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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每周号外:社会系统与应变能力
2003年5月12日10:54   [ 汪丁丁 ] 来源:[ 《财经》杂志 ]

  我们人类的“社会系统”所能够建立的任何防疫体系,都无非是要在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人际交往与彻底防疫所要求的完全切断人际交往之间,寻求一种适合特定社会的折衷

  目前,这场SARS疫情还在扩散,总结我们的经验或反思我们的教训为时尚早。所以,这篇文章试图说明的,仅仅是从“社会系统”的视角考察我们社会对这场疫情的反应能力,从而显示出未来可能的“系统改善”的方向。

  我之所以不能先讨论众多由这场疫病所引发的千百种角度各异的感慨和批评,之所以必须把它们统统先“悬置”起来,是因为,就我对SARS的了解和我在这场疫病当中的体验而言,这一历史性的事件,首先意味着“人对自然关系”的调整,其次才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故而,尽管我对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抱着相当的批评态度,我这篇文章依然采取了“社会系统”的视角。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前提是行为主体的各项权利,特别是由社会契约的各个层次的契约关系所界定的“产权”集束——根据洛克给出的定义,它包括“生命”、“自由”、“财产”这三方面的权利界定,在调整发生前已经有所界定,然后才谈得上“调整”这些关系。一般而言,在人与人之间关系能够有所界定之前,人们先要明确和建构一个理解框架,用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进去。这个框架,我们叫做“自然观”,它是我们的“世界观”的一个基础部分。

   当威胁我们全体生命的传染性病毒袭击我们的时候,首先遭到扰乱的,是现存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框架。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人做错了什么?需要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才可以适应新的环境?在这样思考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正确地把眼光转移到社会系统的内部,探询和试图改变这一系统,以求更有效地应付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于是引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任何一个物种,当然也包括病毒,只要它的繁衍需要消耗能源,就肯定会受到它所在环境的资源禀赋所决定了的饱和条件的限制。换句话说,即便根本不加干预,病毒发展也会遇到它自己设立的天然界限。研究这类现象的经济学,叫做“可再生资源经济学”。例如池塘里的鱼群,如果数目太少,异性几乎难以配偶,那么这一池塘里鱼群的均衡状态将是“鱼群灭种”;又如果它们的数目太多,池塘里没有足够的食物供给,于是鱼群将在“马尔萨斯均衡”所描述的饱和状态里生存。鱼群经济的任何“发展”,都属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情形。

   病毒SARS,仅依靠RNA复制自身,故而它们找不到“宿主细胞”就无法繁衍。因此,野生的SARS病毒,肯定原本就生存在它们自己的饱和状态里,只不过,这一均衡状态被我们人类的活动给搅乱了。换句话说,野生的SARS突然找到了人类细胞作为进一步繁衍的“宿主细胞”,并在繁衍过程中把宿主置于死地。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他们喜欢把自己组织成为涂尔干所谓的“有机社会”——每一成员都必须依靠其他成员的劳动努力才获得其生存所需的各种资源。所以,有机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异常密切。在理论上,我们常以“横向网络”来描述他们的交往。由N个社会成员构成的横向网络,应当有条交往渠道,从而当N足够大时,交往渠道的总数将十分接近于N的平方的一半。

   病毒感染,正是通过现代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渠道实现的。因此,病毒在现代社会里的增长率,大致应当与电讯业在这个社会里的增长率相同,因为他们都正比于“N的平方”这一数值。当然也因此,最有效的防疫措施,是完全切断这N个社会成员之间的N的平方的一半这么多条交往渠道,使整个社会变为“静止”。

   上述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社会系统”所能够建立的任何防疫体系,都无非是要在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人际交往与彻底防疫所要求的完全切断人际交往之间,寻求一种适合特定社会的折衷。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一社会系统的“应变能力”定义为:对特定突发事件的状态变量而言,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从自己的常规活动中迅速“转换功能”以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根据这一能力,我们所观察的刻划了这一特定突然事件的那一状态变量,在其发展过程中,是被控制在它的“潜伏期”,还是“爆发期”,或者甚至是“饱和期”,就提供了这一应变能力的某种测度。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都希望建构一种应变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有能力把任何我们不希望发生的突发事件控制在它的“潜伏期”。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或者,用经济学的说法是:代价太高。因为那几乎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受到极端严格的监督——我们必须放弃多少个人权利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并且我们的日常生活必须时刻可以被打断,以便把可能的突发事件控制在“潜伏期”——所有的契约、计划、目标……统统停止,为了要辨别仅仅是“可能”发生了的某一事件?

