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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有何利器?专家“是是非非”话五常
http://business.sohu.com/
来源:[ 北京青年报 ]
思辩张五常

  张五常的利器

张五常教授在国际经济学贡献的理论方面主要有两个。第一,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等人,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贡献几乎是一块儿上的。另外有一个合约理论,夸张地说(他)可能是理论创始人之一。有些报道说教授说得诺贝尔奖是佃农理论,我猜可能是合约理论方面。

第三个方面,教授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学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他今天的演讲还感觉不到他对真实世界分析的有用。他现在有两本书,一本是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多年的文集,另外是在香港的经济学的解释,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卷、第二卷,还有第三卷。如果看见已经出版的一二卷,就会发现他把整个经济学,起码我们经常使用的经济学做了很大的简化,凡是跟解释真实世界无关的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对解释真实世界有用的东西都做了很深的发挥。

教授在几十年里解释世界只有两招儿,一个是需求定律,看似那么简单的东西。第二是人在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事实上(第二个)应该是第一个的假设,人在局限条件下最大化,通常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他说最本质的局限就是交易费用,怎么把交易费用处理在价格需求上,看起来很基本,但是非常高深。

另外一个方面,教授概括得很好,双管齐下。要解释一个事情,肯定要有假设。但是教授的假设用的极少。所谓假设都是抽象的。第一,要可以观察。第二,可不可以证伪。这两点他坚持始终如一,用得很少。一般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复杂的假设,但是教授一般不用。教授为什么只用两招儿?我猜想这两招儿经常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另外,可以证伪。

海外的经济学家回来了,他们带着数学工具,一些老的经济学家、原来面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感觉有点窘迫,有点不好意思,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你说真实世界,老百姓也说的是真实世界,你说的真实世界跟老百姓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学数学的是不是自有乾坤?不是这样的。教授讲的真实世界并不是老百姓眼中的真实世界,你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经济学的工具。本质数学只是技术的一种,这个可以学习,但是有一种功夫,教授提供的工具需要你潜心学习,需要你的智慧。就像凯恩斯讲的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学科,为什么缺少出类拔萃的,这些知识是用在选择约束条件,为什么解释这个事情?要用这个约束条件,而不用那个条件。为什么解释山西的坠落,要用贪污制度化来解释,而不是用真实世界解释,这方面大有考究。教授是琴棋书画(皆通),他理解约束条件显然要大大高于学院里的经济学家。他有一句话应该汲取,真实世界是学院里的经济学家最怕去的地方。(《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

是是非非说五常

2001年秋季我应某些报刊之邀,连续写了两篇批评张五常某些言行的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2001年12月26日(实际上此文的发表被延迟了一个月)《文汇报》的“学林”版上和《经济学家茶座》第7辑(2001年9月份交稿,2002年1月印刷,2月份发行),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这些细节的具体日期,是因为后来有些媒体发表的文章中对我这两篇文章的起因及撰写和发表日期有些不准确的推测,甚至认为我是受到某些学者的影响才想到要写这样的文章,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可能因为我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对国内高等院校中“张五常热”现象表示异议的学者。

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从时间顺序上说实际上是后写的一篇,因为《文汇报》是日报,所以即便已经被延误了一个月,该报上刊载的这篇文章仍然比季刊更早被读者发现。文章发表时编辑所采用的标题实际上是原来的副标题,而原先的主标题是“经济解释与解释的经济”。此文发表后,国内外报刊和网络等媒体广泛转载或评述,因此一时间我成为若干张五常崇拜者围攻的对象,甚至因此成为不少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

