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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年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不久。由于当时许多人对股票这种新生事物不很了解，致使大量的股票发行不出去，积压在证券公司手里。于是出现了深圳市政府不惜动员机关干部来认购股票的场景，来支持这一改革的新生事物。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一情景很长时间没有再现。
而最近，与此相似的情况又出现在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上。只不过，负责“兜底”的角色不再是机关干部，而是负责销售开放式基金的银行职工。基金销售，银行员工兜底
刚宣告成立的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近４０亿元的销售额，远远超出与此同时间发行的销售额只有２２亿元的国泰金鹰增长开放式基金。在目前基金基本同质的情况下，将近一倍的销售差距显然是作为销售商的中国工商银行的成功之处。
但江女士并没有感到喜悦。作为工行北京某分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单位这次也承担了鹏华基金的销售。“因为行（工商银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代销点必须完成２００万的代销定额，而完不成任务就要‘内部处理’”。而江女士所指的“内部处理”就是把任务之内而又没有代销出去的基金，让所里或员工按一定的份额把这部分余额买下。
虽说工行在减员增效后员工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无缘无故地花几千元去买开放式基金，工行员工们显然并不心甘情愿。“这比拉存款还累，拉不着存款顶多少发点奖金，而这（开放式基金）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要自己掏腰包了。”这是江女士心烦的原因。
关于定额的说法也得到了印证。根据公布的材料，此次工行在１０７个城市，动用了２０００家网点销售鹏华基金。２００万的定额也与４０亿元左右的销售额吻合。
根据记者的了解，除工行外，负责代销华夏成长开放式基金的中国建设银行也采用了同样的“内部处理”。
最初，华夏成长基金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尽管许多代销点门前有时会出现人头攒动的景象，“但大多数都是来咨询的，而恰恰问的人一般都不买，而真正买的人才不会问呢。”一位建行员工介绍说。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据员工介绍，建行规定：“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工作人员，每个人最低认购标准是５０００元，而一般员工就是自愿认购，可买可不买。”而为了支持行里的工作，大家只能完成“认领”自己的份额。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仅北京建行的员工就吃下了近千万元。银行的动力
各大银行为获得基金公司青睐拿到基金的托管权使出了“浑身解数”。
拥有托管权，意味着不仅能有大量的资金存在银行，而且基金托管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仅２０００年，５家托管行就拿到了当时３３只基金的托管费近２亿元。
尤其在目前，银行的传统业务非常饱和、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拓展新的业务、增加利润来源就显得更加迫切。而基金销售代理业务，被银行非常看好。银行之所以委曲求全来“讨好”基金管理公司，更大的目的在于能率先抢夺客户、占领未来的市场。
在托管所费率一致，即按基金净资产的０．２５％逐日提取的情况下，银行的代销网点与代销业绩成为争取基金公司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现有五只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范围迅速扩大，“华安创新”的销售城市为１３个城市，“南方稳健成长”为７个，“华夏成长”为３８个，“金鹰增长”为５１个，“鹏华行业成长”是１０７个城市。
而就目前情况而言，代销网点的多少显然并不起决定因素。“因为银行卖的是开放式基金，如果换成国债，哪怕只有几个网点、份额再多，几天之内也能卖完。”有着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王先生客观地分析。
因此，为了争取颇为良好的销售业绩，部分银行只有想尽各种方法。银行能否捧热基金
去年９月，国内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发售，所出现的火爆的认购场面并不亚于当年推出的股票认购证。
然而，仅仅过了３个多月，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便受到了“冷遇”。尽管入市门槛一个比一个低，交易程序也越来越便捷，但市场额却是一降再降。国泰金鹰基金甚至只有２２亿元。
这一方面是基金发行过于集中，更重要的是开放式基金宣传有偏颇、定位不够准确，对投资者的培育还不到位。
开放式基金的购买对象曾被基金管理人定位为主要是股民。实际上，因为开放式基金盈利空间太小，不适合短期炒作，有购买意愿的股民并不多。
而且许多开放式基金的购买者更多的是看中了其分红方式和分红能力，但基金管理者却没有明确的承诺。加上高额的申购、赎回基金的费用，也降低了开放式基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交通银行总行证券基金管理部金女士认为，“目前证券市场行情不好，人们购买开放式基金的意愿当然也不会强，加上并无明显优势可言，发行不畅也属正常。”
而对于参与销售的银行来说，短期采用“摊派”的做法，银行职工还能忍痛兜兜底，多了谁扛得住？
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将进入开放式基金发行的密集期，而制约开放式基金发展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尤其其投资理念、运作手法与大多数投资者追求的收益预期仍然有相当差距，开放式基金发行仍将面临相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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