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岳冰清
目前看来,深发展与新桥之间前缘已尽,残存的温情已不能挽回昔日的恋情。对新桥来讲,需要估算的是,以高昂的成本盘算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长期利益,此举是否物有所值?有谨慎的观察人士认为,对深发展来说,事情已经结束了;对新桥来说,事情才刚刚开始。
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末为本属于态度、责任和道德范畴内的不当行为背着黑锅,但从2000年开始,把体制当借口推卸责任,就显得牵强附会了。以体制为口实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当体制再也不能成为阻滞社会前进行为的遮羞布时,我们只能对自身进行彻底地改革。那不应该是过分痛苦的,因为初夜已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度过了。
单伟建将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推进到几近成功的地步,证明了其在处理政府公共关系方面卓越的能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在2002年中期,选择了收购深发展这个交易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而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在2003年中期凋零?媒体始终没有勾勒出中国金融业在2002年到2003年这个时间段里政策取向上的演化。
资深传媒人刘扬质疑: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想清楚了一件事,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改革才能维持世界的平衡而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稳定?过去十年里,西方舆论几乎没有说过中国金融业的“好话”,他们想干什么?海外资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难道这个决策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他说:“我相信单伟建是爱国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趋势也是阻挡不了的,但从结果或者可能的结果看,某些海外历炼过的爱国者,往往却正在帮助西方强国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以便建立起有利于西方列强的新的金融秩序。他们成就个人辉煌业绩的同时,新的‘八国联军’可能也得逞了。”
某些风险投资擅长于选择“乘人之危”的收购时机无可厚非,但此番新桥失算在,操作者没有洞察到,貌似危机的中国其实“不危”,这个世界最大的加工厂以它超巨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支撑住中国的金融体系,按照中国的标准如常运转。一个正处于向上态势的国家,它的政府决策是慎重的。这个大背景是新桥受挫的必然原因,尽管它可能在表面上会通过某个偶然因素体现,比如,踩上一块不干净的绊脚石。
在新桥与深发展的纠葛中,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一个中国企业在遵循国际惯例,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的底线在哪里?中国企业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底线?
一家海外私人股权基金的中国主管认为,在这个交易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政府和一个公司是否遵循了法律,维护了信誉,而不是政治问题。他说:“商业从来都是以投资回报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应该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香港某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认为,这是海外私人股权投资的一个典型交易,低买高卖。他不明白,深发展是否考虑过,他们真的需要这种类型的外资吗?“我看不出,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有需要这种投资的必要”。
一个海外基金公司的管理者告诉我,他相信人只相信一次。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其实意味着,别人相信他也只能相信一次。获得信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可能包括承担责任,培养情感,甚至驾驭金钱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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