关于我批评张五常的想法和动因,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均有所交待。但是仍然有些人给我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用自己的主观臆测来判断我的动机。尤其当某些人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组织围攻我之后,有些朋友和学生感到非常愤怒和不平,希望我进行回应和反击,有不少报刊也希望我再写些批评张五常的文字发表,或者对那些攻击我的人予以反驳,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感觉这些人对我的批评过于情绪化,甚至有失理性和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我的主观愿望是给“张五常热”降温,而客观效果却是“增温”,这一轮的热潮甚至超越了以往的程度。虽然目前有关媒体不断提出采访的请求,我不想就此题目再做发挥,因为我不想在此事上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会逼迫我做出回应,大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本人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应当承认的是,张五常的确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他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结束之后提出要见我,并且亲切地搂着我面对众多媒体的镜头合影,表现出这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大度、宽容和性情的率真,差不多立刻让我喜欢上这位特立独行的老顽童。虽然他可能不会接受我的意见,虽然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他的许多优点值得我终生学习。我一直强调的是,我对张五常某些言行的批评并非否定他的地位和贡献,也不是对他个人的全面评判,而只是针对他的某些过分夸大其词的言行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和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如果有些人一开始就是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这场争论的话,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希望表面的热闹最好到此结束,而内在的争论将可能持续下去。比如说经济学教育体系是否应当全面更新?张五常式的研究方法与教育方法是否对中国内地的青年学生更为有效?如果想要证明后一点的话,恐怕要有劳张五常教授另办一所学校,全部用张式方法训练,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学生中能够出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即便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只要能够出现类似于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中地位的一批人,就可以证明他的方法是值得普遍推介的。争论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双方力量大小的对比,而是通过事实和时间来证明的,让我们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这样的争论,到时自然一清二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夏业良)

关于张五常的争论中,高小勇和夏业良俨然双方主将。《张五常的利器》是高对张五常4月23日下午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讲座的现场点评(节选),此前高小勇有《五常之谤》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夏文则是张五常4月24日北大演讲之后应本报之约而作。

二、倾听张五常


4月22日至24日,张五常教授在京做了四场演讲,经济学家的明星风采令许多读者心向往之,但见诸媒体的片言只语使很多人有未窥全豹之憾。本报17—18版特刊出张五常4月23日下午所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讲稿,以供赏析。

我做研究生,念价格理论有三个老师。第一个是选修课,要算学分,他是从哈佛大学来的,叫波文。高级的价格理论是跟他学的。既然选修课以后就不能再选修了,跟着我就变成旁听生,我第一个旁听的课就是赫什莱弗,是当今金融学的开山鼻祖。第一堂波文教的是非常技术性的,我的第一个老师,而且他也教福利经济学,都是非常技术性的。第二个也有技术性,但是对我的启发要多得多。因为我起码旁听他的课听了六次,我没有选修学分,只是坐在那儿,每次都坐在那儿。第三个旁听的老师连听两年,跟赫什莱弗的课一起听的,这位是阿尔钦,我也是他的旁听生。后来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出色的价格理论大师。因为我经过这三位所教的价格理论,所以在学校里,我被老师跟同学们认为对价格理论是比较好的学生。后来我学佃农理论,就是运用我所学到的价格理论去写。所以我写了《佃农理论》,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应。后来我就被聘请到芝加哥大学,因为我这篇论文拿到了奖金。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也是教价格理论,我是教博士生的价格理论,教博士生微观经济学。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讨论价格理论问题的大部分的朋友们,现在都拿到了诺贝尔奖,科斯是一位,弗里德曼是一位,斯蒂格勒也是一位。另外是海文焦斯,他已经不在世了。他对我的价格理论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有很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应该在理论上下工夫,他那个时候认为我在年轻一代经济学家里是从事理论研究比较适当的人选。

■经济学要用来解释现象

在1969年的两个月,我去了香港很多市场,我看到绝大部分的市场上的行为,工厂里的结构跟安排等等,我差不多完全没有解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就想,一个念物理学的学生,只要他念过一课物理学,只要他选修过一科,第一年的物理学,他对一般观察到的世界上的物理现象,可以解释到十之八九。但是经济学博士受过这么多大师的教诲,而且又在世界上知名的学府教过价格理论,竟然对世界真实现象一无所知,所以我当时就对经济学理论跟解释行为的用途有些怀疑。教我的老师们都是坚持经济学是要用来解释现象的,解释人的行为。但是我在街边看到的最普通的行为没有解释,我当时的结论就是要不然就放弃经济学,要不就尝试着解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30多年了,我就全力用理论解释世事。因为这个缘故,一些复杂的理论,接触理论,相当好的,我觉得他们太复杂了,很难应用,就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尽量简化,所以就带到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想跟大家解释我的背景。为什么我这么坚持要用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对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对于任何政策的问题,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完全不理会。其他经济学家跟我从事的不一样。

