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回顾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历经40年曲折发展道路
（一）在经济困境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行（1978-1991）
1. 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民营经济时代
2. 民营企业规模解锁：打破雇工数量限制推动民营企业历史性发展
（二）在市场浪潮中成长，在改制中壮大（1992-2001）
1.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海潮促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2. 国企改革拉开帷幕，助力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3. 互联网经济悄来袭，一批世界级民营企业显身影
（三）在全球化中拼搏，在竞争中强壮（2002-2012）
1. 政策环境大幅度宽松，民营企业实现大发展
2. 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民营企业竞争力大增
3. 遭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民营企业艰难寻突围
（四）在新常态中谋变，在涅槃中重生（2013-2017）
1. 党的政策再放定心丸，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大大增强
2. 全方位改革号角吹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3. 供给侧改革中谋升级，民营企业涅槃中重生又一春
二、笑看今朝：中国民营企业风雨兼程40年成就辉煌
（一）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市场主体生力军，经济实力大幅增强
1. 四次创业潮催生大量民营企业
2. 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大幅度提高
（二）民营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支撑作用日益牢固
1. 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已占半壁江山
2.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税收主要来源
3. 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
4. 民间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5. 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三）民营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竞争地位快速提高
1. 大型民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2.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保持强劲，竞争地位不断提高
3. 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增多，跨境并购中唱主角
（四）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市场浪潮中崛起，挑起民族脊梁重任
三、静思不足：中国民营企业前行之路仍需多方清障
（一）民营企业自身短板仍然突出
1.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2. 整体创新能力待提升
3. 诚信精神有待再提高
4. 寿命短难以发展壮大
（二）外部营商环境仍需大力优化
1. 平等待遇仍停留在文件层面
2. 市场准入门槛仍存隐形障碍
3. 新型政商关系尚未完全建立
（三）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负担较重
1. 民营企业税负感强烈
2. 人力成本在节节攀升
3. 融资问题仍有待破解
四、放眼未来：中国民营企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一）党的十九大为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民营企业应苦练内功补短板致力于成为百年老店
（三）民营企业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抢抓发展机遇
（四）改善制度供给并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五）加快税费制度改革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六）金融部门加快探索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解决方案
内容提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政策一扫过去三十年的阴霾，濒临崩溃的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顺势而生。改革开放40年来，从默许、承认到被鼓励，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全球的成长过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营企业应强练内功补短板致力于成为百年老店，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抢抓发展机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改善制度供给并优化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金融部门需加快探索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解决方案。
一、回顾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历经40年曲折发展道路
1.在经济困境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行（1978-1991）
（1）民营企业营运而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民营经济时代
1）经济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为民营企业破壳而出提供了条件
1958-1978年长达20年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在城市地区，全国有1000多万知青陆续返城，加之每年几百万毕业生也不能充分就业，由于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有限，就业安置成为首要社会问题。为解决城镇就业压力，国家允许一部分有正式城镇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等手工业个体劳动，迫于生计，返城知青只能依靠摆地摊解决温饱问题。在农村地区，安徽小岗村冒着生命危险开始探索以包产到户解决粮食产量进而解决吃饭问题。政府在态度上默认了这些现象的存在，在处理方式上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并未对其进行禁止，而这正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萌发提供了机会。
2）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幕拉开，为民营企业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开始承认私有经济的合法性，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时代。民营企业开始在夹缝中生存，在国有经济的缝隙中寻找机会。在城市地区，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城市地区的个体工商户应运而生。在农村地区，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广泛推广，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和储蓄开始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个体户开始出现，并催生了大量乡镇企业的崛起。1980年前后，第一批个体工商户合法获得营业执照，1981年7月，国家首次承认个体户存在的合法性。
（2）民营企业规模解锁：打破雇工数量限制推动民营企业历史性发展
1）受制于理论认识上的不足，民营企业雇工规模难以突破
起初，民营企业的雇工人数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严肃问题，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雇工到了八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并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作为金科玉律。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雇工是否超过七个人是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剥削性质的重要标准。在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兴起之时，我国社会各界均对其数量规模产生较大争议。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个体经济发展，不断地突破国家规定的雇工人数的限额，超过雇工7个人的个体工商大户即私营企业也日渐增多，部分国营企业中的“能人”开始通过承包国营企业积累资产，逐渐成为私营企业。
2）受益于官方冷静对待态度，民营企业发展规模逐步解除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同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宪法修改，《宪法》第十一条明确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官方开始放松对民营企业的严格管制。民营企业开始从地下转向地上，且数量快速增加。
