更深、时间更长的衰退。不过现在，恰恰因为央行明智地忽略了BIS的建议，一场同步复苏终于到来。那么，在最新年度报告里，BIS这面停摆的时钟是否像危机之前那些年一样，再次显示了正确的时间？
值得回顾一下过去BIS错得有多么离谱。2010年6月——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那样，当时危机之后的创伤还远未痊愈——BIS已断言：“是时候问一问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逐步撤掉这些强力措施了”。不，当时还没到时候。当时应该做的是采取更激进措施去加快复苏、并减轻危机造成的长期创伤。当时需要的不是逐步撤掉货币与财政刺激，而是加强刺激。当前的较弱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那个错误的结果。
正如经合组织（OECE）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所言，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够好”。这个总部位于巴黎的发达经济体俱乐部跟大多数预测者一样，预计今明两年全球增长会温和提速。他们一定是希望，这将是持续增长的开始，投资加强和生产率更快提升会抑制住通胀。但这仍然只是一个希望。那么，复苏将面临哪些风险？
一个明显的风险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步伐甚至在美国也会太快，更不必提欧元区了。通胀压力仍然非常温和。就连最杞人忧天的BIS也认同，通胀重现并非重大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竞争压力。
另一个风险是金融风险。正如BIS总经理海梅·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所指出的：“在一些更小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里，长期以来的金融繁荣已减弱，或开始掉头向下。在全球来看，债务达到创纪录的水平：2016年，（G20）经济体的非金融行业债务存量与GDP之比约为220%，较2007年高出40个百分点。”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中国信贷与债务显著快速增长。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说过：“唯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看到谁在裸泳。”随着利率的升高，金融风险将会显现出来。不过，这一点上也存在着乐观的理由：跟2007年相比，核心西方金融系统的监管水平和资本状况要好得多；如有必要，中国当局能够稳定中国金融系统；除中国之外，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重大的信贷驱动的繁荣；最后，即使价值被高估的股票也许会下跌，这一点本身也不会引发信贷系统危机。如果说存在一种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源于公共债务，也许会在欧元区内。
不过，另一个危险是总需求再度疲软。相当令人惊讶的是，这倒是BIS确实关注的一个危险。但是，只要通胀保持温和，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腾挪空间就会依然存在。当然，这也证明过早收紧货币政策是错误的。让我们首先打造强劲前进动能吧。
最终、可能也是最大的危险在于全球合作的崩溃、甚至爆发冲突。这将摧毁世界经济的稳定。所有人都依赖世界经济的稳定，愚蠢的民族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也不例外——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那种情况将摧毁整个全球秩序的稳定。正如BIS所指出的，毫无疑问，“正式统计数据、随机观测和简单逻辑都表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曼正确地指出的，与这一毋庸置疑的进步伴随而来的是不平等加剧、中等技能人员的集中失业，以及高收入经济体内制造业岗位的急剧减少。此外，这反过来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在美国。
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崩溃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创伤。市场上存在的一种明显观点——这些做法将“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丝毫意义”——似乎太掉以轻心了。非常可能的是，未来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靠规则管理的合作，也有可能会在一夜间失去本就脆弱的劲头。
身处高收入国家的我们，曾放任金融系统破坏我们经济的稳定。接着，我们拒绝使用力度足够大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来快速摆脱危机之后的经济困境。我们没有对成功国家和不太成功的国家在经济命运上的分野做出回应。这些都是巨大的错误。如今，在经济复苏之际，我们面对着新挑战：避免世界经济崩溃，同时确保增长可持续、并让更多人享受到增长成果。
遗憾的是，看上去我们可能无法战胜这些挑战。BIS明智地谈到构建弹性。这样做的部分意义在于确保增长不再像以往那么依赖债务。不过，这只是我们所需的提高经济效率和政治合法性的途径之一。如果我们不对这些结构性挑战做出回应，此次复苏不大可能很强劲或能够持久。
后救助时期终于非常接近了。是时候巩固好的地方、改造不好的地方了。
（综合消息）
国际
经济
中国应该吸取日本人口政策的教训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西村友作撰文认为，中国应该吸取日本人口政策的教训。文章指出，近年来，人口减少造成的人手不足正在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2017年4月的有效求人倍率为1.48倍，自1974年2月的1.53倍以来，时隔43年零2个月再次达到高水平。只要不太挑的话，谁都能找到工作，日本已经步入劳动力超级抢手的社会。
原因在于持续减少的人口问题。据日本总务省估算，14岁以下的人口连续36年减少，截至2017年4月减至1571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降到12.4%，连续43年降低。主要原因在于低出生率。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国内出生的婴儿总数为97万6979人，在年度出生人数中首次跌破100万大关。总和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为1.4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2.07，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遏制。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4月发布的《日本未来估算人口》显示，假设出生率为1.44，到2053年日本的总人口将低于1亿人，2065年将跌破9000万人。
其中，减少情况尤为明显的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726万人，2015年减至7728万人。今后将进一步加速减少。预计将以每年约1.1%的速度减少，到40年后的2065年，估算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3199万人，只剩4529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3个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数。