问题就是我的观点跟别人不一样,我看到的世界跟他们看的不一样。所以有时人家说我为什么和别人的不一样,我自己的理论非常清楚,是最传统的,传统的不得了。我在理论方面是完全没有创建的,但是我希望改良,为真实世界而改良,我花了40年工夫就是做这一点。所以,要跟我谈经济,提起一个现象,我常常都问你们这是什么现象,很多都是讲讲而已,老实讲书本上说的东西我都不相信,我的经验是书本很多东西错得太离谱,每本书都说价格分歧。我个人来看,最出名的讲价格理论的高手,是满分的话,要我以教授来评分,最多只能给他们二三十分,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一定要自己亲历其境。我来中国,在内地住酒店、宾馆,两千块钱一天的宾馆,他租给我张五常500块钱,因为他说我是个名人,是个贵宾,你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因为他有很多空房子,有很多多余的房间。APCE,我这个贵宾变得不贵了,本来是一千块钱一个晚上的房间,竟然收我两千块钱。所以,看看价格分歧的问题,有些有控制的行业,比如说坐飞机,有很多价格分歧的现象。20年前,我坐飞机从美国回香港,坐经济舱,因为我有关系,托朋友买票,买到一张票比半价还要低,差不多四折左右,坐在飞机上,前后左右的乘客飞机票的价钱,最贵的是我的那张,这些就是价格分歧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需求曲线弹性那么简单,因为它要控制,它有空位,能够卖一张票总比不卖好,能收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这个现象上的判断,是要在真实世界才可以发现的。

■解释复杂的世界要用简单的理论

我现在要谈谈交易费用的问题。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交易费用,因为它真的能解释(世事),但是这个问题相当深,我只能很浅地说。

要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理论不能约束行为,那么行为就不能解释。这是所有科学的定义。牛顿的万有引力是约束物体的行为,物体往下跌,而不会往上去的。在某些情况之下,它会往下跌,约束它一定要跌。假如情况不一样,物体的行为就会不一样。现在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长幼,不管是不是正常的,我说我可以解释你的行为,你一定要相信能够解释,不然就没有科学了。科学的结构一定是抽象的起点。我研究的结果只有两个约束的行为很有用处,第一就是在有局限条件之下争取极大的变化。局限条件在国内叫做“约束条件”。这是第一个约束。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征求极大化的,每个人都是。我可以很简单地称它为“自私的假设”,每个人何时何地,所有任何行为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我不是说这是真理,我不是说人是自私的,我不是心理学专家,也不是哲学家。我说他是,你不相信的话,不同意我这个出发点,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你要再跟我谈下去,一定要接受我的出发点才能够继续,任何科学都是这么处理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要加一点,假如某一种物体,要使它代价下跌,它的需求量是不是一定增加。代价下跌,去获取某一件物品的代价下跌,需求量是不是一定增加?答案是一定可以,不可以不是。听说中国的青年在网上争论了半年,但是没有用。明天我在北大会谈需求定论的问题。我现在讲很多问题,这两点可以很复杂,可以有许多许多其它理论,我都学过,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多。你运用的好不好就是你的事了。解释复杂的世界,一定要有简单的理论,但是简单的理论假如要运用的好,这些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层面。明白了没有?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能够成功的机会近于零。但是用简单的概论解释这个世界,一定要懂得这个理论的复杂层面。

局限条件有所转变,人的行为就转变,经济学就这么简单,所有的经济学都这么简单。局限条件的转变,人的行为会转变。它转变的规律是跟着极大化,及需求定律一起去的,整个经济就是这么多,没有其它东西了。困难就是怎样处理局限条件,成本就是局限条件,收入也是一个局限条件。比如说收入少,就买不到那么多东西,价格也是一个局限条件。局限条件可以分为八类,看你怎么处理。有的人,比如科斯把八类全部归纳成一类,就是成本,就这么多了。科斯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利息、需求,搞的一塌糊涂。所以说一个高手能够掌握一个概念——成本,最厉害的就是他,前无古人。科斯谈成本,我很坦白地说,我跟科斯做那么多年的朋友,我对他成本方面的掌握,假如没有100%的话也有99%,我的价格理论是从他那儿学回来的。但是,我又不太喜欢他那么中立。我可以像他那么中立,可是我又不喜欢那么中立。可以分开有一点特别不同的,我对学生们说的很清楚,鲁宾森的一人世界的经济学是很容易的,所有可以说的,说快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说完。说得慢的话要一两天。鲁宾森的一人世界,经济学是很浅的。当你多了一个人或者有两个人以上,就变成社会,就会复杂很多,复杂是不止一百倍的,也不止一千倍。经济的困难就是要解释社会的现象。