1983年1月2日，党中央在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应适当加以发展，并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民个人或合伙人进行长途贩运，也应当允许。”邓小平对雇工的态度是：看一看，不要动他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这一态度为民营企业，即当时的私营企业发展留下了一线生机，从而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历史性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这实质是对雇工经营的肯定，同时是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直到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发布，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官方的态度使得这一争论得以休止。该文件将1983年提出的对待私营企业的“三不”原则调整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强调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民营企业得到了官方鼓励。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性质做了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赢利性的经济组织”。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法律上确立了民营企业的地位。
2.在市场浪潮中成长，在改制中壮大（1992-2001）
（1）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海潮促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1）邓小平南巡讲话，民营企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针对全国大量出现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民营企业姓“资”姓“社”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给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吃了一颗定心丸，推动民营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民营企业的作用获官方肯定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下来，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民营企业的作用再次受到官方的肯定，民营企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等也开始更加积极有作为，民营企业抓住了这一良好发展窗口期，异军突起，快速发展。
3）全国创业激情高涨，下海潮促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下，全国上下创业激情高涨，迅速掀起一股下海潮，大量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国有企业员工、海归等跳出体制，纷纷下海辞职创办企业，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创业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做过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许多体制内的人下海创业，许多大学生也把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梦想。创业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鲜明烙印，由此也大大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2）国企改革拉开帷幕，助力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1）国企大面积亏损，抓大放小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历史机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经济建设热情高涨和现代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全国掀起了投资扩产高潮，导致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国有经济提出“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并集中在能源、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产权开始流转，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者、技术骨干力量开始接手企业运营，国退民进使得私营企业迎来历史性发展大机遇。
2）国企数量减四成，民营企业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
据统计，在1998-2000年三年中，国有企业数目减少了42%，下岗分流人数高达3000多万人，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房地产、钢铁、水泥、化工、装饰材料等行业中出现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身影。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前身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7%；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1991-2001年，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金、户均资本金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08%、64.81%和 23.58%。私营企业的税收年均增长80.33%，成为各种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部分。
（3）互联网经济悄来袭，一批世界级民营企业显身影
1994-2000年中国掀起第一次互联网创业发展大潮，互联网经济快速走进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创业的热门领域，雅虎、网易、搜狐、新浪、百度、阿里巴巴等一批民营企业诞生。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些公司成长为引领中国甚至全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龙头，孕育了一批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世界级独角兽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互联网的创业之中。
可以说，这十年是民营企业的黄金十年。
3.在全球化中拼搏，在竞争中强壮（2002-2012）
（1）政策环境大幅度宽松，民营企业实现大发展
1）“毫不动摇”首次现身党报告，民营企业地位再次变牢固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从2001年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民营企业的地位，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十六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各界认可。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提出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让民营企业发展成果有了法律保障。
2）新旧“36条”相继出台促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大幅宽松
2005年、2010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或“旧36条”）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民间投资36条”或“新36条”），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到清理和修订，市场准入条件放宽，基础设施等18个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公平竞争、平等进入的市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民营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陆续提出。2004年、2006年、2009年分别成立中小企业板、新三板、创业板，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这一系列重大政策和事件推动了民营企业大发展，并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2）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民营企业竞争力大增
加入WTO使得中国更加快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为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加快，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大型民营企业、企业集团数量大幅增加，在境内外上市的数量增多，并且开始注重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国内向国际发展，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走出去”投资、并购的行为日益增多。2001年，500家进出口额最大的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只有5家，到2010年就增加到了44家。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中累计共有137家企业开展了海外投资，投资企业和项目592个，海外投资额达61.77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74%，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兼并收购海外企业的事件明显增多。充分说明中国国民营企业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增大，且在竞争力上也不断增强。
