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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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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彤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肮脏是罪恶的象征和结果。”1839年出版的一本《家佣》杂志称。“哪里有肮脏,哪里就有疾病、悲凉和罪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家政专家说。的确,“脏”不仅仅是肮脏,它还关乎道德本身,即便在今天的语言系统中也是如此。龌龊男人读肮脏的杂志,政客们玩弄肮脏的把戏,恐怖主义者发送肮脏的炸弹。肮脏的生活意味着廉价、犯罪、没有尊严肮脏代表着无序、颓丧、不洁、凋敝、疾病。

  肮脏有着如此狼藉的名声,我们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仅去年一年,英国的清洁类产品广告即达2000万英镑之巨,而消费者们更是购买了多达1亿英镑的产品。那里的孩子们真够可怜,因为害怕感染疾病就被禁止玩一些常见的游戏,还有一所学校筑起篱笆不让孩子们玩灌木丛里的泥巴。另一所学校连雏菊花环也遭禁,因为这有可能接触到病毒。看来,我们对肮脏都患上了恐惧症。

  恐脏症无处不在。有人看见灰尘和混乱就会尖叫;有人如果没把房子收拾干净就无法入睡;有人随身携带清洁器以便与人握手后用;还有人坚持别人先用纸巾擦手后再递东西给他。

  即便不是人人都有强迫症,大多数对脏还是耿耿于怀。临床心理学家保罗·萨尔克夫斯基说,“我们害怕那些看不见的威胁,文化习俗提醒我们危险无处不在。”这样的恐惧被各种肉眼看不到的肮脏所提醒,如军团菌感染等。很难区分肮脏是在社会习俗上不被接受还是它真的伤害到我们。

  肮脏之恶

  我们真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做清洁。至少在19世纪前是没有“清扫的快乐”一说的,虽然现在这种快乐可说无处不在。虽然狄更斯坚持自己的家要保持整洁,但的确是伦敦的肮脏激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他相信卫生设施的改善领先于其他社会改良:“如果没有清洁和体面铺路,即使在最需要教育和宗教的地方,它们也无能为力。”

  肮脏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特征。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让人来不及考虑如何处理废弃物。取水意味着在街头水泵前排队,再把沉重的水桶搬回住处。一个家庭每周需要9桶水。马粪遍布街道,穿长裙的女士们只得付钱给人打扫过后才能穿过。人们的便溺在夜间被运走,跟马粪一样被卖掉。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于是往河流和街道上一扔了事。

  除了排泄物,食品也不洁,1898年的冰淇淋配方里还含有球状菌、杆状菌、棉织物、虱子、臭虫、跳蚤、稻草、人和猫狗的毛发等。

  法国人塞萨·索绪尔参观过伦敦后,觉得英国还是很讲究卫生的。当然,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外表干干净净的房子里,厨房却肮脏不堪,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被蚊虫传染上瘟疫。地板和灶台用沙子或糠来擦拭,衣服用碱水洗涤,甚至直到19世纪早期,小便都是一种天然的漂白剂,而在1853年,买肥皂还须交奢侈税。

  风尚朝清洁方向转变实际上是对诸如霍乱、伤寒等“肮脏病”流行做出的对策,这些病扩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患上了伤寒。清洁曾经是身心的要求,现在则成了社会需要。在这之后的50年里,讲清洁作为良好的道德和基督徒的品质得以推广。一篇虔诚的小册子比较过这样两个茅舍。在第一个茅舍里,一只猪、两个脏兮兮的孩子和鸽子在争抢油渍渍的盘子。“炉火旁坐着父亲,浑身上下也是很脏,抽着根脏烟斗,往地上吐痰。”不久后,这个父亲就患热病去世了。这样的环境下不死才怪。在第二座茅舍里,家人则健康快乐。“他们的舒适是工业、爱护和清洁的结果,有丰富的用水和平价的毛巾。”

  实际上那时的水并不丰富,而且充满了工业废毒。1840年的一份公共健康机构报告形容当时郊外的沟渠里满是绿色的恶臭物。动物和人的尸体也在泰晤士河上漂浮。约翰·斯诺医生证实霍乱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1885年,一位牧师说:“上帝通过送给我们热病的方式,提醒我们改进城市排水系统,使用更清洁的水。”

  清洁之福

  人们爱清洁的本性被肮脏的现实激发出来了。

  做清洁是女性的工作,因为女性被认作“天生的”更干净。“福音书上说是女人使房子变成了家。”1912年出版的一本家务书上宣称:家里脏乱差会导致第三者产生。女人们于是感到了压力,“她们拼命做清洁,使丈夫远离的不仅是疾病,还有其他罪孽。”“保证家庭的清洁和完整是她们的职责,借此能保护她们的丈夫抗拒外界的诸多诱惑。”此时的清洁标准前所未有地严格。“大的市镇尤其难以保证房子真正干净,”历史学家列奥纳尔·大卫杜夫在他的著作《家庭财富》中写道,“家庭主妇要和没完没了的煤烟、污秽和垃圾战斗。”