八类的局限条件之中,有五类我不想讲的,那五项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都存在。因为鲁宾森做事情都有成本。鲁宾森生产也有边际下降,这些都是局限的,鲁宾森的一人世界里有处理。到了社会里,那个时候超过一个人,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冲突,就增加了三样局限条件,这三样条件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是没有的。第一项就是竞争。

第二个局限条件也是鲁宾森一人世界没有的,就是产权的问题。产权的问题,两百多年前的斯密都知道,马歇尔也知道,但是他们没有注意。他们总是当私有财产是存在的,所有的新经济学都当私有财产是存在的。有人说提一提,但是私有产权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到底私有产权是什么?我在1969年才给了一个定义,这些都不完全是我的,我的老师阿尔钦常常谈这个问题,科斯也谈这个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人不是讲的很多。这些概念是我在60年代的时候跟老师、朋友们一起研究出来的,这是相当困难的产权局限条件,相当困难。

■“交易费用”应该称为“社会费用”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交易费用问题。交易费用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是没有的,因为你不能想象在一人世界里有任何交易。交易费用这个题目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认为许多世事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原因就在这儿。1969年,我回香港的两个月,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就是因为交易费用搞不清楚。假如能把局限条件搞清楚了,很多问题都很明确。你问我不能解释世界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是因为局限条件搞不清楚。跟鲁宾森有关的局限条件,我们的社会都有,已经很容易处理。但是,产权跟交易费用就难处理了。所以,交易费用的定义是什么?我提出的定义,弗里德曼都同意。我提出的定义就是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所不能存在的费用,包括很多。比如说运输费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有,我们也有。信息费用,有些鲁宾森一人世界没有,他爬上山头去看天气如何,看看有没有云。爬上山的费用就是信息费用,这些信息费用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是有的,我们也有。但是到市场里找顾客,鲁宾森一人世界是没有的,我们有。产权界定的费用、法庭的费用、法律的费用、律师的费用、公务员的费用、商业上所需要的费用、中介人的费用、银行的费用、文员的费用、女秘书的费用,鲁宾森一人世界里是没有这些费用的。

我曾经跟科斯提过,他也同意,不应该称为“交易费用”,应该把它们称为“社会费用”,只有社会才存在。问题就是:第一,交易费用是他提出来的,是1937年他提出来的。等到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这个名字已经被大部分人接受了,很难改名词。第二,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往往是分不开的。假如能分得开就容易了。整体上说,只好称它为“交易费用”。完全没有交易,也叫“交易费用”,或者叫“制度费用”,就是社会费用。

■费用问题的特征被很多人所忽略

费用的问题,有很多很特别的特征,有很多人都忽略了。

第一点,斯密也看错了。斯密说人是自私的。说这是假设也好,是真的人性也好,我们在经济学上接受了自私的假设,认为它是可以解释人的行为。但是斯密认为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大致上是对的。但是他却忽略了自私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害处,他没有提到这一点。1975年坐在香港的广东道卖玉,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这块玉石买回来是翡翠石,外头有一层翡翠皮,看外面,拿灯怎么照也猜不到内容是怎么样。那块玉假如切开,就真相大白,人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不切开呢?这么多人拿着在灯下研究,就是因为有人要隐瞒讯息。假如我认为切开它对我有好处,我一早就切开给你看。假如我完全不切开,可以卖到高价,那我就不会切开。通常,我就开一条小缝,很小的小缝,磨掉一点儿石皮,选最好的位置来开给你看,我希望能够卖到高价。我不知道应该开哪一个地方,找个专家来问他应该开哪个地方最好,假如那块石头看起来是好势头,那个专家收我5万块钱,只是告诉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开条缝,开出来怎么样呢?是骗你的,告诉你说这是最好的,你看这个小缝,那个要买的人当然知道你是骗他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去猜,玉器市场就是这样。假如我是玉器专家,我花了几十年工夫去研究某一类玉石,做某一样产品,我知道他是值多少钱的,去买玉石,一开价你就知道我是专家,因为我知道这个石头值多少,岂不是可以开高一点的价格买去,所以我要骗你,不让你知道。