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受长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正在扭曲。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负，正成为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因素。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问题还将影响房地产价格。理论上，商品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假设供给量（住宅数量）固定，如果需求量（购房人数）减少，价格将面临下行压力。
深圳万科的研究数据显示，深圳2017年的平均购房年龄为33.6岁。另外，还有报道称北京市的首次购房年龄为27岁。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从以上数据可以推测，中国整体的平均购房年龄在25-35岁之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接近平均购房年龄的25-29岁人口在过去十几年里呈增加趋势。不过，今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转为减少。假设2015年25-29岁的人口为100，那么5年后（现在为20-24岁的人口）将降至78.0，再过5年（现在为15-19岁的人口）将降至58.5。这表示，今后5年-10年内住宅需求将减少。虽然对北京和上海等今后外来人口将会继续增加的一线城市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年轻人口外流现象明显的地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由于人口减少会影响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出生率。政府提出到2025年将出生率提高至1.8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生活成本高、育儿环境恶劣的大城市，出生率更低。2016年东京的出生率为1.24，在日本全国最低。以年轻人为中心，人口正向东京集中，随着人口的过密化，出生率会进一步降低，如此“人口黑洞现象”正在发生。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来自地方城市的大量外地人聚集到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但因生活成本猛涨等原因，出生率一直比较低迷。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粗出生率（出生人数与平均人数之比）分别为7.96‰和7.52‰，远远低于中国整体的12.07‰。中国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大城市的出生率无望大幅改善。
随着饮食生活和医疗环境的不断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今后将稳步提高。出生率无法提高的话，老龄化将变得更加严重。日本正迎来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团块世代”变成后期老年人（75岁以上）的“2025年问题”。旨在为了充实社会保障财源的消费税增税政策已经两度延期。始终这样下去的话，国民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等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瓦解。
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早于中国，有很多教训可以借鉴。制定政策时不能目光短浅，而是需要将眼光放长远。
（日经中文网，2017.7.10）
沃尔夫：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学根源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金融危机则为民粹主义者的人气飙升打开了大门。
为什么西方社会对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暂时现象吗？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老牌政党的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崛起，更不用说中欧和东欧威权民粹主义升温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些是重要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永恒特点在于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尚的人，一种是腐败的精英阶层和带来威胁的外来者。民粹主义者不信任制度，特别是那些制约“人民意愿”的机构，比如法院、独立媒体、官僚机构、财政或货币政策规则。民粹主义者不接受有资历的专家。他们还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
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某些种族是“人民”，而外国人是敌人。他们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并支持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往往信任魅力型领袖。左翼民粹主义者把工人视为“人民”，而把富人视为敌人。他们还相信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这些思想体系变得更有市场了？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认为，年纪较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性对文化变迁（比如移民）作出的反应，比经济不确定性更好地解释了民粹主义崛起。
这是真相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真相。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是相互关联的。这项研究认为移民是一种文化变迁。不过，移民也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该研究并没有关注近年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是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冲击。这些冲击不仅造成了巨大代价，还损害了人们对金融和政策制定精英的信心，以及这些精英的合法性。“皇帝们”的新衣被证实并不存在。
我认为，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人选择退欧的原因。文化变迁和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下降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但金融危机为民粹主义者人气激增打开了大门。
为了评估这一点，我整理了七国集团（G7）主要经济体外加西班牙的较长期经济变化指标和后危机时代指标。较长期指标包括制造业就业流失、供应链全球化、移民、不平等、失业和劳动参与率。反映后危机时代动向的指标包括失业、财政紧缩、人均实际收入和私营部门信贷。