  富裕些的主妇则雇用女佣来做清洁和擦洗工作,并且把衣服送出去洗。家庭雇佣的仆人和洗衣妇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们被认作是卑贱的。新开张的公共洗衣房和澡堂由私人慈善组织赞助,批评家们在争论让穷人保持清洁是不是枉费金钱。但到1865年时,十多个大市镇里就都有公立的澡堂和洗衣房。澡堂按严格的规则和指导分为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在一些市镇里,公共澡堂一直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

  在巴斯德等人于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细菌学说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疾病是由“瘴气”——肮脏所产生的蒸气来传播的。现在着重点变了。细菌无处不在。1918年一则女性杂志上的广告说:“你的家受到细菌侵蚀吗?是的,每所房子都受到侵蚀……这不是想象,这是危险的事实。”

  与肮脏抗争的高尚行动和消费主义手牵手行动起来。一则力士香皂的卡通广告展现的是一个漂亮姑娘正闹不明白为什么她梦想的男人不再向她邀舞(“我真不高兴——不知道为什么鲍勃不来找我了”),她聪明的朋友给了她“最清幽的香味”,于是罗曼史得以拯救。(“很难让艾尔西告诉我她那通体幽香从哪里来,真高兴她告诉我了。以后我每天也要用力士。”)

  新的洗涤产品的法力无边。阳光牌香皂广告宣称为具有多种用途,狗和观赏鸟、农场、家庭、洗衣房都能用。

  只有干净是不够的,衬衫和桌布要比白色还要白,“宝莹洗衣粉洗得更白”。一则达斯洗衣粉广告讲的是一个家庭主妇把丈夫衬衫洗干净后惊得目瞪口呆的场景:“他的衬衫从来没洗得这么干净过,一直到我用了达斯洗衣粉。”

  全家人都能用的设备也设计出来为主妇分担重任。人们执著于努力减少尘埃(“干扫和掸灰是杀人游戏。”一位法国医生警告道),塞西尔·布斯在1901年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吸尘器,一架大马力的机器,穿着制服的男子从窗户外拉着塑料管吸着尘土,而他的妻子则敬畏地看着他。同时,诸如有三只轮子的海格力斯之类的机器也被发明出来扫大街了。

  对肮脏的恐惧影响到了设计和建筑的每个方面。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埃梦想天上建一座清洁塔,阳光穿过高塔再普照大地时,也就把细菌杀死了。埃本耐泽·霍华德提倡整洁的花园式郊区图景。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理想之家是开放的,更易于清洁,有利健康。

  “设计上关于清洁的观念已经与品位和美观同样重要。”伦敦城市大学的亚德里安·弗蒂教授说。他热烈赞赏雷蒙德·罗威在1935年设计出来的“冷点”冰箱,这是第一件我们今天所称的“白家电”。之前典型的冰箱都是上清漆的木外框。而“冷点”正相反,它那白色的外观传达出绝对的卫生形象,家电业由此进入到一个积极的新时代。《电器评论》杂志在1924年充满激情地说: “一种自然界的伟大力量被驯服来为人类造福,让我们的生活更清洁、健康并简单。”

  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发现了对整洁的渴望于人类周遭环境的积极意义:“我们为躲避肮脏所做的一切都并非不可理喻,而是充满了创造性,这是努力使形式与功能联系的过程。”我们甚至试图清洁我们的体内,用所谓“排毒”食谱和灌肠术。日本人尤其热衷,他们的抗菌产品包括床单、儿童玩具、文具、支票簿,甚至钓鱼杆。当然这种洁癖会导致自身的问题,它将我们现代化的超净之家与哮喘之类的免疫系统疾病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

  太干净了?

  南安普顿大学的显微生物学家格雷厄姆·茹克相信,在追求卫生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婴儿与污水一起泼出去了。他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从酸奶、疫苗、肠虫等处“找回我们过于干净的生活中失去了的东西”。

  实际上,在拥有显微望远镜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以往一样对细菌视而不见。显微医学家休·潘宁顿说:“我们对清洁的执著已经没有用了。”洗手15分钟后,细菌又回来了。“所有的菌种都在我们身上生长,深至我们的毛孔里,你根本不可能把它们洗掉。”我们无须担忧:“好的”细菌会战胜有害的细菌,而我们皮肤里的脂肪酸能抵挡多数细菌。

  说到最后,又有一个问题开始困扰我们:某些清洁产品其实比它洗掉的细菌更有害。人人都在检查我们食物的成分,但有谁认真研究过那些洗发香波、沐浴 喱之类的配方?要知道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石化行业的副产品,在20世纪40年代被引进市场后,即便在日用品安全最为严格的欧盟,关于这类产品的成分也没有个说法。直到1981年,消费者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的清洁类产品须经安全试验后才能推向市场。

  但这些化学品的长期后果却是未知的。洗涤用品通常含有致癌物质,会在体内逐渐积累,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个火山?

  化学制剂在我们体内逐渐累积,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把自己洗得越干净,就越会早进坟墓?可怕的现实是,当我们洗头洗澡、洗衣服、洗锅碗瓢盆,或者擦地板、擦窗户,实际上都在把这些可怕的化学制剂挤进我们的身体。而让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不过只是想去掉那一点点表面的脏。

  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在我们竭力除污时,却又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2002年12月25日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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