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部分领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我国GDP总量达到82.70亿元，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然而，这种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持续恶化为代价的，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产业结构优化对于一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联系，而且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以及由此形成的产品产量或产值也存在着数量比例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因此，能否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关乎国家的发展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选取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四个国家为参照对象，分别从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高级化水平等维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五国产业结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产业结构演变动因，总结二战以来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路径以及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我国需积极应对，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 录
一、中美德日韩产业结构调整概况
1. 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转变
2. 美国：主导产业不断更替，产业技术不断创新
3. 德国：以市场竞争为前提，重视科技创新
4. 日本：政府主导，科技立国
5. 韩国：坚持出口导向，扶持重点产业
6. 小结
二、中美德日韩主要产业结构指标对比分析
1. 总量指标对比分析
2. 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对比分析
3.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比分析
4. 小结
三、产业结构演变动因分析及各国调整产业结构采取的主要措施
1. 产业结构演变动因分析
2. 各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举措
四、中美德日韩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1.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发展
2. 立足国情，协调运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3. 把高新技术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4. 政府要合理引导，不能过多干预
5. 重视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
6. 大力发展教育，重视职业培训
7. 重视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8. 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五、政策建议
1.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2.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3. 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 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性
5.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机遇
一、中美德日韩产业结构调整概况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近百年经济史，不难发现，在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业化进程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美国、德国、日本相继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拥有强大领先的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和贸易份额中占据很大比重。美国、日本都曾经在各自的黄金发展期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德国也同样因其国内强大的制造业和“鲁尔区”而闻名于世。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以“钱纳里工业阶段”划分标准，对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工业化历史进程及各国在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概况进行梳理。
1.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转变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苏联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建国之初，我国工业处在近乎于无的现状。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学习苏联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建立大体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从1953年开始，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经济发展被简单化为工业发展，工业发展被简单化为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被简单化为只发展钢铁工业。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1960年重、轻、农之比达到52.4:25.8:21.8，导致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动力。虽然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为我国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化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第二阶段：1961年至1978年，“农、轻、重”产业比例关系调整阶段。针对“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的严重失调，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调整经济结构。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60年的33.4:66.6提高到1966年的49.0:51.0，农、轻、重的比例由1960年的21.8:26.1:52.1转变为1966年的35.9:31.4:32.7。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最大份额的产业。1965年，国民经济呈现一定的良性增长局面。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工业化的方向转为以“准备打仗”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1970年，农、轻、重之比由1965年的37.3:32.3:30.4变为32.5:31.1:36.4。1971年，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办五小”的工业化高潮。1975年农、轻、重之比进一步失调，变为28.2:31.6:40.2。1976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再次导致了急于求成。导致产业结构更加严重失调，农轻重之比为24.8:32.4:42.8。
第三阶段：1979年至1999年，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从1979年开始，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调整。1979-1981年，中国轻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6%，18.4%和14.1%，而同期重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则分别为7.7%，1.46%和-4.7%。整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大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培育扶持主导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着眼外向，融入全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999年开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步入中国经济全球化。入世之后，我国依托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三驾马车，成为全球制造大国。自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我国工业化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行走了十余年，整体进入工业化建设的后期或者完成阶段。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的状况大大缓解。三次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之比由1985年的28.4:43.1:28.5变为2016年的8.6:39.8:51.6。
2.美国：主导产业不断更替，产业技术不断创新
纵观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由新技术革命催生的，表现为主导产业不断更替、产业技术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依据主要革新技术类别，美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划分为起飞阶段、初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和再工业化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世纪末至1860年，工业化起飞阶段。美国工业化起飞模式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首先，城市非农经济与农村农业经济互动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是美国工业化起飞的主要路径。19世纪初，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商品经济一点一滴地向仍然保持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地区渗透。拥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制成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城市的商贸以买卖和出口农业产品为主要业务。其次，工业发展需要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为依托，而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60年内战之前，美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铁路交通网络系统和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运河系统。东部的商业城市，通过运河系统敲开了西部市场的门户，国内市场地理上的阻隔被逐渐消除。