（3）遭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民营企业艰难寻突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4万亿资金的强力投入，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下行的现象产生背离，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但4万亿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难以分得一杯羹。由于外部出口需求锐减，国内需求萎靡，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外向型民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大量靠外贸加工发家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民营企业家跑路事件频繁发生。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信息，仅2008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在社会质疑声中，民营企业开始寻求转型升级，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高市场竞争力。
4.在新常态中谋变，在涅槃中重生（2013-2017）
（1）党的政策再放定心丸，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大大增强
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民营企业生存打开了一小扇窗，那么35年后党的十八大则为民营企业发展敞开了一大扇门。如果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走市场经济道路为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20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又为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消除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忧虑和后顾之忧。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首次史无前例用“重要支柱”“根基”“重要组成部分”“重要基础”等词汇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还特别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并进一步指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全方位改革号角吹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中国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改革时代，民营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史无前例受到国家重视，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税、投融资体制、市场准入、信贷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出台政策，优化、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2014年国务院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推出“简政放权”“放管服”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证照分离”“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2015年以来国务院、中央深改组先后8次召开会议，讨论优化营商环境问题；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即亲清政商关系；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新版投资项目目录，放宽民营企业相关领域准入；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先后审批成立17家民营银行，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各地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中央及地方政府层面，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全面推行“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费，提高小微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消除隐性壁垒，打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
在上述政策的鼓励下，民间投资热情和创业热情大量释放，民营企业数量急剧增加，极大丰富了市场主体的多元性。
（3）供给侧改革中谋升级，民营企业涅槃中重生又一春
1）民营企业生存压力不断加大，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中国民营企业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融资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等问题，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不断加大。2010年至2016年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均连续下滑。数据显示，2012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增长率达到-3.39%。转型升级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民营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品牌建设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呈现出从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调整的趋势。
2）民营企业大量进入新兴产业，多元布局步伐加快
自2012年到2017年，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民营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民营企业进入数量大幅增长。民营企业加大了在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布局。全国工商联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有46.8%的民营企业500强主动转型升级化解过剩产能；有71.8%的民营企业500强的库存规模保持合理水平；有66.2%的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主动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或使杠杆率保持合理水平。金融租赁、新能源、通信设备制造等新兴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类型。
3）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渐提升，涅槃重生又逢一春
通过转型升级，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大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提高，民营企业正在新一轮转型升级中涅槃重生。以民营企业500强为例，2013-2016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的企业数量由267家上升至313家，占企业比由53.4%上升至62.6%，每年平均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研发强度超过1%的企业占比在35%左右；关键技术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究的民营企业占比由2013年的76.20%提升至2016年的78.80%；2016年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较2013年增长55.65%，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较2013年增长80.56%。2016年3.4万户年纳税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制造业企业中的民营制造企业研发费用占制造业研发费用总额的比重达43.5%，同比提高5.8个百分点，为民营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中，华为超过苹果公司，以83.58亿欧元的研发费用高居第八位，中国的百度、联想、腾讯和美的等企业都榜上有名。
二、笑看今朝：中国民营企业风雨兼程40年成就辉煌
1.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市场主体主力军，经济实力大幅增强
（1）四次创业潮催生大量民营企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已经历了四次创业潮，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创业潮、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创业潮、21世纪初期互联网创业潮、2014年以来创新创业潮，每次创业潮均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万户左右发展到私营企业2607.29万户（截至2017年9月底），个体工商户6579.4万户（截至2017年底），民营企业数量已占市场主体数量比重在95%，占企业数量的89.7%（截至2017年9月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发展迅速，2014年中国开启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证照分离、企业注册全程电子化，企业登记门槛大幅降低，企业注册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2015年中国大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在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财税政策、产权制度等领域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民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4年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06万户，2015年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0万户，2016年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1万户，2017年这一数据达到1.66万户，民营企业数量每年以20%以上的增速增长，在新登记的企业中，96%以上属于民营企业。
