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演变新特点（8）
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严重冲击，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加快了在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新的贸易规则，其背后实际是对资本的争夺；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新的变化，我们应从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历程中总结规律，积极应对。
■董小君 蒋伟
国际资本流动的实质是资本在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的平衡。判断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时应考虑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一个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间的套利投机等因素有关；而影响国际资本的长期因素，则与全球政治经济以及贸易格局调整有关。正确认识和把握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的特点，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在历史规律中把握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共性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根据1970—201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分析，国际资本流动从最初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间流动，到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再到回流至发达国家，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
第一阶段（1970年—1980年）：美欧资本对流阶段。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流入之外。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1980年的10年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总流出的99%以上。其中，1970年美国占比高达60%。美欧之间的资本流动加速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融合，为欧洲摆脱战后危机和美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80年—1991年）：美日欧“三元对外投资”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作为资本输出大国，呈现出与美欧并驾齐驱局面。1980年—1991年的10余年间，欧美日三巨头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分别占全球的70%和80%。到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第三阶段（1992年—2014年）：国际资本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前苏联解体、日本经济陷入低谷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产业链，国际资本从集中于欧美日三巨头，逐步转化为分散投资，并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流入外资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就占据一半的席位。其中，中国在全球外国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并成为海外最大债权国。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随着发达国家逐步走出危机，发展中国家却增长乏力，国际资本自2015年始呈现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2015年，虽然发展中国家吸引对外投资仍保持环比9%的高增速，并达到765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但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抢眼，吸引对外投资额几乎翻番至962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从2014年的41%上升至55%，扭转了发展中经济体占主导地位的态势。其中美国的增势最为明显，2015年全年FDI流入量是2014年的近4倍。
那么，影响近半个世纪的国际资本流动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长期看，主要有四大推动力。
一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与变迁。在世界经济史上，先后出现过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四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中心需要有庞大的资金流入和流出。从国际资本流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趋势，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以及20世纪末的中国，就是凭借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流入与流出的。
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在金本位下，英国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以美国为主的单中心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美国对外投资流出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持续萎缩，欧洲、日本等拥有主权货币的国家对外投资量日益增大，以美国为单中心的资本流动开始向美日欧三中心互流转变。
三是超大型区域集团联盟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近20年，国际投资协议剧增，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型区域级别联盟的形成，直接影响全球直接投资新格局。其中，亚太经合组织是目前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占全球资本流入量的54%左右。
四是跨国公司的主体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而非传统“绿地”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跨国并购几乎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专有领地，但从90年代以后，欧盟跨国公司已成为主要角色，到21世纪的前三年，在跨国并购中，欧盟跨国公司占全球61%。
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的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严重冲击，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加快了在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新的贸易规则，其背后实际是对资本的争夺。在这些长期因素影响下，国际资本流动将呈现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在4.0工业革命推动下，高端制造业中心崛起，推动着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在过去20年间，新兴市场一直是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价值洼地。危机后，这种趋势有可能随着高端制造业中心的崛起而有所改变。目前，发达国家加速布局新一轮工业技术创新，强化高端领域竞争优势和全球价值链掌控能力，吸引资本回流。金融危机后，日本的FDI流入呈现大幅增长。美国页岩气跨境并购占2013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80%以上，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2040年页岩气将占到世界天然气供应量的30%。高端制造业中心崛起将对低端制造业的资本流入形成挤压局面。
（二）伴随大型区域贸易集团崛起，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呈现多中心化、分散化的特点。从地区看，贸易圈内国家由于交易成本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自然成为资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贸易圈外国家则会受到明显冲击。从性质上看，资本有可能成为超越主权国家控制的力量。在WTO规则下，资本开拓海外市场需要主权国家的支持，这时的主权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T三角”新的贸易规则下，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特殊机制，资本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成为超越主权国家控制的力量，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
（三）随着新兴市场资本账户开放，证券投资尤其是债权投资呈加快增长趋势。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在1991年以前，占比接近100%。后危机时代，随着新兴市场资本管制的放开，证券投资占比预期将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过去十来年中，已有所呈现。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2013年，FDI净流入占比资本总流入从56%下降到49.03%。在证券投资中，股权投资从12.79%下降到5.40%，而债权投资从10.85%提高到15.86%。因此，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受利率、汇率以及流动性突变的风险必然加大。
（四）美元已进入长周期升值阶段，新兴市场资本流出风险加大。自1973年美元指数建立以来，美元已经历了三轮下跌和三轮上涨周期。历史上，美元上涨周期与美国新经济到来需要国际资本流入高度相关。危机后，美国的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必然推动美元再次进入长周期上涨。全球化时代，全球资金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流向。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美元贬值是“印钞机”，美元升值是“提款机”，即历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带来通货膨胀；而历次美元升值，新兴市场货币都会面临“攻击性贬值”，从而带来灾难性打击，甚至爆发危机。
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对策建议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新的变化，我们应从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历程中总结规律，积极应对。
（一）加快与大型区域贸易集团中的发达国家达成高标准、全面的双边投资协定（BIT）。一个有效的、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会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的投资进入中国，同样，它也将增强中国投资者对发达国家的信心，支持中国境外投资的增长。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两国之间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
（二）在全球整合中国制造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努力形成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价值链整合，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在全球打造以中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拥有知名品牌的大型制造企业，可依托自身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来影响上下游企业，形成网络结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有利的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
（三）中国不仅要努力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更要善待资本。中国不能脱离资本帝国而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就选择了加入资本帝国。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不仅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且已经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中国过剩的资本既要走向发达的西方，也要走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有效推动着中国资本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此外，中国还要善待资本，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从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
（四）从国际货币体系供给侧改革入手，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货币话语权。可借助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平台优势，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完善新兴经济体流动性补充机制和金融稳定联动机制。效仿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做法，以货币互换等方式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同时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票、债券、借贷便利、衍生工具等各类金融产品向其他新兴经济体注入流动性，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五）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行“托宾税”，为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安全网。托宾税能够有效抑制国际资本异常波动，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智利20世纪90年代实行托宾税后，有效地将一部分短期资本转化成长期投资。中长期资本流入在全部资本流入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23%上升到1997年的62%。由于托宾税是全球性税种，若单一国家单独启用易遭到市场抵制，我国应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行，构建新兴市场资金流动的“缓冲阀”。
（董小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蒋伟，国家开发银行博士）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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