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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八月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题为《细观我国经济运行模式新变化》的文章，张立群在文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已从政策推动为主转为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在市场引导下的经济自发增长能力逐步强劲，而宏观经济调控重点面临新的调整。随着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社会稳定方面。所以，保持社会稳定，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经济运行有三个新特点
香港文汇报报道说，张立群认为，进入二○○二年以后，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形势形成明显反差。第二，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提高明显不同步。第三，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缓解明显不同步。可以认为，这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的重要变化，并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九九八年以来，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努力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联系，政府支出规模明显扩大，财政职能增强。在经济自发增长能力比较弱，社会资源闲置较多的情况下，这一调控方式对稳定经济增长、缓解各方面的困难发挥了显著效果，但同时也累积了一些问题，包括财政负担不断加大、政府承担的风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调控方式难以根本改变供大于求的总量格局，因此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困难企业和下岗职工的增加，以及社会矛盾的累积也难以根本减缓。在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些问题不断累积并显性化，最终必然与经济增长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反差。
面对新的情况，政策调整主要需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具备调整的空间；第二，向何处调整。
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张立群说，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国经济自发增长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已从政策推动为主转为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二○○一年与二○○○年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基本没有加大，而国内需求增长则明显加快，虽然受到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这表明需求以及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经济自发增长能力增强的原因主要是：
一是消费比较活跃，消费结构升级速率加快。
一九九八年以来，在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增幅继续稳定在较高水平，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一九九八至二○○一年与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比较，GDP可比价年均增长率降低了三点九个百分点（从百分之十一点五降低到百分之七点六），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年均增长率仅降低了零点二个百分点（从百分之十点七降低到百分之十点五）。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期间年均降低一点三个百分点，而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期间年均降低二点二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期间年均降低零点五个百分点，而一九九八至二○○一年期间年均降低一点八三个百分点。二○○一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九，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在食品支出比重下降的同时，交通通讯、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提高。一九九八至二○○一年，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家庭计算机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移动电话增长百分之九百，家庭汽车增长百分之一百，人均住房支出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居住面积增加百分之十点八（一九九八至二○○○年）。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彩电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九，电冰箱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九，洗衣机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摩托车增长百分之八十三。消费结构升级，通过市场对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教育、旅游、信息产业等，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拉动。
投资对国债依赖度降低
二是投资自主增长能力增强。
今年一至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与个人投资）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增幅提高八点二个百分点。尽管有国债投资力度加大的影响，但投资的高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市场因素的支持。第一，从投资资金增量看，一至五月份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千九百三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其中，预算内资金增加一百四十五点八亿元，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占全部资金增量的百分之七点六；自筹资金增加九百零九点三亿，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占全部资金增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其它资金增加三百九十九点六亿，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占全部资金增量的百分之二十点七。这表明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筹资是投资资金增长的主导因素。第二，国债资金对投资的带动作用下降。二○○一年安排的一百五十亿元技改贴息资金，仅使用了九十亿元，有相当部分使用不出去。据有关部门分析，国债资金对投资资金的带动作用下降了。第三，从管理渠道看，与国债投资联系很少的房地产投资一至五月份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增幅提高十点二个百分点，在全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三十五点一。第四，从地区看，对国债投资依赖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一至五月份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增幅比西部地区高出五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四，比二○○一年提高五个百分点。第五，一九九九至二○○一年，建设国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百分之一点八、百分之一点七和百分之一点六，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增长率依次为百分之五十四点七、百分之十三点九、百分之十三点二，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不断提高，依次为百分之五点二、百分之九点三和百分之十二点一。这一相反的变化趋势也表明投资对国债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
张立群指出，市场引导的投资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于：第一，消费结构升级扩大了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应也扩大了市场化投资的空间。第二，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大了投资领域。近年来，城市基础建设力度加大，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市加快转移，我国城市化进入又一个活跃时期。一九九八至二○○一年间，城市人口比重年均提高一点九四个百分点，比一九九○至一九九七年间的年均速率提高了一点五四个百分点。城市化既为产业升级创造了必要的环境，也对投资增长产生了多方面拉动。第三，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的活力逐步增强。第四，整顿市场秩序、转变政府职能、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股票、债券、基金等资本市场，改进了投融资环境。综合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相互推动，不断扩大了市场空间，与市场主体发展能力的增强结合起来，必然使市场引导下的经济自发增长逐步强劲。政策调整的空间也随之扩大了。
就业问题更加凸显
随着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社会稳定方面。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同时，受结构调整、改革深化的影响，就业问题不是缓解，而是更加突出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地区、企业和居民的分化现象也会有所发展，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张立群认为，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宜转向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企业自主发展条件方面。增加对社会保障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方面的支出，增加政府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和正常运行方面的支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要切实防止加大企业负担，形成税收方面的紧缩效应。可以通过结构性增税等措施挖掘潜力，在不伤害企业生产投资热情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税收。随着财政政策目标的转换，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应该逐步缩小，更严格地选择新的国债投资项目，重点完成在建项目。对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例如出口退税方法，应该总结经验，予以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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