第二阶段：1860年-1930年，工业化初期阶段。19世纪末期，美国制造业的总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品价值的3倍以上，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越了其他工业化先行国家，跃居世界第一。到一战前夕，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总值更是超过了英法德三大竞争国家制造业生产的总和。1890年，美国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80%，重工业的产值已与轻工业相当。1900年时，工农业产值比重升至73:27。
第三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工业化后期阶段。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随着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约出了大批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进入所谓后工业化阶段，表现为战时军事技术在民用经济中的应用。产业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增长。跨国公司主导下世界经济的融合使得世界工业生产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建立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速虽有起落，但产业结构持续轻化和高度化的特征非常显著。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再工业化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反思并纠正危机前的“去工业化”进程，推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重振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尽快走出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并争夺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再工业化”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和振兴传统制造业，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技术革新，运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引领和改造其他产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美国“再工业化”取得了一定成效，2009-201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73万亿美元增加到2.17万亿美元，增长了25.4％。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也由1990年的2.1:27.7:70.2转变为2016年的1.4:18.3:80.3，总体上体现了美国实体经济回归的趋势。
3.德国：以市场竞争为前提，重视科技创新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工业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德国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由于德国资源匮乏，国土狭小，只有依靠“加工贸易”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即采用第二产业带动型的产业结构模式，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二战以后，德国快速发展第二产业，1960年，德国三次产业结构比重达到5.5:53.5:40.9，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是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到1970年，德国第一产业已经进一步下降到3.9%，第二产业比重达到57.6%，第三产业略有下降占38.7%。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达到最高值。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价格逐渐上升，成本劣势逐渐凸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向外转移，使得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开始发生改变。1975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9.4%，第二产业比重为47.7%，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占比最高的产业。之后，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到1980年，德国三大产业比重为2.2:44.8:53，第三产业比重不仅超越了第二产业，而且超越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之和。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再工业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开始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经济产业。199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值为1.29:33.2:65.57，这一时期，德国采取了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的过快下降进行了干预，2001年，德国三次产业结构比值为0.98:28.86:70.16，但是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为0.96:30.43:68.61，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略有下降，德国的干预产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4.日本：政府主导，科技立国
日本一度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领跑亚洲经济几十年。从打开国门到明治维新，日本的工业化如火如荼，社会实现了初步转型。与欧美工业化几百年自发形成的不同，日本工业化是一种“政府主导发展”。日本工业化是工业化在亚洲一次成功的范例，探索与创新并存，碰撞和交融磨合，不同于欧美各国，日本的工业化呈现起步晚、发展快、差异大三个特点，也证明了工业化在日本的曲折性。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5年-1945年，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也始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发展，并带动了日本国内的工业增长。但是这种发展趋势随着日本经历中日战争和日俄大战而改变，战争的发展增加了对于军用品的需求，使得日本国内的钢铁冶炼、船舶制造、海洋运输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日本的制造业逐步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工业为重心转变。这一时期，日本第二产业的GDP增长率达到6.38%，为占该时期日本GDP增加额的近一半水平。从1818年至1920年，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从12%提升至32%。
第二阶段：1945年-1970年，快速工业化阶段。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严重衰退，1945年日本人均GDP降到1295美元（美国当时11722美元）。由于前一阶段钢铁冶炼和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这为日本战后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增长动力。从1956年开始，日本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如表６所示，这一阶段GDP迅速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最高，平均增长率达到10.12%。在此之后，随着新型产业的不断发展，家用电器、汽车制造和电子产品等新兴产业的崛起逐渐替代钢铁冶炼和化学加工行业，逐步成为日本国内的主导产业，像松下、三菱重工等为后人所熟知的跨国公司都在此阶段成长起来。日本制造业也开始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第三阶段：1971年-1990年，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日元升值、能源短缺、环境制约、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工业发展步伐放缓，物价大幅度上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开始调整产业结构。1971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委员会在咨询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四个方面，即研究开发工业、高级装备工业和知识产业，提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知识融合来促进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日本工业很快走出低迷，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第四阶段：1990至今，后工业化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步入长期的经济衰退，GDP增长率明显下降。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动，纺织、钢铁冶炼、化学加工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精密仪器制造等加工组装产业的占比逐渐上升，日本国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截至21世纪初，日本制造业已经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整理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排日本出口额前五位的产业分别是电影摄影和照相用品、切削材料机床、水蒸气轮机、特定工业其它机械和光学制品。
5.韩国：坚持出口导向，扶持重点产业
韩国经济从朝鲜战争的废墟中起步，农业在经济发展初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顺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格局，始终坚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扶持重点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中最大的经济体，从1961年以来，除了短暂的危机和波动，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韩国的产业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年-1970年，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制定出口导向战略，国家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出口，包括货币贬值、税收减免、出口补贴和优惠贷款等。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放在纺织品，玩具，胶合板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第二阶段：1970年-1980年，工业化中期，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阶段）。在此阶段韩国加大对重化工业的投资，钢铁、船舶、消费电子产品逐步取代纺织品和玩具成为韩国的优势产业。经过十年的发展，1980年电子商品、钢铁成为出口大户。
第三阶段：1980年-1990年，工业化后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韩国企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开始进入高科技领域，包括半导体、显示器、计算机等。1990年半导体、服装成为出口主力。
