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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枭雄”终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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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佩良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仿佛三只陀螺,杨斌、仰融、吕梁旋转于自我的中心,膨胀于野心,欲望和梦想中,借助权力资本,顺风顺水,一时风光无贰,然而,他们都在2002年从顶峰走入了谷底(吕梁在本年度的逃走也意味着他从此再也难以在中国翻身)。他们的故事各异,命运的结局却是必然。

  三人发迹的过程,均与权力、资本有着极深的渊源,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先后落马,实际上透露出的是这样一个信号:改革开放20余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和“乱世枭雄起四方”的时间段,随之将进入一个更加理性和法台的阶段。

  而在这个过程中,昔日依靠政治势力获得经济势力的经济权贵们将发现,时代已经在变化,他们所依持的个人政治资本不再坚固如昔,他们的未来将因为被他们利用的政治资本的醒来而更加不确定。他们必须以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和通气认真地回顾并告别过去,妥善地解决各自核心的历史问题,学习新的知识和即将到来的新规则,以谦逊的态度投入其中,将已取得的资源和优势兑换成这个时代的筹码。

  在这个反复较量的阶段中,不敢保证不会再出现杨斌、仰斌、吕梁这样的人物,但更重要的是,新的一场游戏已经开始。

  仰融:借鸡生蛋之后

  体制成全了仰融,所以,当仰融想和体制较量斤两、切肉食之的时候,体制就只有抛弃仰融。毫无疑问,仰融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的对手是谁,他丝毫也不敢轻视,极尽辗转腾挪之策,但依然不能摆脱他的命运。他没有退路。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的前华晨董事长仰融是当之无愧的商界大枭,这位以70亿元资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三的白手起家者,从一开始就借助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来实现打造自己的汽车帝国之梦。 他不但在1992年10月9日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又称CBA)这支号称“中国第一股”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成功上市的中国企业(也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上市的第一支股票),还斥资40亿元开发出中国目前惟一拥有自主产权的中华轿车。然而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产权归属这一核心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华晨则被仰融多次表态为属于国家,自己是“代客理财”,为国家赚钱。然而,随着华晨系的日益壮大兴隆,仰融不甘心自己创立的巨大利益落入政府之手,遂用种种金融手腕和财务杠杆与沈阳政府明争暗斗,希图将华晨纳入自己囊中。由此,仰融彻底失去了对他用十年时间打造的市值高达200亿的华晨系的控制。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仰融入局之始已入瓮,这瓮却是他亲手所为。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仰融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私营老板做金融,而是始终在利用稀缺的政府资源进行金融运作。以仰融的精明和眼光,不可能在十年的时间内看不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的重要性。他迟迟不去碰这个问题的实质,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当时的产业和政策的环境不可能去进行明晰的产权分割;其二,如果离开了政府权力与资源的核心支持,单凭仰融个人,是不可能实现其在中国打造“汽车帝国”的梦想的;其三,仰融不安于在这场大餐中只取得分一杯羹的位置,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在混局之中,将华晨的大盘悉数纳入自己囊中。

  以仰融的野心和能力,后两点是极有可能的。

  据透露,沈阳市一直希望通过华晨重整沈阳的汽车工业。沈阳为此雄心勃勃喊出了“要将汽车产量扩大到100万辆,打造中国‘底特律’”的口号。显然,沈阳将重任寄托在了华晨身上。然而在发展汽车项目上,仰融与沈阳市政府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沈阳方面希望仰融能把资金留在沈阳,包括整车和零配件。而在产业链中,仰融却将利润好于整车的汽车零配件的生产放于沈阳以外的地方,仰融并不希望把大量的资金投到沈阳,他一方面变现资产,一方面又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面。另外,仰融也有意让申华脱离华晨。而对沈阳市政府来说,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

  仰融的强硬和釜底抽薪,使得其与沈阳政府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终成水火不相容之势。

  而此时的仰融已经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在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过一分钱。

  然而,仰融混淆了一个概念,他所反复强调的“国家没有投一分钱”,实际上隐藏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实:以当时中国的实情而论,仰融所得到的稀缺的政府资源和权力的支持,如果换算成金额的话,数额是惊人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没有沈阳政府的直接支持,就不可能有华晨的上市,更不可能有中华轿车的诞生。“中华轿车上目录是沈阳市政府以辽宁省政府的名义跑下来的,”一位沈阳市官员说,“沈阳市政府跑了三四回北京。”政府的最终决断显然是基于这个判断的结果。

  无可否认,仰融与华晨之间的产权之争,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留下许多历史问题,而当资产膨胀之后,产权归属的矛盾就势必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仰融事件具有很普遍的意义,国有资产法的健全已是当务之急。

  然而,也应该看到仰融事件的背景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是必须以实际、务实的态度,在发展中去解释、完善和解决的。

  而仰融留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真正的企业家除了具有赚钱盈利的能力外,还应该是承担责任的完美的人。

  K先生吕梁:鸡蛋和苍蝇

  吕梁是中国股市无法忽略的一个节点,如果没有吕粱的注释,也许中国股市的十年的庄家黑幕依然如同层层铁幕,永远无法真正地揭开玄机。作为中国股市上第一个跳出来自曝内幕的超级庄家,吕梁不但操纵并导演了号称中国“股市第一案”的“中科系”从大牛股到大崩盘惊心动魄的一幕,而由此给股市所带来的剧烈动荡,也敲响了“概念重组”的丧钟。吕粱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理论”,映射出的正是6000万中国股民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真实的心态与迷茫。而吕粱其人,则是中国股民们自身在光怪陆离的股市上所投射出来的巨大影子。

