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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逃:经济发展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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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 ]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
  近段时间来,有关贪官携款外逃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贪官的携款外逃不过是我国资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而已。

  每年数百亿美元逃出国门

  所谓资本外逃,是指一国居民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将财富转移到本国政府管辖之外的行为。它是各国货币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逃资本的规模较小,每年只有几亿至十几亿美元;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资本外逃现象日益浮出水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一些学者的计算,1995年我国已是世界第八大资本输出国。除了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还存在大量灰色的资本外逃。1993年至1996年,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而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1997和1998年资本外逃分别为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对资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达到了238亿美元。而有经济学家则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有媒体甚至据此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哪些资本急于外逃

  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樊纲认为,我国资本外逃的类型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有些不正常的原因,或者说在资本流出中有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私人资本,由于我们在法律和实践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够,私人企业赚了钱就存到国外,它们的量也相当大。再一种是属于非法所得,包括一些官员、经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从国内外公司等得到的非法收入或黑色收入,这笔钱被转移至国外,每年亦不少。还一种是利用贸易渠道,少报出口,多报进口,尤其是通过少报出口,实现资本外逃。比如出口报低价,但实际所得要高,这高出来的部分就尽量不结汇,把资产留在境外。这种情况近年来比较明显,因为汇率问题包含投机心理在内,人们预期人民币会贬值,一些公司就更多地持有外汇,把钱截留在国外,不结进来。这部分逃出去的资本每年达到一、二百亿美元的规模。

  尽管如此,就目前外逃的国内资本来看,学术界的共识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两类资本的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国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后一类资本的所有者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国外抽逃。

  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在外逃的国内资本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客观地说,在我国现有法律环境下,合法的私人财产尚不能得到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有一天资产、人身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求得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相关,行情)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抽逃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呈上升趋势。

  资本是怎样逃出去的

  早些时候,人们认为资本外逃一般会通过产品出口之后不结汇的管道,然而,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来自权威部门的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却透露,近年我国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假进口,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政府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说,1998年有52%的进口报关单都是伪造的。

  虽然资本外逃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种:

  一是假投资,真外逃。这是我国资本外逃的最主要形式。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其中部分是为了开辟国际市场,拓宽经营渠道,这对我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提升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法人却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

  保守估计,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经由国家审批的。我国的非法外流资本已成为香港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欧美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据海外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近年来,欧美各国陡然增加了来自我国的投资商,而且出手往往都是大手笔,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虽然不能简单地断言他们的资金来源和输出管道全都不合法,但其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因为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这些外逃到海外的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利润高的业务由私人公司来做,利润较低甚至亏本的业务则由国有企业来做。如果有赢利就中饱私囊,如果亏损了就算是投资失误或经营经验不足造成的。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他们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使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能够把非法所得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然后进行分成、再投资,变个花样落入个人腰包。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编造几个亏损的理由来对付,要想彻底查清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高报进口,低报出口。这是以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企业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赃。而在出口环节中,由于国家近年来为鼓励出口,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一些企业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一方面换取国家退税,另一方面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达到资本外逃的目的。

  三是逃汇、套汇、骗汇。1997年7月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受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也有对人民币贬值的议论和心理预期,国内部分出口企业公然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推迟出口收汇和结汇,或收汇后不是按规定将其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是把出口货款私自存放境外搞投资,或者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有些企业则以提前偿还外债本息、支付进口货款的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套取人民币货款,购买外汇。实际上并未提前付汇,而是将外汇资金滞留境外进行投资和投机。更有甚者,与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拖欠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透露,近年来由于套汇、逃汇和骗汇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百亿美元。

  四是扮成外资外逃。由于中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许多国内的中资企业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为了方便资本外逃,往往采取与自己在境外的中资企业进行合资的办法,合资企业的出资额实际上都由国内的中资企业垫付,然后将利润以外资收益的名义汇出。或者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对外借债,资金不进入,却以还本付息的名义向外付汇;一些境外的中资企业也如法炮制,将应汇回境内的利润,以外资名义向国内再投资,将应属于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资本外逃,同时还造成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虚假繁荣景象。近几年,虽然我国每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其中约有80%是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金,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不足20%。许多所谓的外商投资只不过是国内的资金经由香港等地再“回流”国内,以享受外商投资的特殊待遇。而这些身揣国家资财,扮成海外华人的不法分子,却常常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夹道欢迎。

  除了上述4种主要的逃资途径以外,国内资本还常常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外逃,如以非贸易支付的方式,通过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咨询费、培训费等名义,向外转移外汇资金;或者采用蚂蚁搬家战术,将外汇资金以境内居民汇款的方式,多批次汇出境外而实现资金转移。

  如何遏制资本外逃

  不管资本外逃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我国的资本监管正遭遇它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资本监管功不可没,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外逃与资本监管问题如何改进,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面对资本外逃这股汹涌而起的暗流,发展中国家采取过这样或那样的对策,但收效甚微,鉴于资本管制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于是有人重新提出应当加强和完善资本管制。对此,樊纲等经济学家认为,从短期看,加强资本监管没有错,也有用,特别是对一些国有或半国有的贸易、金融部门有效,但加强监管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想办法卡住资本外逃,而根本的问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资本正常的流进流出。

  樊纲认为,首先是要加大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极端一点而言,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应当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你如果抓到他贪污受贿,你就抓他;抓不着他,即使他贪污受贿,你也要承认他的财产是合法的。

  其次是改革投资体制和企业制度,对合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现在很多资本外流,是因为办合资企业造成的,国内一些企业为了得到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资本出去转一圈又回来,这一出一回,资本就外流了。我们对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在改革之初是必要的,但到今天,恐怕还是要一视同仁,逐步使合资企业做到国民化,大家在竞争上都平等。这样国内一些企业就没有动机再单纯地为了取得优惠政策而去办合资企业。其实很多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海外开办的企业投的资。

  再次,汇率制度也要调整。人民币在短期保持不变没有问题,但从长期而言,人民币还是要逐步走向灵活的汇率。现在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只要企业有正常的贸易,提出合法的证据,就可以拿到外汇款,这就使得一些人没有动机把外汇存在外面。现在要做的是,更加完善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这一制度,使服务更到家,审批更灵活、更有效率。

  作为一个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一方面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债券,这等于借钱给美国人花;另一方面我们的私人老板赚了钱不在国内购房置产,反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类似这样的事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资本更多地进来,并留在国内发挥作用,而不是投到国外去,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化的背景下,遏止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任务尤重。因为,一旦资本外逃的黑洞被揭开,它就不仅仅关系到资本。但至少从现在看来,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似乎并未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重视。

  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动摇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持稳的预期,增加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难度,甚至可能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导致汇率持续下降,必然导致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资本外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还未充分显现出来;但如果对之掉以轻心,迟早将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方面,墨西哥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2002年9月24日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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