第二,关于交易费用,就是度量有问题。度量的准确性,不是数字多少,而是你这种排列是不是直接受到人们的认同。越多的人认同,这就可能算是一个很准确的度量。解释世事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之下,怕交易费用太难度量,或者很难度量到,只要推出两个可以见到的情况,然后解释某一个情况一定比另外一个情况要高,哪一类交易费用在哪一方面会怎样改变,你能够排列出来,那你就有办法了,排不出来就没办法。通常来说,只要能排列出来,就可以解释很多世事。两点怎么排列,然后再加两点,每两点都可以是一个假说。虽然这么说,通常去处理一种交易费的问题,是需要花上很多年的工夫。举个例子,我自己认为好像抓到宝了,收获最大的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蜜蜂的神话》,这篇文章很出名。传统的说法,蜜蜂去采蜜,蜜蜂的主人没有付蜜浆的钱,蜜蜂采花粉,增加生产,但是果园也没有给蜜蜂。这是1952年提出来的,这是很出名的例子。我作调查研究,我说蜜蜂采蜜是有合约的,采到的蜜要付钱,花粉的传播是要收钱的。有交易费用概念在后头,调查蜜蜂的合约,你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呢?我只花了两个月的调查时间,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写出来,所有的学报都抢着要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从头到尾只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很多交易费用的问题,就像讨价还价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我最近已经写出来了,在网上可以看到。

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需求定律里面的价格变动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需求量是抽象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是经济学家想出来的。自私极大化,极大化只是一个概念,其实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极大化,我怎么可能知道?没有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假设,是个抽象的假设。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所以,局限条件可以简化,但不可以假设出来。举个例子,在实验室里从事化学实验,要用一支玻璃试管,假如你做实验,指明这个试管一定跟这个试管,说的很清楚,达到某种清洁的程度,不可以用一支脏的试管假设它是干净的,不可以这么做。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可以简化,一定要去调查,一定要大致上跟真实世界融合,这是很大的规模,一等要真真正正跟你所说的理论有关。在调查局限条件方面,这个工夫是无可避免的。可以花三天的时间做出来。

最后一点,交易费用的问题,因为交易费用是无可避免的局限,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传统的、无效率的分析完全要更改。我常常以吃自助餐为例,你们去吃自助餐给了一个价钱,比如100块钱或者50块钱一位,进了餐馆以后可以尽量吃,没有人会管制你,所以每个人吃到最后一口的价值就是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餐馆供应你的食品,边际成本不是零,当你吃到边际价值是零,边际成本不是零,传统来看是一种浪费。要解释人的行为很简单,这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你就尽量吃吧,吃到吃不下为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自助餐这种安排?答案就是吃自助餐,就必须一个一个来算,需要一样一样菜来算价钱,不需要这么多侍者,还可以省很多交易费用,因为它节省交易费用比食品的损失要大,所以就有自助餐的安排。这么看来,交易费用的存在就解释到为什么有自助餐这种形式存在。既然交易费用无可避免,自助餐的安排就不能算是浪费。

科斯眼中的张五常

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尔德·科斯(Ronald H. Coase)在他的题为《生产的体制结构》的获奖演说中提道:“……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敦促人们将经济系统的特点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一旦被纳入分析之中,我相信,它们将带来经济理论结构的彻底变化,至少在被称为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方面是如此……我还将谈论如果我们要通过这种方法的转变来提高我们的认识,我们必须做哪些经验研究工作。在谈论这种转变时,我并不想表明它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成果。和其他人一样,奥利弗·威廉姆森、哈罗德·戴姆西茨和斯蒂芬·琼(张五常的英文名,编者注)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没有他们和其他许多人的工作,我怀疑我的著作的意义会得到人们的确认。创设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学某些领域的关注,从而鼓励人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然而,突出几个或者一个学者的研究工作(比如对我这个学者的工作),往往会抹杀其他有才华的学者的贡献的重要性,而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于经济领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将话题转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援引的、大约30年前发表的我的另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我认为,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方法将最终转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我会解释这是为什么。我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在写那篇文章时,我的心中并没这样一个总体目标。那时我想,我是在揭示庇古对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之间的分歧的分析所存在的缺点(他的分析当时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仅此而已。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写的东西对经济理论的一般意义,而且开始更清楚地看到需要对什么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这部分是由于我在60年代与斯蒂芬·琼的几次谈话的结果。”

三、提问张五常



■经济学与赚钱

提问: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家身上也是希望能够帮他们致富。

张五常:有了知识,收入都会好一点,这样就会帮你赚到钱,起码你知道分别在哪儿,对事情明白的多一点。很难说对市场明白多了以后,赚钱会少一点,就像我妈妈的例子是很特别的,因为她完全不需要懂,也有这种人。只要对市场认识多了,你对生活的保障就好得多,这是很简单的事。经济学的例子,假如你买车子,分期付款,假如根据原本的车价来给,还是根据剩余的价格来给,外面的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一听利息这么低,是按照原价收,你一直供下去,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收。只要按车子原价的利息收钱的话,与只是按照剩下多少钱来收钱,利息的利相差刚好一倍。只要念过经济学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知道卖车的人是骗你的,你就知道了,那你就可以省一点利息钱。

提问:您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有科学家,但是中国没有科学传统。我想问一下中国没有科学传统与中国的伦理道德治国有什么关系?