（2）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大幅度提高
私营企业注册资金（资本）从2002年的2.4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90.55万亿，增长了35.51倍。2012年后，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增长率快速升高，特别是2014年，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刺激下，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增长率高达50.62%。户均注册资金从2002年的94.00万元增长至2015年的474.52万元，增长了4倍左右，且始终保持上升态势。个体企业资金总额从0.3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3.7万亿元，增长了8.73倍，户均资金额由2002年的1.60万元，增长至2015年的6.84万元，增长了3.3倍。
2.民营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支撑作用日益牢固
（1）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已占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迅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迅速发展为60%，河南、浙江、辽宁、河北、福建等省份的民营经济产值超过60%，甚至高达70%以上，民营企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
（2）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税收主要来源
从税收角度看，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50%以上（保守估计，有研究者认为在60%以上），超过来自国有企业的税收，成为中国主要的税收主体来源。部分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一比重更高，接近70%。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民营经济税收增长5.5%，增速快于全国税收增长0.7个百分点。全国纳税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税收增长幅度远超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说明民营企业正在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3）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
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大幅增长，成为就业的主要承载主体。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在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不但未出现不降，反而连年增加，为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实有3.0759亿人，是1978年的2050倍，1990年的13.5倍，比2010年增加近1.5亿人，接近翻番。第三产业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最多，达2.3亿人，达74.2%，其次为第二产业。2014年中国深入推进工商企业登记注册等商事制度改革，截至 2016年底，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15万人增长到12862万人，增长856.47倍；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由1990年170万人增长17897万人，增长104.28倍。5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工作。
（4）民间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改革开放40年来，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对中国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从增速看，2014年以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在20%以上，均值在25%以上，个别年份在3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年份保持在20%以下，在15%上下波动。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分别在25-90%和28-60%之间，2006-2013年间，两者增速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5-3倍，2005年则高达7倍和6倍以上，2006年下半年之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高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4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经济下行背景下，在经营风险加大、投资回报率下降、行业准入限制、融资渠道不畅、国际形势复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民间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从25%以上的高位迅速下滑，特别是2016年下滑至个位数，但民营企业投资较民间投资增速高6个百分点左右。而与此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则从10%以上快速攀升至20%以上的增速，呈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不过在2016、2017连续两年中央政府鼓励政策支持下，民间投资及民营企业投资增速正逐月回升企稳至6%和10%以上。
从占比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比重由2004年的20%，快速增长至60%以上，并在2012年后稳定在该水平上，其中2015年比重达65%。民营企业投资占比则从13%攀升至3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比重从50%持续下降至30%左右；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民间投资占比由2004年的30%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上述数据表明，民间投资已成为中国投资的主导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民间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增速的快慢已成为判断经济冷暖的重要风向标之一。
（5）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近年来，民营企业出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占比持续下降，由2011年的33.5%提高到2016年的46.5%，提高12.5个百分点，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2015年民营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首次超过外资企业，此后2016、2017年，民营企业一直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而2016年，国有企业出口占比已下降至10%左右，进口占比20%左右，远远落后于民营企业。
3.民营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竞争地位快速提高
（1）大型民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大量大型民营企业，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营业收入千亿元的民营企业不断出现。2010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仅有3家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而在2017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榜单中，有六家民营企业2016年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大关，其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五千亿元。《财富》发布的世界500强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首家民营企业登上世界500强榜单，2017年入围的民营企业数量增至24家，占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达20%。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在2010-2017八年间不断增加，从172家增加至226家，占比由34.4%提高至45.2%。全国工商联每年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入围门槛不断提高，2015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为营业收入101.75亿元，首次跨过百亿元大关，2017年这一门槛则上升到120.52亿元。
