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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第二个职业
  时间:2002年12月30日15:36      作者:李利明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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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做学问的人来讲,过上十几年、二十年换一换工作

  也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这让我觉得重新有了一些活力

  在2001年7月以前,陈志武并不关心国内的事情。90年代初,一家国内报纸免费送给留学生看,当时陈志武经常看,但是他越看越痛苦,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当时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他当时想:我看得越多让我越痛苦,这样会很影响我的情绪,而且这些现象并不会因为我怎样而有所改变,我何必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呢?所以他就坚决不去看了。当时他觉得一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还不如过更超脱一些的生活。从2001年起,陈志武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国参加学术活动。2001年7月15日,陈志武乘飞机回美国,在飞机上他从头到尾看了2001年第七期的《财经》杂志,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国的事情。

  泡沫总是会破的

  作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正教授的陈志武是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高手,这些年来,他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陈志武知道,研究中国当前的金融问题,除了要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外,还需要从文化、制度、历史演变和国际比较方面来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并且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2001年下半年起,银广夏等中国上市公司的造假事件被媒体曝光,同时,美国证券市场上山登公司、安然公司也因欺诈行为被披露而走向破产。由于中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如何处理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缺乏相应的经验,而公众也很想了解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如何处理这些违规行为,想了解这些做法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哪些借鉴意义,于是,陈志武就从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如何处理欺诈行为开始介入中国的证券市场。

  从2001年12月起,陈志武开始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文章,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案例分析型。在这些文章中,陈志武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发生在美国的股市欺诈行为被发现的过程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美国股市对于造假行为的反馈机制、媒体在证券市场监管中发挥的作用等等。

  面对去年以来美国证券市场上安然、凯马特、Qwest、环球通信、世界通信等一连串上市公司的假账事件,很多人都在反思: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公认的监管水平最高的国家,竟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上市公司造假行为?时下一种最流行的看法是:美国股市监管力度不足,应大大加强管制。陈志武对这种看法并不认同。他认为,除了在会计规则、有冲突的证券业务间增加独立性、管理层报酬机制及董事会等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外,今天还找不出比美国更好的市场监管模式。如果进一步增加政府对上市公司运作细节的管制,则人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了新的政府干预而必须在企业自主经营权方面付出多少代价?换句话说,即使美国政府的管制一直无孔不入,今天看到的众多做假事件就不会发生了?监管力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更多的行政监管只能是利少弊多,那样或许对减少假账行为有帮助,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炒成的股市泡沫必须“硬着陆”的事实。他指出,美国股市今天的危机不是监管力不力的问题,那只是“标”,更深层的原因是:任何人为炒成的泡沫最后只能破灭。股市泡沫可以是社会大众自发地、不约而同炒成的,也可以是政府政策炒成的。虽然泡沫形成方式不同,破灭方式也可以不同,但破灭的事实不会改变。

  陈志武认为美国的股市危机给中国股市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人为炒成的泡沫必然会给实体经济、给社会带来伤痛。中国股市在整个经济中还不是举足轻重,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股市即使培育了泡沫也不会有恶果。一个或几个“蓝田神话”也许拖不垮整个国民经济,但如果把上市公司朝着“神话”或者“超概念化”方向拉,这些上市公司或许能像安然、世界通信那样瞒过一段时间,但泡沫总是会破的。

  证券诉讼应实行“判例法”

  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任何一个稍加了解的人都可以提出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陈志武就是少数人之一。他不仅关注中国证券市场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从法律制度方面入手,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建议,试图构建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基础,那就是证券诉讼实行“判例法”以及集体诉讼。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各地法院,暂时可受理由虚假陈述引起的证券民事索赔案。出于实际考虑,最高法院暂只允许单独(个人)诉讼,兼有必要的共同诉讼。陈志武认为,比起2001年9月21日的“暂不受理”,年初的“通知”已使我国证券市场基础建设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作为证券民事诉讼的下一步,设置并推广集体诉讼应是首要的项目。在2002年4月,陈志武发表了《集体诉讼是保护股民的有效方法》,在这篇文章中,陈志武通过研究美国证券市场上历年的集体诉讼案,指出,从举证责任难度来说,集体诉讼有利于股东;就诉讼成本与激励机制而言,集体诉讼优于共同诉讼;在受侵害者众多又无经济激励去单个诉讼索赔的情况下,集体诉讼是一种最有效的司法程序,也最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司法公正。