   那么,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把我们都不喜欢的那些突发事件控制在“爆发期”的初期。因为事件已经“爆发”出来了,社会应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判断该事件是否已经发生以及在哪里发生。这里,我必须请读者重温哈耶克大约70年前告诉我们的一项基本原理:那些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有效配置资源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分散在大众头脑里的,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机构,不论多么强大,有能力收集和处理这些分散的信息。

   因此,只要我们关注的是“效率”,是尽早动员力量把我们不喜欢的突发事件控制在“爆发期”,我们就立刻想起来哈耶克当年的提醒——应当建构某种类似于市场经济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机制。

   但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一应变机制非常不同于市场经济之处:它收集和处理那些分散的信息,目的是为了及时切断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日常活动,集中资源控制那些突发事件。这一目的显然要求在上述类似市场经济的机制里面引入某种强迫性的切换机制,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正常生活被搅乱,除非有某种程度的“强迫”。

   强迫之必要,主要是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免费搭车”行为——那些不愿主动作出牺牲的社会成员指望的是其他社会成员主动作出的牺牲足以避免事件的扩散。可惜,由于信息是离散的,几乎没有社会成员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对事件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他们的免费搭车行为将对他们全体造成危害。

   让我们逐一讨论上面定义的应变机制的两个冲突的方面。首先是“准市场”激励的含义。我们知道,通常的市场激励是指价格和利润所提供的行为激励。人们观察物品的价格,寻求潜在利润和相应的市场机会,于是导致无数日常的经济活动。不过,价格机制的前提之一是社会已经在价格所标示的物品上界定了相当清晰的产权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价格”,而只能发生“掠夺”。试问,我们可能在SARS病毒所感染的人际交往渠道上界定这样的“产权”关系吗?简单地考察那些最常见的交往渠道——空气、公共场所、饮水、环境……我们就不难得到否定的结论。因此,我们只得寻求某种“准市场”的激励机制,来实现收集和处理分散在大众头脑里的信息。

   从目前已涌现出来的许多机制判断,“首诊负责制”是一项可以被改造为“准市场激励”的制度。对于那些有效率的制度的观察告诉我们,应当格外强调,“首诊负责制”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奖励而不是惩罚,尽管惩罚是这一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强迫”因素。

   目前涌现出来的另一项行之有效的应变机制,是“社区负责制”。杭州,就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一制度的典范。杭州市政府从2000年以来就注意到社区建设是发展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觉与自为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方面,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根据杭州本地报纸提供的数据,目前,杭州市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已经接近3万元,并且与我自己观察过的北京市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相比,他们显然更加年轻和具有更高的学历。

   每天早晨,杭州社区的工作者们到每户“被隔离市民”家去收集当日的“购物清单”,显然,这些清单上开列的物品(例如电话卡和彩票)不都是生活必须品,截至今天,全部购物清单都是由各个社区“埋单”的。我粗劣地匡算过,杭州的社区为每一位被隔离市民在15天左右隔离期间所放弃的正常生活,平均支付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另一方面,如果不被隔离的话,我大致匡算过,那么,每位潜在带毒者,按照20%的感染概率折算,可以感染大约两名市民,这至少将造成2万元人民币的损害。从社区角度判断,支付5000元的价格,减少了2万元的潜在损失,当然算是“有效率”的制度。

   除个人和社区的负责制,我们注意到,在全球一体化大潮中,如果突发事件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那么一个国家的政府,本着“世界公民”的立场,应当如何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政治伦理问题。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史反复表明着这样的原理:参与合作的群体数量的增加,往往能够分摊每一群体面临的生存风险,从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增加全部群体的适存度——即每一群体所承载着的“基因库”都得到繁衍。也正是基于这一原理的有效性,我们相信,那些有勇气突破狭隘民族主义局限眼界的民族,最终能够建立“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使分工与合作的“有机社会”的范围得到空前的扩展,从而资源利用的效率得到空前的改善,最终,他们把自己的种群及其制度覆盖到整个地球。

   最后,让我以科学家们熟悉的“哥白尼假设”来结束这篇文章。当我们预言一个时间过程——例如人类的历史——还可能延续多久的时候,符合科学态度的立场,是假设我们所观察到的从而我们自己所处的时间段,是这一过程里“最普通”的一段。换句话说,不要自负地假设我们正处于某一个“伟大时代”里,从而误以为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空前绝后”之类的现象。这样,比较科学的态度,是假设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属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能生存的漫长时期的开端,也不处于它的结尾。通常,我们假设自己正处于这两个端点之间的那85%的时间区间里。

   如果以人类脑量的最后一次突然增长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开端,那是大约5万年前的事情,那么,人类文明还可能延续多少年呢?根据“哥白尼假设”推测,我们人类文明至少还可以延续7500年,至多还可以延续33000年。所以,眼下的这场SARS,多半是不会把我们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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