（2）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保持强劲，竞争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步伐加快，中国民营企业也加入了对外投资的行列，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组建深入，“走出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屡创新高，已超过国有企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同期实际利用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7年9月，商务部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自2002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4年保持快速增长，占全球流量由0.5%提升至13.5%，2016年流量是2002 年的72.6 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8%。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国企为主转变为民企为主。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占比达到68%。截至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8.7%。2016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已达2.44 万家，国有企业数量已从2007年的19.7%下降至5.2%，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从74%上升至86.8%。
（3）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增多，跨境并购中唱主角
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境并购高达1800笔，总金额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跨越式增长的一年。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达到2210亿美元，超过前四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总和。2012-2016年5年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年均增幅达33%，而2015年民营企业境外并购金额占当年境外并购金额的75.6%，在数量和金额上均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海外并购的主角。2016年，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达到了2015年的3倍，交易额超过2015年数据的两倍，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都超过国有企业，处于领先地位。2017年前三季度的海外并购交易中由民营企业参与发起的并购数量达到359宗，占63%。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的主导力量。
4.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市场浪潮中崛起，挑起民族脊梁重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上的不断突破创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吃苦耐劳、不畏艰难、敢于拼搏、坚韧不拔的企业家队伍，也因此催生了中国新阶层出现，即民营企业家群体。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刘永好、吴仁宝、宗庆后、任正非、年广久等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潮培育了陈东升、毛振华、冯仑、潘石屹、王石、俞敏洪、李宁、史玉柱等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有人将他们成为“92派企业家”；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兴起，一批拥有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诞生，如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马云、周鸿祎、刘强东、丁磊等互联网企业大咖；2014年后国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生代民营企业家走上历史舞台，如滴滴创始人程维、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ofo创始人戴威等等。
三、静思不足：中国民营企业前行之路仍需多方清障
1.民营企业自身短板仍然突出
（1）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部分民营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起了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据统计，大型民营企业中96%以上的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小民营企业仍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突出表现在，一是家族式治理模式较多。民营企业的典型组织架构是以企业创始人为集权核心治理结构，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主要管理者角色。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均由家族内部成员控制，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导致民营企业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甚至造成重大失误，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家族式治理模式使得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严重，独裁和集权化倾向严重。二是企业运行大多靠亲情。许多民营企业内部职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靠家族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行为，“人治”色彩浓厚，以人情代替制度，缺乏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易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因家族成员间分配不公而使企业运行低效，内部交易成本上升。
（2）整体创新能力待提升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一批国内甚至世界知名民营企业，但从整体上看，90%以上的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大多数从事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一般竞争性行业，且处于产业链低端，中小民营企业长期依靠低成本、低层次模仿、低层次加工在市场上竞争，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较少，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能耗高、投入产出低、竞争力弱，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微笑曲线”底端。而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有限是导致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经验表明，研发强度在5%以上时，企业的竞争力可以充分发挥；比重为2%时，仅能够基本维持；比重低于1%，那企业则难以生存。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平均水平仅为0.4%。民营企业500强中研发强度小于1%的企业占比高达65%，中小型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则更低，甚至没有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削弱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制约了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3）诚信精神有待再提高
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民营企业信用违约、跑路现象频发。2011-2014年，中小民营企业老板跑路案件时常见诸媒体报道，互联网金融领域、产能过剩领域以及美容卡、健身卡、教育卡等预付卡产业领域成为重灾区，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现象更为严重。
2014-2017年四年中，首次违约的债券发行人主体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70%以上，不论公募债行政违约主体还是发生兑付风险的信用事件，均昭示着民营企业成为了债券市场的风险高发主体。从2015年到2016年新增的失信“黑名单”企业已逾三千万之多，由此卷入企业主、股东及连带责任人录入失信“黑名单”或超过一亿人以上。2017年，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出走美国一去不返，欠账数百亿元，钱宝网创始人张小雷跑路，圈钱上百亿元。
（4）寿命短难以发展壮大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人才流动大、经营管理理念落后、运作方式不规范等使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重挑战，造成企业寿命较短，难以发展壮大。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左右。而国外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其中有不少跨国企业已有超过百年的成长史。
2.外部营商环境仍需大力优化
（1）平等待遇仍停留在文件层面
2005年、2010年国务院两次出台文件（即“非公36条”、“新36条”）在制度、政策等源头上消除了所有制歧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问题，在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改革、鼓励民间投资等方面出台多项举措，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策并未落实到位，民营企业仍然受到不平等待遇，大量隐性壁垒存在，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问题。政府部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的现象仍然存在，审批繁琐依然突出，民营企业频碰壁，平等待遇难以落实。在获取资源方面，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待遇。例如，2017年国家发改委、全国工商联在联合开展东北13个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城市营商环境评估过程中发现，33.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当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不平等现象，认为民营企业进入某一领域仍有隐形限制。