长期来看，这些经济体中受到最大负面影响的四个国家（依次）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后危机时代受到最大负面影响的国家是西班牙、美国、意大利和英国。德国是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加拿大和日本与德国接近。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基本上对后危机时代民粹主义升温免疫，而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受民粹主义影响较大，尽管后两个国家相对成功地遏制住了民粹主义。
这样一来，民粹主义崛起就可以理解了。但它也是危险的，甚至对其支持者往往也是如此。正如欧洲经济顾问组织（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最近一份报告提到的那样，民粹主义可能导致极其不负责任的政策。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留下的烂摊子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最糟糕的是，民粹主义可能摧毁独立机构、破坏国内和平、助长排外主义并导致独裁。稳定的民主体制与认为某些公民是“人民公敌”的观念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引起民粹主义的愤怒，并且应对根本层面的问题。但是，民粹主义是良政和民主体制的敌人。
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一个令人慰藉的关于未来的故事。很多西方民主大国经历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后遗症。随着经济复苏、冲击减弱，金融危机引发的愤怒和失望可能也会消退。随着时间推移，对民主体制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例如立法机关、官僚机构、法院、媒体、甚至政客）可能重获信任。银行家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颇受欢迎。
不过，这种乐观遇到了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是过去政治愚蠢之举的结果仍未充分显现。英国脱离欧盟仍然处于进程中，结果难料。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是一样。美国放弃领导地位是一起潜在毁灭性的事件。
第二个障碍是，文化和经济脆弱性的一些长期源头仍然存在，包括高度不平等和美国的壮年工作者劳动参与率较低。同样的，需要保持较高移民水平的压力继续存在，尤其是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可能增加。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民粹主义愤怒很可能继续存在。
如若如此，那些希望对抗民粹主义浪潮的人，不得不对抗其简单化和谎言，就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所做的那样。正如他明白的，他们还必须直接应对民粹主义背后的忧虑。文化焦虑相对不受政策的影响（除了移民政策）。但经济焦虑是可以、也必须应对的问题。当然，政客们也可能做恰恰相反的事情。这就是美国目前发生的情况。那不会终结民粹主义升温，只会助长它。当然，这无疑正是某些人的意图。
（FT中文网，2017.7.6）
中国
经济
中国奋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
虽然无缘前三次工业革命，但中国显然不会缺席正在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无论是大力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抑或中国本土生长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行业领军者的不断壮大，可以预见中国跻身第四次工业革命潮头不是梦。
但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中国也面临着包括如何建立支持鼓励创新机制的政策制度，对创新的监管体系以及容错机制的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痛点和堵点。能否成功跨越显然事关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十三五规划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保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第二个要实现产业发展中高端水平。而要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换句话说，这块如果不能快速成长起来，我们经济的中高速水平也保不住。”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在北京召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称。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费志荣介绍，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部分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4.5个百分点；服务业部分收入增长15.1%，也好于服务业整体水平。
今年1-5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增速提高1.8个百分点。预计到今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有可能达到10%左右。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五个10万亿元人民币级规模的新支柱。
上月底刚刚落幕的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新一轮工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如何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确保新一轮颠覆性的技术发展能带来包容性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根据克劳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社会和技术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又开始了。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
施瓦布还详细阐述了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技术变革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眼下中国经济正承受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在传统制造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却势头良好，呈现出勃勃生机。
“行业趋势+国家战略+企业创新的能力是战略性新兴企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品的三大支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忠宏称。他指出，去年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曾对国内几个城市的企业进行调研，发现这些企业到现在都保持非常良好的势头，在和企业交流过程中他们讲，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这些企业每年都保持20%、30%的增长。究其原因是在行业趋势，国家战略和创新方面结合较好。