  吕粱曾以K先生的身份,借助媒体反复强调了所谓“重组”的概念。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98年,在投资界闯荡多年的吕粱与深圳个体庄家朱焕良合谋染指深市上市公司康达尔(0048,中科创业前身),图谋将康达尔从养鸡专业户重组成高科技新贵,联手进行庄家炒作。1998年底至1999年中期,吕粱以一份“长期投资”项目建议书吸引了统称“北京机构”的400多家机构追随者,康达尔也摇身一变成为“高科技+金融”的时髦新贵--“中科创业”。1999年7月,在吕粱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更多机构和更多资金加入这场豪赌,名为“中科系”的庄股在2000年逐步成形,深圳中科90%以上的流通盘为庄家们所持有。吕粱操纵下“中科系”的资金链条达到54亿元之巨。

  随之形势大逆转,2000年的12月25日,中科创业(0048)崩盘,连续拉下10个跌停板、市值蒸发50亿,并波及诸多个股,被指为“差一点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由于被捕之后,吕粱逃跑,“中科创”一案依然谜云难解。

  应该说吕粱的坐庄手法并不特殊,“坐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应该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一位曾为吕粱融资的掮客则说,吕粱融资额中的大部分其实是来自银行。如果所言为实,这说明曾有大规模的国有金融机构跟随吕粱,卷入中科创的股价操纵案中。而这一点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明显暴露出整个国有商业银行体制以及整个中国股市的弱点。即以融资改造国有资产为原始出发点的中国股市,在大量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上市,而且市场缺乏做空机制的情况下,股价无法反映出企业真正的价值。高市盈率的投机和炒作,成为股市赚钱的惟一之道。而证监会所扮演的角色进退两难,一方面监督权力非常小,而另一方面审批权力太大,其结果则是越控制市场越狭小,越狭小就越便于坐庄。

  千方百计钻法律和市场空子的吕粱和这一类的庄家,正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借机大肆谋取暴利。

  这正是无可奈何的景况与游戏,在一次次泡沫破裂之后,股民已不再轻信政策面的利好。然而公信力的重建却绝非一日之功。

  杨斌:一场神话一场骗

  红极一时的欧亚董事长杨斌被捕,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法律尊严的意志和决心;从另一个方面,则反映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树立诚信,已成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迫在眉睫的使命。

  2002年10月7日,一份题为“中国证监会致函中国香港证监会”的文件英文译本被披露,文件显示,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涉嫌造假账。欧亚农业报称公司1998年至2001年的总收入为21亿元人民币,但根据国家税务局的调查,连同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斌的私人企业(未上市部分),总收入不足1亿人民币。文件还指出,该公司有约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不知去向,现在公司拖欠税款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文件对欧亚农业的强烈指控达到六项。而据说,杨斌拖欠包括沈阳、大连当地银行、荷兰村建设工程款项以及外资银行债务的各类款项,已经超过12亿元人民币。

  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的杨斌,像是一个迅速膨胀起来的泡沫,又被迅速地戳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而他的所谓“福布斯全球200家最佳小公司”的欧亚集团以及面积达到3300亩土地的荷兰村,现在被公众认为更加近似于一场欺骗。进一步的消息则指出,杨斌伪造了个人的留学经历,而其当年获得荷兰国籍的手段也绝不光彩。

  然而,杨斌何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

  毫无疑问,包括《福布斯》在内的中外媒体在“杨斌神话”中起到了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杨斌事件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关键词则是“划拨用地”。这才是“空手道”杨斌财富最关键的节点所在。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证实,“荷兰村的大部分土地是划拨”。以发展高科技农业名义获得免费划拨用地待遇的荷兰村,却被杨斌用来做房地产开发。这是违背国家有关法规的。

  而这一切,则是在一个更大的沈阳“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完成的。1997年至2000年间,慕绥新(原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原沈阳市副市长)等人以批条子的方式,出让大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从中收取贿赂。应该说,大吏分权所导致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才是杨斌掘得的第一桶金。而所暴露出的问题,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权力监督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98年9月,在辽宁省一位高层官员的亲自主持下,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破土动工。正是在政治上找到了代言人,获得政治资本资助的杨斌,才不断寻找着体制缺陷与漏洞,他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描绘出一幅看上去很美的“移植荷兰经典农业模式”的高科技农业图案,后来又发展演变成为将现代化设施农业、生物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相结合的所谓定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和借贷,直至上市圈钱。在2000年2月24日由辽宁省政府签发的文件-辽政发(2000)9号《关于辽宁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表示全省要重点实施“3310”计划,而杨斌的荷兰村项目也被写进了该计划。

  “慕马案”之后,没有实业之能的杨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政治资本,而2001年2月新市长陈政高赴任,3月,薄熙来当选省长。据说,杨斌几次求见新的领导班子,都被婉拒。2001年3月开始,沈阳市政府开始着手大规模清查土地税款问题,欧亚荷兰村被要求补签合同,补交税款。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斌已经知道他在沈阳的失势不可避免地到来。他必须寻找更大的政治资本。杨斌开始孤注一掷。

  杨斌利用朝鲜农业改革和探索、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从2002年开始与朝阳方面接触频繁起来。他以“荷兰欧亚集团”的名义与朝鲜合资创办了一个“平壤一欧亚合营会社”,无偿援助朝鲜3000万美元。不久,杨斌被任命为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毫无疑问,杨斌想利用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来为自己寻求一把庇护伞-他已经开始跨国性地利用政治资本。然而,机关算尽的杨斌,却没有看到中国不可阻挡的政治与经济大势。杨斌的所作所为,使得更多的渴望跃于国际舞台的中国民企为之蒙羞。所幸的是,杨斌不再有机会去继续欺骗我们的朋友-将新义州变成另一个荷兰村。

2002年12月7日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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