第四阶段：1990至今，后工业化时期，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依靠外国的技术只是韩国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过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企业快速增加自身研发投资，一些行业如半导体、船舶和手机等在国际上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从1990年开始，半导体一直是韩国出口的最主要行业，虽然新的支柱行业不断出现，比如1995年的汽车，2000年的电脑，2005年的手机，2010年的显示器，但是半导体一直稳居出口的前两名。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以来，韩国的出口行业分散程度越来越高。
6.小结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际上是主导产业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不断更新替代的过程。世界主要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的产业结构调整都会带来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繁荣，连续性的产业结构升级往往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从长期看，尽管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础、技术状况、法律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但产业结构的演进确实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
五国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特征顺次变化，由“一二三”向“二一三”、“二三一”转变，最终进入“三二一”的“高服务化”阶段。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开始向第四产业——知识产业为重心升级；二是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工业发展一般要经历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精深加工化、知识技术集约化等四个阶段；服务业向独立化、自动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并随着社会分工和服务需求的变化，可能逐步从一、二次产业中分离出来，不断产生新的服务行业，也可能再次与其他产业融合；三是从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上看，则表现为“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演进顺序；四是从产出效率来看，产业结构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演进。
二、中美德日韩主要产业结构指标对比分析
1.总量指标对比分析
（1）产值变动
三次产业结构理论自诞生以来，其内涵在不断的进步和延伸，特别是在实际运用中，各国为从各自实际的国情出发，制定本国特有的三次产业划分标准，使三次产业分类能够更好的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为了保证分析数据及结论的客观和准确，在本章的分析中三次产业的划分及相应产业数据统一采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中所提供的划分方法及数据。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如图1-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我国的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占比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比在总体上呈现出震荡调整的态势。经过二十四年的调整演变，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从1990年的占比40. 90%发展到2016年的产值占比46.8%，期间呈现出两次波浪形变动特征，第一阶段是从1990年至2002年，在此期间，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在1996年达到最高，为47.04%，在其后顺势下降到了2002年的42.03%。第二阶段为2002年至2016年，在此阶段，第二产业占比最高值为2006年的47. 40%，最低值为2014年的42. 64%。在1990年至2014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总体保持在40%至50%的产值占比区间，产值占比趋于稳定。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从1990年开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由2.38%一直提升至2016年的48.19%，并且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跃升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
相对于我国，其他四国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占社会GDP的比重都随着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当前均超过70%，而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80%，即便是二战中战败并受到巨大国家破坏的日本和德国，其国内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在2016年也已基本维持在70%以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美国的同期水平。除了第三产业外，所对比的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基本维持在2%以下的水平，而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方面，韩国和美国保持在20%左右，而德国和日本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则在30%左右，从趋势上来说，日本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还有向下调整的动向，而韩国、美国和德国基本呈现出稳定态势。
（2）劳动力在各行业分布变动
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方面，我国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单调变动。自1990年以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从60.10%下降至2016年的27.7%，二十六年间农业从我国第一大就业产业变成人口占比最小的产业。反观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自1990年以来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第三产业人口占比在1994年超越第二产业，并在此后连续上升，至2014年己经稳居我国就业人口占比第一大产业。而我国第二产业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上升趋势后，在2011年以后已基本保持稳定趋势，稳定在30%的就业人口比例。
从表8中可以看出，五国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占比大致相同，并且呈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这表示五国的三次产业产值水平和劳动力水平呈相匹配的状态，在本章接下来的分析中将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对五国三次产业产值水平和劳动力水平的关系进行量化对比分析。
2.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对比分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因各国之间本身存在差异，即便是在相同的历史空间下，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均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差异性。为了更好的比较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及差异性，就需要在分析时选取恰当的指标来对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进行衡量。同时，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大多是以第二产业为立国之本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印度除外，印度选择的是一条绕过第二产业、集中优势力量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道路），研究量化对比五国第二产业的调整历程及差异性对于我国这个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以上所述目的，本文采取栾晏（2015）设计采用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DCIS）作为相关评价指标。下面首先对产业结构演变系数进行介绍。
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体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在评价过程中，主要是以一个国家第二产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基础比较值，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各自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进行重新衡量，各衡量结果相加后即为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根据以上叙述，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在上式中，A代表第一产业产出在经济体总产出中所占有的比例，I代表第二产业产出在经济体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S代表第三产业产出在经济体总产出中所占有的比例。根据公式2. 1，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取值范围为（l，∞），当指标取值无限接近于1时，代表此时该经济体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较可以忽略不计，此时该经济体正处于绝对的工业化过程中。当然这种情况只是一个极端情况，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而相反的，当指标值接近∞时，代表该经济体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值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也是理论中的一种情况。
根据栾晏（2015）的研究认为，当DCIS的取值在（1，3）之间时，代表一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且由此研究得出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应该符合“U”型形态，在“U”型左侧最高点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在最低点为工业初期发展阶段，而在“U”型右侧的最高点则为后工业发展阶段。下面将根据公式2.1对五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情况进行计算分析，相关数据如图4-图8所示。
从图4-图8中，可以看出，从1966年至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尚处在“U”型曲线的左半边，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U”型曲线，这证明我国社会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从1966年至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最高年份为1968年，其值达到3.207，这代表当时我国的农业占比仍为三次产业之最，农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大。而之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函数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滑，因为在期间我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特别强调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思路开始进行调整，改变过去单纯的发展重工业的产业发展思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至1991年达到峰值2.418。从1993年开始，我国开始以推广市场机制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轻工业在我国工业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而重工业的占比开始逐渐上升，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从2009年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呈上升态势，并在2012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虽然在此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呈现上升，但是这依然是处于“U”型线的左侧范围，我国依旧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的进程中。
