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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岳冰清
目前看来，深发展与新桥之间前缘已尽，残存的温情已不能挽回昔日的恋情。对新桥来讲，需要估算的是，以高昂的成本盘算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长期利益，此举是否物有所值？有谨慎的观察人士认为，对深发展来说，事情已经结束了；对新桥来说，事情才刚刚开始。
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末为本属于态度、责任和道德范畴内的不当行为背着黑锅，但从2000年开始，把体制当借口推卸责任，就显得牵强附会了。以体制为口实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当体制再也不能成为阻滞社会前进行为的遮羞布时，我们只能对自身进行彻底地改革。那不应该是过分痛苦的，因为初夜已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度过了。
单伟建将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推进到几近成功的地步，证明了其在处理政府公共关系方面卓越的能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在2002年中期，选择了收购深发展这个交易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而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在2003年中期凋零？媒体始终没有勾勒出中国金融业在2002年到2003年这个时间段里政策取向上的演化。
资深传媒人刘扬质疑：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想清楚了一件事，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怎样改革才能维持世界的平衡而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稳定？过去十年里，西方舆论几乎没有说过中国金融业的“好话”，他们想干什么？海外资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难道这个决策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他说：“我相信单伟建是爱国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趋势也是阻挡不了的，但从结果或者可能的结果看，某些海外历炼过的爱国者，往往却正在帮助西方强国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以便建立起有利于西方列强的新的金融秩序。他们成就个人辉煌业绩的同时，新的‘八国联军’可能也得逞了。”
某些风险投资擅长于选择“乘人之危”的收购时机无可厚非，但此番新桥失算在，操作者没有洞察到，貌似危机的中国其实“不危”，这个世界最大的加工厂以它超巨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支撑住中国的金融体系，按照中国的标准如常运转。一个正处于向上态势的国家，它的政府决策是慎重的。这个大背景是新桥受挫的必然原因，尽管它可能在表面上会通过某个偶然因素体现，比如，踩上一块不干净的绊脚石。
在新桥与深发展的纠葛中，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一个中国企业在遵循国际惯例，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的底线在哪里？中国企业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底线？
一家海外私人股权基金的中国主管认为，在这个交易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政府和一个公司是否遵循了法律，维护了信誉，而不是政治问题。他说：“商业从来都是以投资回报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应该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香港某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认为，这是海外私人股权投资的一个典型交易，低买高卖。他不明白，深发展是否考虑过，他们真的需要这种类型的外资吗？“我看不出，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有需要这种投资的必要”。
一个海外基金公司的管理者告诉我，他相信人只相信一次。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其实意味着，别人相信他也只能相信一次。获得信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可能包括承担责任，培养情感，甚至驾驭金钱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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