张五常:中国的传统、伦理治国的传统就是学而优则仕,大家都去做官,做官判案,郑板桥也是做官判案的。我在长沙跟人聊起来,朱熹也是做官的,但是他也想从事有关科学的研究,结果他是惨淡经营。你说他学得怎么多都是假的,到最后他年老的时候是68岁,只剩下两个学生,眼睛又瞎了一只,找人抄他的文稿都找不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纯粹依靠知识而能够卖到钱的市场,农民不需要识字,做手工艺的也不需要识字,商人也不需要识字,识字的都去做官,连朱熹也要做官。可是现在改变了,张五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学术上的地位,当然不能跟朱熹相比,他比我高得多。可是,假如我今天在书院设馆授徒,我要一百个有一百个,我要一千个有一千个,时代改变了。这几年中国青年之所以这么拼命读书,求知欲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只要有学问就有生活,他们看到了。我在50年代末期也看到了,我看到学问是值钱的,那么我就变得有学问,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中国这几年的转变,在我来说是很明确的,也许你们身在其中,看不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花了几十年的经验,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有这么好的现象,知识资产是人类最值钱的资产,现在中国知识资产的增长我不能想象在其他地方会有。当然,师资有问题,还有别的问题,但是大致上发展非常好。

■思想与工具

提问:您对合约理论和价格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您很出名。当然,您现在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焦点是在经济研究中,到底是工具重要,就是数学工具重要还是思想重要?您大概是倾向于后者。您觉得这两者应该是什么关系?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您可以倾向于一种,但是作为一个研究群体,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中国现在的改革已经经过了农村生产体制改革,注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下一个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力度,应该在金融体制改革。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如果您对数学不是很重视,您对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有什么看法?

张五常:数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具,我常常鼓励学生要多学数学,因为数学证明对的未必是对的,但是假如它证明错的话一定是错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数学本身是没有内容的,你不要以为数学说了些什么。没有一个人认为数学是有内容的,内容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很多青年人做数学,看上去都是方程式,我说你们坐下来,告诉我你们的文章,我不喜欢听术语,我完全不需要术语,最浅的话告诉我到底讲的是什么,他们讲不出来,我不知道他那篇文章是说什么的,所以这是有问题的。当年有个学生是很好的学生,斯蒂格勒要他去芝加哥大学。学多一点数学,他说你经济很厉害,芝加哥大学请你去,我给你钱去多学一点数学。学生问斯蒂格勒,“数学是不是很重要”,他说你怎么那么蠢问这个问题,当今之世,可以不用数学而站得住的经济学家一个是科斯,一个是阿尔钦,一个是张五常,你是第几个?斯蒂格勒不是,他本身懂数学的,他的代数比我好。可是现在所说的数学,代数不算数学,微积分不算是数学,现在比较过分。20世纪的经济学文章,找不到有一篇传世之作有数学,我就看不到,一点点是有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思想重要。数学是可以帮你推理的,但是无论你怎么推,若说不出来的话是有问题的,应该没有思想那么艰深的吧?我常常都是走科斯那条路的,我看不懂的文章是错的,就是这么简单,凯恩斯的我也看不懂,所以我说他有问题。为什么那么深奥?你说你比张五常聪明,我不跟你争辩,你说你讲的东西我没有可能明白,那就有点问题。现在有很多搞数学的,他们用的数学太多了,他们用符号讲来讲去,讲不清楚是代表什么,说一句术语也讲不出来,说来说去,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难怪我这个老人家不想继续听下去,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的观点是学生多学一点数学,基本功是需要的,但是思想就要用脑子,用完之后用数学来帮忙引证。假如是到某个程度倚老卖老,就可以学我一样,完全不用数学,科斯不用,弗里德曼不用,他的数学很厉害也不用,贝克也不用,有时他用所谓的效用函数拿出来装模作样,说起来一点也不深奥,何必搞那么复杂呢?所以,我个人常常这么看,经验也证明我是对的。实用性的理论永远都是很简单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复杂的层面,简单可以用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逻辑,来来去去用很多次。所以,我常常自己说话好像有恃无恐,我在简单的理论基础上千锤百炼,我自己知道是千锤百炼。所以,科斯当年说我应该可以改革经济,但是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数学我还是鼓励你们要会的,有的人很害怕数学,我觉得他们花一个暑假的功夫,全身精力的去学,这样就等于进入其境。我曾经也懂数学,不是懂得很多,不过我几十年没用。

