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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经济学,怎样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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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超群 ] 来源:[ 南风窗 ]

  如果说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无疑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气质是训导教育我们的主要角色。经济学不知不觉中获取了令其他的学科眼红嫉妒的地位,“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也已经有独步天下的气势。虽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很难预料这个小小的插曲会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身上留下什么,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天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话语所取得的显赫地位,以及他们借助消费社会的强大声势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不应当小看他们。而且如果回想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老大帝国,因贫穷而坚定,却因富裕而萎靡,并最终在历史中永远地消失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就显得更加严峻了。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是在为政府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也不仅仅是在展开纯粹学术的科学讨论,他们也是在对这个民族进行教育,或者毋宁说这最后的一项更为重要,因为它更为持久和深远。也正因如此,我们也就有充足的理由和必要从非专业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学家,看看他们是否与这样的地位相配,是否与这个伟大的民族相配,以及他们的主张导致了怎样的后果。

  堕落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

  说实话,在中国从禁欲和平均主义的时代挣脱的时候,经济学为那些敢于率先坚持个人的利益、爱好和选择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使个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在集体、社会和国家面前站稳。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最彻底、也最成功地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这些价值的原因,是经济学论证了“人是自利的”,“人是理性的,有自我认知的能力和自我选择的权利”。在那之后,经济学以平易的态度随着市场扩展到了每个家庭,它为市民温暖的小日子提供了极为坚强的论证。这个贡献的确不小,没有他们的辩护,那些冒险起来分包土地的农民,那些最先下海,起早贪黑捣腾小买卖的商人就不会具有正当性,也许人们会暗自羡慕他们的财富,但却不会尊重和效仿他们。中国是从这里,从经济权利中体会和实践自由的,也是在富裕的生活中享受自由的。可以说,中国新时代的自由就发端于此。所以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总是与富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极端一点说,按照现在的趋势,富裕的要求终有一天会压倒一切,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扩张是罗马的目的,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的,战争是斯巴达的目的,而政治自由是英国政制的目的。后人会不会有一天评价说:富裕是21世纪中国的目的呢?

  翻翻历史就知道,各个民族的自由有着不同的源头,源自富裕追求的自由也必定有其独特的品行。我并不认为自由会因此降低自己的尊贵,虽然有人明智地说过:“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享受奴隶般没有担当的浪荡生活。”只是我们应该问一句:它是否担得起自由的重任,或者说,什么样的自由才能真正捍卫富裕而且自由、民主的生活?

  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引述一位美国州长的演说,演说的时间大约是在美国立国的前夕,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美国人在立国的同时,也在确立国家的目的,他们也在为确立什么样的自由而争斗。这个演说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大加称赞的,并认为这位州长先生对自由的定义是“绝妙”的。州长说:“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和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

  坦率地说,我以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之辩护和努力争取的自由,更接近第一种,长期来看这种自由既不能保证富裕也不能带来和平。在此,我只举出他们的一些极端但却非常流行的论断。比如,用成本和收益来度量腐败是经济学家一种通行的看法,他们认为腐败是一种代价较小的进步,甚至认为可以腐败出一个好制度,或者认为腐败是因为官员的薪俸太低,所以他们才会去贪污,如果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他们就会奉公守法;有人主张国家应该开赌、开娼,说这样既可以收税又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是否应为见义勇为者付报酬,也要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的差别,一场著名的争论得出的结论是,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只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已,在这里品德和勇气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奢侈浪费也应该鼓励,因为可以促进消费,哪怕在我们这个人均医生数量少得可怜的国度里,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保健品市场之一。这些用成本和收益算计来的自由就是一种堕落的自由,它的本质就是教给我们用成本和收益的算计来消解一切法律和道德的严肃政治涵义,来满足为所欲为的发财致富的欲望。它伤害了我们应当捍卫和争取的那种神圣的自由。

  当然这只是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我没有胆量说每个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对成本和收益的算计是何等的熟练,会注意到在媒体上每天都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现实或者提出方案。我不会在道德的立场上来谈论这些问题,虽然这样做要容易一些,因为经济学拒绝道德,不是已经有人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了吗?我也知道现代世界正是通过恶来成就善的。我想谈论的是它对自由的影响。

  当自私自利被夸大

  如果有人说,这是现实条件下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那么我要回答说如果只是以败坏公德、以腐化和讨好民众来实现对过度强制的消解,来发泄对过度强制的不满,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卑劣和胆怯的,它只能获得与自由相反的后果。