不同于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演变“U”型曲线，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均已呈现出“U”型曲线的右侧走势。从1990年至2013年，美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基本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3.584上升至2013年的4.878，由于美国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因此其国内的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多年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现在基本保持在1.5%以下的水平。而不同于第一产业，美国的第三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保持在占比数值高位，占比达78%。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美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函数己经发展至“U”型曲线的右侧，这表明美国早已经过了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经济发展阶段，而处于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同美国相同，日本、韩国、德国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国内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其国内的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或接近70%，表明这三个经济体也已经经历了农业经济发展、工业经济发展时期，而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五国工业化发展进程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韩国、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我国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处于五国最后。此外，在工业化发展进程速度方面，在可选数据范围内，以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上升一个单位来衡量，可以发现日本需用时三十一年，美国需用时十一年、韩国需用时十一年、德国需用时十八年，而我国因尚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尚未出现一单位的变动，慢于其他国家。
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比分析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的目的就在于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在此部分章节中将通过选取适当的指标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进行量化，并在指标量化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情况进行分析。
（1）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比分析
一般而言，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行量化考察按照克拉克定律来考察产业结构中非农业产业所占的比重，但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水平，非农业产业的占比不能全面的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互之间的变动情况无法客观反映。
因此，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在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衡量的指标设计中，采用关雪凌（2002）设计的指标计算方法，即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相关指标设计形式用公式2.2表示如下：
在公式2.2中，GN代表新设计之后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Y3代表第三产业的产出，Y2代表第二产业的产出。一国的GN数值越高，代表该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而相反，一国的GN数值越低，代表该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低。
根据以上论述，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所提供的数据信息进行相关计算，五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计算情况如表9所示。根据表中计算出来的数据（因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相关数据缺失，美国1990-1996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相关基础数据进行计算所得），可以得出五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走势如图9所示。
从图9中不难发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距离其他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其他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普遍在1.50水平以上的情况下，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直到2012年时才首次突破数值1的水平，在2016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其他对比国家1990年时的水平。五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基本上和相关国家的发达程度或者说崛起时间相对应，或者说与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相对应，例如在五国中，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强国，正处于一般意义上的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的高于其他国家。而相对的，日本和德国虽然均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但同时二者也是二战时的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限制，所以相应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与美国相比程度较低。就五国总体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由高到底分别是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我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处于最低水平。
（2）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比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可以通过指标化来衡量，使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进行度量。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公式可表达如下：
在公式2.3中，H代表产业结构的结构偏离度，Y代表经济体的产出，L代表经济体的就业，角标i代表第i次产业。在上式中，Y与L之商可以代表社会的生产率水平，Yi与Li比值代表第i次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当二者之间的数值相等时，就代表该产业生产力水平与该国平均生产力水平相一致。若每一产业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均相等，则此时H=0，社会产出与就业完全吻合，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理想化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正常情况下H的数值是大于0的，并且数值越大，就说明产业结构产出与就业偏差较大，这也反应出一个社会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是一种常态化的表现。但上述指标并为考虑各产业的相对重要程度，不能区分出各个产业结构偏离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根据关雪凌（2002）所设计的改进产业结构偏离指数进行测定，在公式2.3的基础上加入各产业的所占权重，形成修正后的产业结构偏离指数，具体公式表示如下所示：
在公式2.4中，HN代表修正后的产业结构偏离指数，P代表第i次产业的权重，由该产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确定。除此之外，其他符号的意义与公式2.3均相同。根据公式2.4，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得出我国与日本的修正产业结构偏离指数情况如表10所示。
根据表10中计算出来的数据（因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数据缺失，且目前无法有效找到美国2011年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占比结构数据，因此在无法计算得出结果的数值用符号“”表示），可以得出五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走势如图10所示。
从图10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值远高于其他相对比的发达国家的，这代表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低。虽然从199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数值在不断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不断提升，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还有十分大的提升空间。总体来看，参与对比的五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大致符合一个规律，即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即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越小。可以看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韩国、日本和德国，其产业结构合理化走势图都较靠近坐标轴横线，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值基本上均在0.10以下，英国和美国甚至达到0.04以下的水平，这与我国0.4以上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值形成巨大的反差，这说明相对于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的产出与就业结构的偏差较大，2012-2016年的发展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当前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