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提问:现在内地加强了土地的承包制度,怎么理解这种制度?

张五常:很复杂。有很多种说法。我这两年对中国农民看好。就是说农民没有土地当然是不幸的事,但是我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不够。而这几年,很明显的,中国大学里的学术气氛非常好,您们都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农村的子弟都进了大学,这个现象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偶尔有两三个是有的,现在开始普及。很多地方大学的三分之一是从农村来的。

■理论与事实

提问:现在经济学研究的各种理论越来越复杂,而普通老百姓却不太了解。经济研究的发展对老百姓到底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游戏?

张五常:我自己认为经济学要解释事实,除了解释事实什么用都没有。现在青年从事的研究我都很明白,去大学教书教了几年,拿不到终身合约,被人家开除,是很可怜的事。所以一定要在学报上有发表,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以前马歇尔、斯密一生写一本书就够了,何必要赶人家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呢。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我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一开始就是终身雇用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但是年轻学者比较担心这个。所以你要调查交易费用、局限条件,运气好的话,一两年能够写蛮好的文章。不幸运的话,五六年也做不出一篇文章来。那么你身为助教,你想拿到终身雇用合约,没有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做调查。万一调查不行的话老婆儿女就没饭吃了。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困难。

提问:今天我是仰着头提问,感觉回到了小学生时代,所以我想问一个小学生的问题。刚才您提到吉芬商品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可是现在,在非洲闹饥荒的时候它同样也可以发生。第二个问题是,MBA教育现在在内地是越来越热,学费越高,上的人越多,这是不是一个反论?

张五常:你说非洲有实例,我想看看,我亲眼看见才相信的。当年我的前辈斯蒂格勒对我说,“张五常,我真的不明白,吉芬商品在逻辑上是肯定存在的,为什么在全世界我找来找去都找不着呢?这是斯蒂格勒说的。假如当年,我那时还没看到过吉芬东西在市场上是不能成交的。假如我当时告诉他的话,他就会明白。但是关于你说的非洲的例子,非洲充满了神话,据说非洲有Target Worker,到底什么叫Target Worker?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可是他言之凿凿,Target Worker就是说,就是做什么工作也是有目的的,他家里就是要买一辆自行车,一赚到钱就回家了,多给薪水都不要。这种事你相信吗?我就不相信。要调查事实,我有一篇文章,我只花了三个月的工夫,两个月调查,一个月写文章。1972年写的,到今天还有人谈论我的文章。我个人认为经济学家要到实际中去。外面所谓的捆绑销售,跟书本上讲的完全两回事,斯蒂格勒讲的那些价格分析,外面完全不存在的。

关于MBA问题,因为需求上升价格才上涨。

提问:您对我们学习博弈论有什么建议吗?

张五常:博弈论是从40年代开始的,我在1961年曾经读过这本书,他是20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这是一本很聪明的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没有人感兴趣了。现在又卷土重来,这次威不可挡。签了合约之后,我卸责偷懒怎么办?然后就变成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然后机会主义就变成博弈论。我认为博弈论可以解释问题,但不能解释行为。为什么这么流行博弈论呢?原因就是在局限条件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要调查局限条件。假如这个人偷懒的话,就不需要调查局限条件了。所以我认为博弈论的盛行就是因为调查局限条件太花力气了,所以干脆搞博弈理论。

■写作与演讲

提问:我已经跟踪了张五常教授十多年了。但是我声明一点,我不是你的崇拜者,只不过你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我同意科斯对你的评价,你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有希望对经济学进行全面革新的人。但是我看到这几十年来,你至少有很大程度是卸责了。这里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除了太过于贪过瘾,贪玩,玩性太大以外,缺乏一种理想。第二,你对政府一无所知,可能也大大限制你往经济学领域深层的挖掘。第三,最近连载《经济解释》,我看你完不成更大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来你有希望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雏形。我看的经济解释,我觉得你那里有衰竭之相。