  在《证监会、法院与人大:如何分管证券市场?》一文中,陈志武提出了证券市场司法与行政监管的整体思路。他指出,股市是一个大众市场,其正常运作不能、也不应该只靠政府行政部门(证监会),而是需要行政、司法、立法的全面配合,各负其责。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转型国家的股票市场称为“新兴市场”,把它们区别对待,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缺少一个配套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而像股市这样的大众市场,其成败恰恰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和司法效率。人大立法是一个周期很长的过程,而成文法系下的中国法院又不能在没有法律条文的情况下通过“判例”造法。这意味着,快速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得不依靠行政管制,赋予证监会一定的立法和规则制定权,但也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媒体的监管作用

  陈志武一直十分重视媒体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在《谁揭穿安然》一文中,陈志武指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可以分成五层:第一层是董事会,第二层是证券市场参与者,第三层是媒体,第四层是行政监管,第五层是法庭诉讼。这五层缺一不可,但监管效率与成本非常不同,它们在问题发生的不同阶段起不同的作用。市场和媒体对公司的监管通常更直接,甚至在事态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就可产生效果。政府行政监管的直接责任应以设立并维护合理的市场机制为中心,把对公司的直接监管留给董事会、市场和媒体。

  陈志武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中国今年来发生的新闻侵权诉讼进行实证研究。面对日益增多的企业对媒体的诉讼,陈志武表示出了担忧,他认为,财经媒体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其有关报道可能是上市公司的逆耳之言,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却是举足轻重的。而在已发生的名誉侵权案中暴露出来的诸如原告举证不严(甚至滥诉)、法院偏袒本地原告等严重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则有可能出现“宪法危机”:财经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受践踏,媒体广泛遭滥诉,其结果是广大股民的利益及中国股市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陈志武认为,在目前上市公司造假、市场操纵盛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媒体报道评论的自由,广大股民只会进一步受骗,导致中国股市最终失败。他建议,应当提高名誉侵权案的受理标准,让最高法院成为所有涉及宪法诉讼的终审法院,使上市公司不能随意践踏个人和媒体的宪法权利;在审理上市公司名誉侵权案中,法院应毫不含糊地坚持控方举证原则。

  变化中的中国给了陈志武越来越开阔的视野,最近他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问题。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陈志武对于当前中国的创业环境表示了担忧。他指出,在中国创业会遇到一些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有的壁垒的设置可能是行政部门出于把好“质量关”的良好愿望,但是当这种“质量关”变成了“寻租场”时,实际效果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

  陈志武自称是一个永远也不觉得满足的人,他告诉记者,他原来从事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差不多算是结束了,他现在开始转入第二个职业,转入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他觉得对做学问的人来讲,过上十几年、二十年换一换工作也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这让他觉得重新有了一些活力,每天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陈志武简介: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新财富》杂志学术顾问。

  ValuEngine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二大股东

  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证券法的运作、媒体法律等方面。

  茅于轼: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

  “我现在的理想可能有点大,那就是大同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个体独立、自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和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不仅仅在说。他在山西农村推行的小额贷款实验项目已经持续了9年。2002年4月他在北京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保姆培训学校,他是学校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73岁的茅于轼,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里,开始营造这样一个理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摆脱贫困,以此去开拓新的生活。

  茅于轼担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则是推动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民间力量。1999年,茅于轼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著名的“天村”实验,即村民自治试验,这是他们“以稳健的方式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思路”的部分实践。

  樊纲:在学术与现实中游刃

  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兼具官方与民间色彩的职务,使樊纲无论是对现实的参与程度还是对学术的推动,都显得从容不迫:从参加国内外官方民间的各种论坛,到总理的“座上客”;从对宏观经济的“指点江山”,到对企业发展的“谈经论道”,樊纲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学家。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步入经济学的殿堂注定了樊纲的所学所长将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他的学术提供了广阔的试验田,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对象。

  2002年,樊纲领导的课题小组公布了“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2001年研究报告。这是一个关于我国市场化地区差异的最新研究结果。

  胡祖六:中国的增长并非前所未有

  39岁的胡祖六是邓小平时代留学海外的众多学生中引人瞩目的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及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的位置使其在1980年代开始的上升潮流中成为意见领袖之一。在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时,与杰弗瑞·萨克斯共同完成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胡祖六拒绝“媒体的喧闹”,希望自己的独立意见能够影响当局,加快迈向透明开放体制的步伐,但在股市大讨论中被归为“推倒重来派”,职业操守曾经受到部分中国本土学者的质疑。2002年5月出版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是迄今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最为清晰的总结之一。报告以翔实的资料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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