（2）市场准入门槛仍存隐性障碍
尽管近年来已持续不断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但在诸多领域，民间投资仍存在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民营企业难以公平参与竞争。比如在招标方面，虽然表面上向民营企业开放，但在资质条件、相关业绩、专业要求等方面要求过高，有的要求企业具有30年工程领域经验，对民营企业而言门槛较高，大量民营企业被排除在外；在企业评级方面，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评级要比国有企业差。
（3）新型政商关系尚未完全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政商关系向健康、积极、和谐方面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但在实践过程中，民营企业仍然在政府部门“遇冷”，政商关系“清而不亲”、舍“亲”保“清”的情况较为普遍，通过“红顶中介”变相准入、变相收费、明放暗不放等问题仍然存在。工作人员不接近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敬而远之”，对其发展需求不了解。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懒政怠政等现象仍然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但是办事难、不办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尚未完全建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软环境亟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改善。
3.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负担较重
在各种成本中，人力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等三大成本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最主要成本因素。
（1）民营企业税负感强烈
1）宏观税负增长速度较快。1978-1996年期间，中国小、中、大三种口径宏观税负均呈现下降趋势，1996年是中国宏观税负的分水岭，1996-2012年，三种口径宏观税负均呈现上升趋势，分别由9.62%、10.31%、10.31%上升至18.62%、21.70%、34.46%，增幅分别为93.56%、110.48%、234.24%。2012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营改增全面推开，企业税负有所减轻，小口径宏观税负一直稳中有降，中口径宏观税负自2016年开始下降（由于非税收入自2016年开始下降所致），但大口径宏观税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7年达36.32%。
2）非税收入负担越来越重。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各种明目的收费繁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近两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费措施，民营企业非税负担有所减轻，但对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因其规模小、承受力弱，对非税负担敏感性强，因此感觉难以承受。自1990年起，非税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通道，由0.61%增至2015年的3.97%。2016年，随着政府减费政策推出，该比重减至2017年的3.41%，较2015年减少了0.56个百分点。
3）社保缴费占利润比重高。中国社保缴费几乎全部由企业承担，该部分费用占商业利润的比重高达48%以上，这是导致中国总税率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些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只有一半的社保缴费由企业承担，此项费用占商业利润的比重仅为10%左右。
4）税费负担结构失衡严重。首先，企业间税负差距较大，其中，小企业税负较之大企业更重，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重。虽然小企业和大中企业在增值税方面比例大致相当，但在所得税方面，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大中型企业的一倍左右，而民企的税收负担率则普遍高于普通国企1个百分点以上；其次，行业之间税负不均，总体来看，传统行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税负重，金融、零售、批发等行业税负水平超出第三产业平均水平；最后，中国长期存在地区间税负结构失衡问题，按税负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京津沪地区、东部地区（除京津沪）、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和西部甚至出现了税负增长超出经济增长的现象。
5）民营企业税负难以转嫁。中国主要征收间接税，且宏观税负中大多数税负是由企业承担，在不考虑税负转嫁的情况下，企业纳税额占税收收入的90%以上。国企大多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其产品价格是行政垄断定价，从而可以把税负顺利转嫁给中下游的企业和消费者。同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税负则难以转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多处于竞争性行业，且正在发展时期，其产品竞争激烈、需求弹性大，为取得竞争优势，不得不压低价格，再加上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上涨，获利空间越来越小。
（2）人力成本在节节攀升
人力成本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成本负担。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等因素影响，中国适龄劳动力出现不足，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企业的用工成本连年上涨。wind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340元，2017年已增至每月3485元。民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8年的17071元上涨至2016年的42833元，涨幅150.91%。从2005-2017年各省份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劳动力工资呈上升态势。其中13年间，涨幅在150%-200%的有4个，涨幅在200%-250%的有14个，涨幅在250%-300%的有5个，涨幅在300%-350%的有6个，涨幅在350%-400%的有2个。
（3）融资问题仍有待破解
1）融资获得程度不高
中国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依然依靠内源融资，以自有资金为主，通过银行贷款、债券以及股票等资本市场融资的占比较低。在外源融资中，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民营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小。大型民营企业85%以上依靠自有资金投资；在外源融资中，70%以银行信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30%通过资本市场融资。80%以上的小微企业依靠自有资金，且自有资金占比超过80%，超过一半的小微企业自有资金占比在85%以上，25%左右小微企业自有资金占比在90%以上。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小贷公司是小微企业最主要的外源融资渠道，在中国约7300万家小微企业中，需要银行贷款的比例达到25.8%，在有银行信贷需求的小微企业中，能获得贷款的比例仅为46.2%。即实际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为667.5万家，占总数的10%左右。2014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许多民营企业遭到银行抽贷、限贷、压贷，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据央行统计，银行贷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贷给了生产效率相对不高的国有企业，而大量运营高效、更具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的民营企业则无法获得足够贷款，不少民营企业缺少流动资金和技改资金，有时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来维持正常运营。
2）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尽管近年来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但据抽样调查，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贷款利率偏高，商业银行均会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而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则会在基准利率贷款基础上下浮。同时，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流程长复杂、周期长，提高了贷款成本。此外，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中小企业板申请条件相对较高，申请流程复杂，直接融资制度成本较高。
2010年2月至2018年1月，民营企业发行的信用债利差一直明显高于央企、地方国企发行的信用债利差。2013-2016该民营企业信用债利差与央企、地方国企信用利差的差值分别由100BP和 50BP左右拉升至250BP和180BP左右，目前下降至150BP、100BP左右，一定程度上表明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高于国有企业。