  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法则主宰之下的民众,他们只会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只会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公共生活也成为不可能。人们被一堵墙禁闭在私人生活中,没有共同的感情,只有共同的时尚,就像马克思笔下的法国,成为一个“马铃薯式”的国家。他们对自己利益和权利的维护不会延展为对普遍利益和权利的维护,因为他们热爱利益和权利,只是因为它给自己带来享乐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尊严和自由,他们无法分享他人的情感,每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可分享的,所以每一项权利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特权,每一项权利的获得都会拉大他和其他人的距离,而不是使人们更为贴近。

  生活在这种律令下的人,只有对金钱的共同爱好,每个人只有拼命地挣钱,因为金钱的多少是衡量收益大小的最明确标志。他们是如此严格地遵循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以至于决不肯将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收益的工作上,但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自己首先应当做自己的主人。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积攒财富曾经是一件获得赞赏的功业,但是,积攒财富的资本家并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是认为这是自己接近上帝的途径;在崇尚财富和享乐的美国,人们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生活的最大保障,他们虽然爱好享乐,但从不因此认为参加公务是分外的事情。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用挣钱来赢得荣誉和称赞,认为这是自己能力的表现,而现在,冰冷的金钱成为快乐的源泉,而自由就是享乐,就是对自己奋斗的酬劳,也就是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一定的边界以内,对成本和收益的算计是完全正当而且必不可少的,比如对于公司管理、企业制度等等。但是,在公共领域,如果成本和收益成为唯一至高的法则和衡量一切的标准,则不是什么好事情,特别是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有能力自治的人,也就是一个能够自己做自己主人的人,如何习得和保持自治的能力,如何培育这样的公民精神,才是维护“公正的和善良的”自由的不二法门。

  总体来说,来自经济学家的教育从两个方面削弱了民众:一方面是用被过分夸大了的“人人自利”的观念使民众相互孤立起来,并只专注于自己的个人事务,由于他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就不再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一方面是用无限推广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使民众变得软弱和萎靡。经过这样削弱的民众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他们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自己动手来管理自己的念头,他们永远也不会习得自治的能力和对自治的自豪感情,他们不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以及必要的联合,不会对“自己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也不会产生共同的感情。缺乏这些情感的人,久而久之,把他们系在这块国土上的血脉之链也就干枯断裂了,因为我们知道,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对故乡没有眷恋之情,当然也就没有爱国之心了。他们就像一群凭手艺吃饭的游民,浪荡在异域的上空,哪里有个人利益就在哪里停留。

  特别严重的是,这种“人人自利”的观念与“人民主权原则”被强行嫁接在一起。我们知道,“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民主社会中“法律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根据。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人民主权原则就是落实人人自利的观念,只要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利益之间自然的博弈就会产生自由的秩序,在一些更为教条的学者看来,这条路是通向自由和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在最强大也最成功地实践了人民主权原则的美国,人民主权的落实却是另一个模样,在那里,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别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更不用说敢于提出这样的想法。能够自我管理的“人”和只知道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也许不是同样的“理性人”吧。他们是不同的国家目的的产物,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能够成就的国家也不是一样的国家。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一个国家只有先富裕起来才能谈及自由的问题,所以中国现在应该致力于富裕的目的,自由是以后的事情。这样的辩解不能让人满意,它把富裕和自由看作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且不举像阿拉伯世界里那些富裕而不自由的国家,以及纳粹德国的例子,更不用说在古代世界里那些因贫穷才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改革现在遭遇的问题,就会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先自由还是先富裕,而是什么样的自由和什么样的富裕。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因为“爱上帝而爱的血流成河”,因为利益的“自然博弈”,因为自利的自由无法达成妥协而血流成河的例子不就更多了吗?最终的结果是富裕和自由都没有得到。

  怎样的人民造就怎样的国家

  如何实现我们所向往的自由的富裕,而且能够应付中国现在面临的种种艰巨挑战呢?关键在于民众,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一战前期,德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相应地,经济生活也几乎成为人们唯一能够体验和释放激情的领域。德国的经济学家在这种鼓噪的民情中,既是一个收益者,也是最出力的辩护士。面对这种情形,韦伯有一个精彩的演讲,我想他的话对于今天的中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而言,有一点应已确定无疑: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我们政治经济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学科的终极目的。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经济科学也同样走向以腐蚀政治本能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察把这种景观当作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这乃是十足的错觉,那么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间天堂,都是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已多么不幸地误入歧途。”

2002年11月22日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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