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我国的劳动力结构中占比相当大，在1990年时高达60%以上。虽历经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提升进程，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至2016年时仍有高达27.7%的第一产业劳动人口占比，这与发达国家普遍低于10%的水平尚有较大差距。
4.小结
总体来说，五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历史符合产业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一二三”向“二一三”、“二三一”转变，最终进入“三二一”的“高服务化”阶段。当前，我国已经摆脱“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正式迈入“三二一”的发展模式。然而，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规模和劳动力水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距离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三、产业结构演变动因及各国调整产业结构采取的主要措施
1.产业结构演变动因分析
（1）供给和需求
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降低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提高了消费层次，这是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端到高端演变的主因。供给角度的力量主要通过影响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来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从其来源的角度看，相对价格变化的背后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差异与全社会资本深化。
供给角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持续演变的根本动力
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持续演变的根本动力。其一，当部门之间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速差异时，经济增长在部门之间是平衡的，这时的产业结构演变是短暂的。其二，当部门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速差异时，经济增长在部门之间是非平衡的，这时的产业结构演变是持续的。当部门之间实现非平衡增长时，劳动生产率增加更快的部门也具有更快的总产出增长。其三，当不同部门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１时，劳动力会持续不断地从劳动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索洛模型表明，当总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时，资本会更多的流向替代弹性较大的部门，而劳动会更多的流向替代弹性更小的部门，因此部门之间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不同导致了劳动和资本配置的差异，最终引起了产业结构变化。
需求角度：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产业结构演变
根据恩格尔定律，人们的需求结构是与其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即需求结构会逐步得到提升。从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中可以看出：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着需求结构状态，通过需求结构变化，进而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因此，当一个产业在一个国家兴起时，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将会得到提高，当产品的需求空间逐渐达到饱和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将上升的越来越缓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也逐渐发生改变，人们将会追求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商品，并且新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也会更大。
（2） 制度因素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制度息息相关。虽然一直强调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但政府仍然承担着保证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重担。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体制偏向市场化或偏向计划化决定了资源分配的方式和效率，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速度。从微观层面来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能够促进社会资源充分自由流动，使社会资源流向生产技术水平高、资金雄厚、管理科学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和部门。竞争力强的企业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通过知识外溢传播向其他企业和部门，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
（3）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推动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企业的结合，能够把科学技术成果成功运用到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中，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第二，科学技术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通过运用新技术代替老技术，新设备代替老设备，可以盘活资产，激发传统产业的活力。
（4）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第一，促使社会资源在企业与部门之间更有效配置。出口代表着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一国的社会资源必然会流向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部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要素禀赋的动态化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素禀赋从劳动密集型不断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动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机会。FDI通过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能够带动先进技术和人才流动，促进技术知识与制度的交流，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级人才。
2.各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举措
（1）根据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一致性的原则，选择合适的产业结构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供给和需求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是各国合理选择产业结构模式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各国遵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一致性原则，从促进总量增长转向优化产业结构上来。以我国为例，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发展的主要矛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战略。新时期，我国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培育新兴产业发展，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2）发挥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据世界银行报告，最近20年，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30多个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只有0.5%左右，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下只花了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超越了英国、德国的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而韩国也只花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就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各种因素，其中最关键成功因素在于实施产业政策。
保护幼稚产业
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要经历许多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幼稚产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外成熟厂商的竞争，另一个是国内厂商能否实现动态规模经济从而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幼稚产业扶植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包内生产扶植政策。
一是采用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即通过限制有个产品进口或者削弱本国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方面，采用关税保护，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欧洲生产的汽车充斥日本汽车市场，日本政府为保护本国汽车产业，对进口汽车征收高达40%的关税；另一方面，采用非关税壁垒，我国加入WTO之后就对信息技术、电讯服务、金融保险、汽车、石化领域等幼稚产业采取逐步放开市场的方式以减少国外竞争者冲击。
二是采用国内生产扶植政策，政府在实行贸易保护的有限期限内，将资源向幼稚产业倾斜，从而达到本国幼稚产业迅速扩大生产产量、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动态规模经济、提高估计竞争力的目的。国内生产扶植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包括财政补贴、基础设施投资和特别税收制度等。以日本为例，1960-1981年支付给计算机工业的财政补助高达2600亿日元，推行8个“道路装备计划”，免除引进技术需要买进的样机和相关机械的进口关税，从而为幼稚产业的长期发展创造自我积累的能力和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加大对幼稚产业的金融倾斜力度，降低相关产业利率。据“韩国产业银行”调查，1972年-1979年间，韩国重化工业投资几乎占制造业投资的4/5。一些国家还建立国家专业投资银行，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动员社会资金，建立各种形式的有关幼稚产业发展基金。第三，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培养和提高本国的技术力量，1950年-1977年日本共引进技术29599件，支付外汇达79.98亿元，成为当时世界上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第四，采取强制性的管制措施，对受保护企业的规模水平、技术进步水平、市场对国外竞争者开放等做出规定，保护幼稚产业成长。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结合表11和表12中的数据不难发现：第一，日本和韩国通过出口补贴、保护国内市场、获得低成本贷款、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产业的发展。日本1963年对整个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率为32.3%，韩国1978年对整个制造业的出口补贴率为22.8%；第二，日本和韩国在不同时期扶植的幼稚产业不同，比如1963年日本主要对轻工业进行保护，而1968年则转向对重工业进行保护；第三，从时间序列看日本对各产业的保护率在逐渐下降。1963年日本对整体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率为32.3%，1968年下降为24.2%。第四，总体来看，韩国的保护力度超过日本，比如日本对交通运输业的有效保护率为61.5%，而韩国则高达87.2%，其中国内市场保护率高达135.4%。