一位长期从事投行业务的高层也感慨，近期去参观企业时，看到传统制造业领域感觉一片荒凉，对中国经济的担心油然而生。但到深圳等地看到那些新兴领域的小微企业，忽然间觉得的中国经济大有希望。
或许这也道出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冰火两重天”的现实。有统计数据的146家国家高新区2016年营业收入达28.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跨过万亿元大关，达1万亿1，407亿元，科技进步贡献增至56.2%，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举例称，阿里去印度做移动支付的时候，只用了十个人18个月就有发展了两亿的客户。“我们是把整个的技术和平台模式进行了输出。”
这也印证着中国目前已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群体性突破，部分产业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如华为已成为全球收入第一的通信设备企业，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三家互联网企业信息服务能力、华大等机构基因测序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5月，新兴领域服务出口累计2，845.5亿元，同比增长9.4%，高于整体增速4.8个百分点，占服务出口比重为50.1%，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有实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但面对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对现实生活的改变，以及如何鼓励支持发展新兴产业，完善制度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方面显然还有不容忽视的堵点与痛点。费志荣就坦称，突出表现在一是制度供给有待优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的制度建设、监管手段、支持政策还没有完全跟上。二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培育阶段，技术进步的基础仍不牢固，整体科技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三是要素支撑有待加强。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和专业人才比较短缺，在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四是产业布局有待均衡。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集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这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也认为，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怎么协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在前期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注重创新的政策更多一些。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可能相对来讲还没有成为它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壮大发展，“十三五”期间要成为它的支柱，二者之间更好地协调可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此外，从国家层面来看，战略选择是否明智也非常重要。“实际上不管中国还是国外都有选择失败的。大家可能想到日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薛澜称。
（Reuters，2017.7.6）
中国二季度GDP增长6.8%
在日本经济新闻与日经QUICK新闻7月5日汇总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中，多数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略微收紧金融政策的影响，自2017年第二季度（4-6月）起，经济再次趋于减速。很多观点指出，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趋于平息，认为影响将在2017年下半年全面显现的预测也在增加。
关于中国将于7月17日发布的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经济学家的预测平均值为同比增长6.8%，略微低于一季度（1-3月，增速6.9%）。荷兰银行（ABN AMRO Bank）经济学家Arjen van Dijkhuizen指出，一季度经济增长强于预期，因此北京（中国政府）为了防范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正在加强政策的紧缩。
关于2017年全年的GDP增速，经济学家的预测平均值为增长6.6%，将达成中国政府定为目标的“6.5%左右”。但很多观点认为，下半年减速趋势将日益明显。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沈建光预测称，由于基于政府财政刺激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上半年表现坚挺，但下半年由于金融政策收紧等的影响，下行压力将增强。
关于以从1到10的数字（10表示最为过热）表明房地产行情在多大程度上处于泡沫状态，经济学家的预测平均值为6.6，低于上次调查的7.3。凯基证券的陈浩分析称，随着收紧金融政策，房地产泡沫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此外，宝盛银行（Bank Julius Baer）的苏珊约翰也认为，房地产价格水平依然很高，但当局的政策将让市场降温，去库存也正在逐步推进。
关于有可能招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因素，提到“金融紧缩”的回答高于“房地产行情恶化”，首次跃居首位。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引导短期利率走高，同时银行监管当局也将加强限制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法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驻亚洲经济学家姚远指出，如果对“影子银行”过度施压，将抑制信用中介功能，有可能冲击实体经济。
不过，敲定最高领导层人事的党代会将于2017年秋季举行，很多观点认为，中央政府将根据经济状况调整政策（新鸿基金融集团的温杰）。
关于未来1年的金融政策，多数观点预测称，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将维持不变，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来调节短期利率。
2011年4-6月以后，每个季度都会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相关主题进行调查，此次已是第25次。
（日经中文网，2017.7.7）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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