四、放眼未来：中国民营企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1.党的十九大为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报告重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并在市场准入制度、产权制度、商事制度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充分表明了党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不变，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准入门槛、现实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将被一一破除，民营企业的活力、创造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2.民营企业应苦练内功补短板致力于成为百年老店
一是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公司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摆脱长期依靠低成本、低层次模仿、低层次加工的局面，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三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应积极抓住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引入先进管理手段，探索创新商业模式，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四是自觉培育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树立契约意识，自觉诚信守法、以信立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五是培育企业家精神。发扬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树立打造百年老店的信心和决心。
3.民营企业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抢抓发展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系列国家发展战略，民营企业应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主流经济，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寻找发展机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军民融合产业等产业发展战略中找准自身定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升供给质量，积极把握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建设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4.改善制度供给并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一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清晰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按照“更少干预、更多支持”的原则，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营造鼓励民企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坚持服务型政府理念。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主动服务理念，完善制度供给，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在健全市场体系、创造平等政策环境和完善制度服务体系等方面，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制度环境。
三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商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着力构建、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创新政企互动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家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落实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增强民营企业家创新活力、创业动力。政策制定要精准，政策要落地，坚定民营企业家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营造法治、透明、公平的营商环境。
四是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除特殊领域外，全面放开投资领域，鼓励民间投资进入，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五是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民营企业在相关行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5.加快税费制度改革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一是减税、减费。通过财政手段降低税率，可适当降低我国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率的名义税率，全面实现税收法定，正税清费，渐进式推进行政零收费，减轻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负水平，增加其获利空间。合并或撤销重复征收的税费，全面落实营改增。完善涉企收费、监督检查等清单制度，清理涉企收费，最大程度减轻企业负担。完善研究开发和设计支出的所得税加计扣除政策；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建立有效的涉企收费维权机制。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监督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二是在中短期实行减税、减费的同时，加快中长期税费制度改革，以解决税负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实现税收的横向与纵向公平。
三是切实落实国家各项面向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有明确导向的财税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更加积极地开展研发创新和技术升级，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重大科技项目。
6.金融部门加快探索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解决方案
一是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建设；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和层次，降低企业发行债券的门槛；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领域的民营中小企业。
二是改善面向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服务。推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完善中小企业授信制度，推广股权质押融资、保单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投贷联动等融资方式，逐步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建立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鼓励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中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等业务，鼓励融资租赁、典当等融资方式在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宽民营资本准入，积极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我国国有银行占比较高，银行偏好服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较困难。应加快民营银行设立步伐，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混改，积极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匹配多层次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四是完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以多种方式组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鼓励中小企业自愿建立互保联保机制，规范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融资担保业务的受益面；为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开展抵押物和出质登记、确权、转让等提供优质服务；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平台试点，不断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
民生银行研究院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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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峰 xujifeng@cmbc.com.cn
联系人｜徐继峰（微信：11508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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