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功因素在于能够随着国内外环境和世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选择主导产业，促使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主导产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呈现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演变趋势。
德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崇尚自由竞争，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市场竞争选择和决定。二战后，以大规模内需为主导的恢复性建设使得能源工业、钢铁工业、建筑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成为德国当时的支柱产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新科技革命影响，又重点发展了以生物技术、海洋开发及新能源、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加大了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并使德国的因特网及电子商务发展在欧洲遥遥领先。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频发，德国工业又开始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各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介入，增加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再通过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为扶持主导产业发展，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产业环境协调政策。政府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尽可能地协调主导产业与产业环境之间的矛盾，解除主导产业发展的束缚条件，创造一种比较完善的、有利于主导产业成长的市场条件。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时建立了各种出口加工区。
二是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政策。政府通过对基础产业的扶植来提高基础产业对主导产业的支持能力，从而避免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制约而得不到高速发展。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曾经通过对能源、电力的支持来促进重化工业发展。
三是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政府在国际贸易协定许可范围内，对某些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技术先进、产业联系度高的产业进行财政金融扶持和贸易保护，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德国政府20世纪70年代通过提供研发补贴、融资担保、汇率波动补贴等方式来支持空中客车等产业的发展。
四是主导产业促进政策。各国政府在实施主导产业扶植政策时，通常制定有利于主导产业成长的技术进步政策，加强产业界的科技队伍建设，增加研究开发。韩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产业合理化政策，以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率为核心。根据《工业发展法》，韩国制定贯穿于问题提出、研究开发组织、技术成功应用以及综合分析评价这一全过程的产业技术政策体系。
运用竞争性产业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到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实行扶持主导产业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负担加重、政府机构官僚化等。尽管这种模式对于初期扶植产业来讲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重工业化到来后，为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打破僵硬体制和破除不公平竞争力对研发的限制，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颁布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反垄断和私有化。
竞争政策在日本战后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战后初期的1945-1950年，大财阀集团被分解为多个小公司，并且财阀家庭所持股份也被政府没收。1947年，日本政府通过反垄断法案并且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为创建良好的竞争环境打下基础。6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迫使日本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对于战后的增长极为关键。
美国经济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限制垄断，使得国内拥有大量在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中小企业。战后美国在经济领域采用的703项重大发明中，只有133项是由美国科学中学和跨国公司的研究室完成的，其他的均是由个人和中小企业完成的。
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
各国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某一产业从低使用价值、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向高使用价值、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变。日本纺织业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衰退行业，日本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对一些传统行业的高使用价值、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进行升级，即使在现在，日本纺织业在研发、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流通等方面与我国相比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
二是利用市场秩序管制来保护衰退产业。市场秩序管制又分为国内市场管制和贸易保护，美国国内市场秩序管制最典型的是农产品市场秩序管制，由政府创立和推行，主要措施是产出限制和分类定价，涵盖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如95%的新鲜橘类和80%的牛奶受到联邦和州政府共同管制。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融入进了外交政策之中，具有明显的援助衰退产业倾向。如美国历来标榜推荐的全球自由贸易化主要针对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而对衰退产业如纺织、农产品则壁垒高筑，设立进口配额、高关税等保护措施。
三是消除资本流动障碍，减轻资本转移矛盾。针对某些无法通过产业升级和区位进行调整的衰退产业，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把资本从衰退产业中转移出去。主要措施包括加速设备折旧和压产转产两种方式，促使衰退产业的企业停产、减产，加速衰退产业转产。我国20世纪90年代对纺织行业的“限产压锭”，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
四是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援助衰退产业中的劳动力转移及人力资源再开发。美国政府根据“通商改革法”和“贸易扩大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制定了衰退产业调整援助的专门法律。美国1980年实施的职业培训合作法为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法律保障，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衰退产业调整援助的法律和各种临时性的调整援助计划。
（3）运用知识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加大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强化新兴产业优势
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重视基础研究是各国科技政策的核心。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不指导科学家的活动，只负责提供资金，而科学家们则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整个研发经费预算中占比高达70%；韩国政府对于研究与开发基础研究的投资金额在2016年也得到大幅提升，达到投资总额的39%。
二是实施科技产业化政策，着力激发企业创新。在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欧美各发达国家充分运用科技产业化政策培育和推动高新技术发展。这些国家普遍拥有一套适宜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以美国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包括研究开发、政府采购、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税收优惠、专利申报等政策，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
三是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根据美国相关法规，公司退休基金、高校基金、公共退休基金、捐赠基金、银行控股公司、富有家庭和个人、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都可成为科技创新的投资主体。这些机构专业化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还将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专业管理咨询等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良性发展。
四是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各国普遍树立了“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和美国的“学工交替”都属于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其实质是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资源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有利于保持该国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发展的科技层次
发达国家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是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在传统产业中注入高新技术，并消化吸收，达到迅速提升产业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的目的。