张五常:你的说法大致是对的。我等了很久才开始动笔写这个经济解释。因为我从事研究几十年,到街上随便到处走,到处逛,积蓄这么多经验,什么时候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我们做时政研究的跟从事理论研究的不一样的方面。从事理论,一到退休就算了。做时政研究的,年纪大了所知道的就更多。我要拿自己所知的再去研究理论,因此我不可以有理论。我知道科斯有很多题目做过研究,还没有写出来,可是你要知道科斯已经92岁了,应该很难还有什么作为。我的老师阿尔钦已经80多岁了,可是还在写一本很厚的书,啰嗦得不得了。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开始登出报纸。很多累积的经验,生产成本的问题,玉器市场的问题,讨价还价的问题,捆绑销售的问题,还有很多合约研究问题,我开始准备写五本书,后来想想你讲得是对的,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的魄力,我就改写三卷。我现在刚写三卷,还没有写完,我跟我太太说我很怕写不完。你们知不知道我写这些书是多么大的搏杀,又要抽烟,又要喝酒,又不能睡觉,整个人像傻子一样。

整个结构我大概打算在最后三章的时候才写,现在我出了两本。第一本叫做《科学说需求》,第二本叫做《供应的行为》,大致上我都很满意。至于将来我的作品在历史上会有什么地位?那就要靠中国的青年帮我翻译。我为什么要用中文写?我是为中国青年写的,将来总有人会帮我翻译出来。我现在写第三本,叫做《制度的选择》,这是我的专长,我写得都废掉了,没有办法,我只要写一篇,比如玉器市场,假如写一篇给学报发表,大概要花半年、九个月的时间写出来,可是我思考这个问题几十年,4000字就写出来了。那篇我大概花了三四晚的工夫写的。有人说我要上内地来作报告,又要断稿,我临来到内地的前一个晚上,才写了第一段。

我做了一生的研究,你们不要常常说我很傲。假如我认为这本书不比以前写的书要好,我是不会写的,我就尽量拼一拼吧。在历史上的地位,我的书不会有斯密那么有地位的,但是全面来讲,经济学的书,我把宏观放在一边不管了,货币理论我也不讲了,我只讲基本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斯密开始是巨著,是伟大的作品,李嘉图的也是伟大的作品,米尔也是很伟大的,跟着是马歇尔,也是伟大的。再跟着下面是哪一本呢?会不会轮到我的那本呢?我要有多少的力气跟抱负才能下笔。到了我这个年纪,多写一本书不算多,少写一本不算少。张五常的存在不存在无足轻重,这是很简单的。你说得很对,我真的有衰竭的现象,前几天有几个记者问我你现在还有什么愿望,你唯一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老实跟你们说,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健康维持到今年9月,因为我那本书到今年9月应该能写完。

提问:从去年开始您就频频到内地讲学,去了很多大学。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出于什么考虑才往返奔波?

张五常:我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机会接触中国的青年。我没有见过世界上任何地方,除了在美国五六十年代学术气氛能有中国青年气氛这么强。中国青年的求知欲非常强,所以我对中国的发展看得那么好。我用中文写文章,已经被几十个人骂过,这么多年花时间写中文文章,怎么可以拿到诺贝尔奖?有的人说我写的根本不是学术,以前的张五常还可以,现在的张五常哪行?你们看看我现在发表的经济解释,不论你怎么批评我,你有本事写给我看看吧。

我关心中国的青年,已经说了无数次了,还有第二个原因,也许你到我这个年纪之后也会有这个感受,我一接近青年,一听他们发问,我自己脑子马上年轻了,我要维持一个年轻的脑子,我要常常学小孩儿那样发问,要不然我是写不出那套书出来的。小孩子是很天真的,他们问很傻的题目,他们认为很天真的题目我是问不到的。我接近他们,我自己也可以开始问得到。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到了70、80岁,还有小孩子发问的本领,有深的题目,有浅的题目,有傻的题目。我能够接近年轻人,我很开心。我在广东一家中学讲过一次课,都是16岁的,一些小女孩儿搬着小椅子坐在前面,我跟她们谈钓鱼,谈吉他,非常开心,我也开心,她们也开心。大致就是这些原因,所以到国内来讲学。
2002年4月29日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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