总结国外的经验，参照图11，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四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完全自主型技术改造，依靠企业自身能力完成技术改造的后续环节，德国多采用此模式；二是以韩国为主的“移植式”改造，即全部引进成套设备或成套技术；三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直接引用高新技术对原有技术进行改造，美国70%的传统工业都采用这种“嫁接式”改造；四是以日本为主的产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合作互利型技术改造，共同参与、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4） 运用国际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先行国，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不仅需要有大量的外围地区承接其传统产业转移，还需要有更多的外部市场需求为其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支持。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加入WTO，也最终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使本国产业向高级化发展
近几十年来，工业后发国在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区域内甚至全球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韩国首先实现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完成了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
四、中美德日韩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历史和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借鉴:
1.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是经济微观主体的优胜劣汰过程，是有活力的经济得到新生的过程，是经济活力得到再生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就是要形成了一批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和企业群，并使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良性循环的轨道之中。上世纪，美国在80年代前后，日本在90年代后期，英国从80年代开始，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都通过结构调整来重振经济和提升竞争力。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尤其在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着手推进从“国际加工”向“国际制造”再向“国际创造”转变的关键时期，应当紧抓结构调整这一根本手段，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立足国情，协调运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过程，政府既不无所作为，也不主动取代市场和企业做出强制性安排。这是目前各国政府所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和经验。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组织结构、产业布局。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高级化、合理化程度不高，我们需要借鉴美、德、日、韩的成功经验，重视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以相机抉择作为产业政策转型的根本取向，在一般竞争领域和大部分行业，加快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夯实产业升级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基础，强化市场造血机制和竞争活力。在涉及国家战略、维护经济安全和部分高端前沿技术领域，保留选择性产业政策，聚焦重点、集中力量予以攻克，确保产业政策精准发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把高新技术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美、德、日、韩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使其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的根本源泉。我国政府应当努力推动创新体系建设，构建起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在内的完整创新体系和新的创新机制，建立健全高新技术的风险投资体制，尽快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机制和环境，重视与新兴产业发展关联度大的基础研究，不断培育新的科技源头。
对当今中国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及相关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区域，但这些高技术产业大多为外商投资，产品附加值低。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最紧迫的任务是采取措施，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提高创新的主动性，把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规模化扩张引向内涵提升，不断提升创新的规模和质量，形成真正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群。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4.政府要合理引导，不能过多干预
美、德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成功之处在于为企业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两国十分重视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认为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应由市场竞争决定，政府创造必要的制度支持和鼓励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外资企业和本土民营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主体，这些企业需要公平、公正、高效的市场环境，这也为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政府在引导产业升级时，要有合理定位，为企业营造一致、宽松、灵活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把政策激励和市场竞争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5.重视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影响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调整，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扩大产品出口，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化。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企业发展目标定位较低，缺乏产业国际化理念，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有待提升。尽管我国自然条件状况不同于韩国 ，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大相径庭，但韩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提供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产业国际化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6.大力发展教育，重视职业培训
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德国、日本普遍将全民教育和职业培训放在政策的重要位置上，并给予大量财政投入。一般认为，劳动力转移和人才流动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跟不上产业结构变化，就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严重阻碍。对迫切需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国来说，这一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重视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美、德等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和鼓励。我国东南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大型高科技企业的根植性很强，很难通过招商引资得到，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往往取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发达国家重视和鼓励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路与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8.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著名的配第-克拉克法则指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释放出，转移向第二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又会向第三产业发生转移。五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史也说明了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以韩国为例，较高的服务业占比为90年代后期的经济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国进入工业化阶段较晚，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过去的产业政策重工业而轻服务业，导致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这也是造成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以及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重视服务业发展，加强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将是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五、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今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课题，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我国需积极应对，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1.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1）建立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
遵循市场导向，严格执行环保、科技标准，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清理、重组“僵尸企业”；做优做强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传统工业，丰富产品种类，提升技术工艺，降低能耗与污染，改善售后服务，推行品牌战略；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产业，促进新旧动能的衔接与转换；扩大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水平。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研设计、金融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扶持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
（2）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加强工业领域高端人才引进，优化社会保障服务，增强人才稳定性；推广数字化、信息化教学，抓好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知识普及，打造实践教育基地，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
（3）打造特色工业基地、产业集群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生产基地；依托雄安新区、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打造高端工业产业集群以及先进技术研发与试验基地；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建设，形成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4）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发展农业装备制造业，增强工业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改造作用；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工业有机结合，实施“互联网+”工业发展战略，提升工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支持制造企业提供设计、管理等增值服务。
（5）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推动减税、降息以及税外减负，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煤、电、气等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推进国企混改，激发国有、大型企业市场活力，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破除政策、制度壁垒，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更好地发挥中小微、民营企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2.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1）调整产业政策取向，减少政府直接干预
加快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竞争性、功能性转变，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放弃对特定企业、特定技术、特定产品的政策扶植模式，转为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取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指导目录，转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2）继续推进实质性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渐缩减“负面清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行“一站式”、“网络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健全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3）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4）健全创新保障机制
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尊重、保护基层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健全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发展创业创新保险等，丰富创新风险缓释手段。
3.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加大重要技术的攻关力度
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强化政策、资金、机构、人才、设施等聚集效应，提升集中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关键材料和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人物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深化军民合作，争取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取得创造性突破；对一些风险大、投入高的研发项目，政府部门给予适当的资源支持，牵头组建专家委员会或攻关小组，协助项目推进。
（2）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投身工业领域
降低工业领域的创业准入门槛，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创业创新平台；鼓励引导具有良好专业储备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型企业、高校、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海外人才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家二次创业；完善政策解读咨询、投融资支持、教育培训、社会管理、专利申请与使用等配套服务。
（3）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建立公益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支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营机构；保障科技成果拥有单位、个人的自主权益，加大奖励、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鼓励科技成果持有方将其对价转化为企业股权或债权；充分发挥孵化器、加速器的平台载体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尽快投入试用、量产环节，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4.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性
（1）完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实行差别化产业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维护金融稳定，为工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2）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全程对接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的杠杆作用，满足企业初创期资金需求；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PE等多种金融机构支持处于成长、成熟期的企业发展；适当鼓励民营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公司、保理公司等新型业态发展，补充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
（3）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拓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适合工业企业发展特点的新型抵质押方式；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收益权、排放权、排污权质押融资，发展能效融资、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投贷联动试点，适当扩大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围，拓宽工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推广设备、厂房租赁，建立全国统一的融资租赁交易市场。
（4）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拓展信用信息的采集与应用领域，增强信用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拓展应收账款、动产融资质押登记平台接入主体，增强信息登记的强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5.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机遇
（1）努力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
积极扶持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新型工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引导、推动工业贸易结构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加强对钢铁、化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现代化改造，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打造差异化的贸易产品体系，巩固扩大比较优势。
（2）不断拓展国际产业与装备制造合作的广度深度
充分挖掘、跟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工业合作机遇，推进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提供工业产能、技术和设备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PPP项目合作；落实《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从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民间智库等多个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发挥自贸试验区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平台作用，通过共建工业园区、互促企业入驻、人才合作培养、市场互惠开放等方式，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对接。
（3）密切关注、积极防控国际业务风险
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法律、市场等方面，加强国别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提示；鼓励企业本土化生产经营，在用工、采购等方面尽量向当地倾斜，并积极促进同当地政府、劳工组织的交流互信；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间的对话与磋商，促进双方的合作与谅解，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同时，帮助企业熟悉、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案件应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民生银行研究院产业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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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 huangjianhui@cmbc.com.cn
李岩玉 liyanyu@cmbc.com.cn
郭晓蓓 guoxiaobei@cmbc.com.cn
王 润 wangrun1@cmbc.com.cn
黄 赫 huanghe5@cmbc.com.cn
温 恬 wentian@cmbc.com.cn
董运佳 dongyunjia@cmbc.com.cn
廖贝妮 liaobeini@cmbc.com.cn
施元雪 shiyuanxue@cmbc.com.cn
联系人｜郭晓蓓（微信：6100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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