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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热实质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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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主流派”在张五常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张五常经常批评他们的数学模型和渐进改革药方没有用处,而且敢于在他们目前自我标榜不懂数学,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看来,张五常真的和弗里德曼,科斯是一个辈份的,他们要做西方经济学的附庸,自然也不敢得罪张五常。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作风表示反感,批评他把经济理论简单化,实证性差,结论轻率缺乏经验支持;作风轻狂,不规范,自我标榜和炒作,这是个别学院派的看法。有人说张五常编造经济故事宣扬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点比较中肯,张五常有点象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学思维统治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由实证科学几乎变成了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学家,利益关系成为信仰,腐败盛行,物欲横流而缺乏信誉和道德,社会风气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层出不穷。张五常也象一路小神仙,走到哪里,大小报纸一路跟风,报纸不愁卖。张五常在国内走红,是由于他以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把经济学从科学变成信仰,因而具有煽动性。而处于改革十字路口,有极大危险向拉丁美洲化滑坡的中国社会,给“张五常现象”提供了土壤。

  我所要批评张五常的,不是他的风格,也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自称为“从不出错,实在可行”的,关于中国改革的经济自由主义药方。他的10个建议是:

  (一)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

  (二)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五)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

  (九)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提升留下来干部的薪酬。

  (十)外汇储备可有可无。

  如此,需要一次性“休克”:长痛不如短痛。

  张五常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长期腐败,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药方不行。中国的“经济学非主流派”认为,应该以政治社会改革来平衡和控制经济混乱,而不是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一再削弱政府职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领域与国际接轨,也应对在利益调整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张五常不提补偿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休克疗法中损失绝大部分利益。张五常对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认改革中的剥夺,所以他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剥夺大多数人利益的“休克疗法”,必定得不到选票。经济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把自由和民主拆开,并把民主换成了专制。张五常的药方,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与政治上少数人专制相结合的“新权威主义”。

  80年代中国就有过这种思潮,在激进的“价格闯关”中迅速失败,张五常当时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恶痛绝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败”,也是这种思潮发展的恶果。但经济自由主义者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而否认其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他们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虽然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我还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决定论”的印章。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也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当我们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张五常在内,一方面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决定论”的深层思维,完全不能够从其他层面如资源,人性,文化和信仰道德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我们说他们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鼓吹让中国人“为某种理想制度而牺牲自己利益”这种思维,文化革命就是。中国人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如果说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应该就在这里。而不是丢掉一种教条主义,又拣起另外一种,而且是在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彻底失败的那一种。

  张五常认为他的预测最准,敢和所有人打赌。他的预测和感觉是什么呢?据《北京晨报》说,他看到北京的繁荣,竟然喜不自禁,说“只要放开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看:这叫做“意识形态自我蒙蔽与自我陶醉”。张五常应该去看看中国的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甚至北京市周边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样子,看看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状况,再想一想,他的药方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可以“国际中心”自诩。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但是,是错误的应用。错误的立场和理念,必然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大家不知道何为正确应用,何为错误应用,对比一下严复和汪精卫,就知道了。

  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也曾有过军人政权推进自由的经验,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发展更快,国民财富被个别家族所侵吞和控制,一遇经济波动,就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在关键时刻是美国干预换马,并且由专制走向民主。是西方大(相关,行情)国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和全球战略,保障了“专制下推进自由”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它的基本秩序,和它向民主体制过渡。更早一些时候的日本“统制经济”和韩国军人政权的演变,也有类似的状况。抛开美国背景,天知道这些国家会乱到何等地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以前不曾有印度那样的“300年殖民地”的历史,以后也不可能有国际社会的保障。在实现自由的历史阶段,的确需要新权威以维护稳定,但是这个权威,不仅是个人的权威,而且是民主与法治的权威,而且越来越多的应该是后者。中国改革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不可能来自国内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尚”,也不可能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同和保障,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这就要求改革必须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即使再先进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须考虑中国多数人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张五常那样一意孤行,外汇放开就意味着金融危机,产权革命就意味着少数人侵占绝大多数公共资产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存款被剥夺,甚至丧失基本生存环境。这样的“赌”是没有人去和张五常打的,任何人没有权利拿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去赌博。如果真的赌博了,就更加悲惨。那些鼓吹“休克疗法”的人是有美国绿卡的,他们可以在国际上继续庆祝“最后一个大帝国的瓦解”,而全然不顾中国大多数人如何生存。这样说张五常,恐怕不是冤枉他。在他的文章里,看不到民生,民主,环境和贫困,过剩人口,看不到中国人民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更看不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我所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建立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只是少数人财产的自由,资本的自由。他甚至连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虑,比如说卖掉所有的银行和国有企业,卖给谁?什么价格?是不是要在外汇放开以后来一次金融危机,把中国所有的资产贬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让外国资本来“吃死尸”?至于后果特别是人民的处境,他就更不考虑。象这样不负责任的药方,谁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张五常打赌?

  目前“张五常现象”突然升温,其背景值得怀疑。有媒体炒作赚钱是肯定的,“张五常热”从头到尾都是有人策划的,策划者的动机决不止于赚钱。更复杂的背景是在中国16大前后,国际资本害怕中国进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向调整,企图以炒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手段,推行休克疗法。国际上有一个“休克疗法”轴心: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香港的国际资本评估机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按照他们的药方,中国必定爆发总体性危机,这一点,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我的预测。我反对以“自由”的名义瓦解中国,剥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我认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应该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什么“先进制度”去牺牲。让人为制度牺牲,不是西方真文明,而是在殖民地阉割以后的假文明。

  为了制止国际资本代言人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中国人没有必要太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只有一两个人,让数十万经济学家一辈子去追求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文章”,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意义不大,希望也不大。因为此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得奖者需要自幼就习惯以英语思维和表达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印度的阿玛蒂亚森得到此奖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语习惯,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饥荒和贫困问题,为此得罪了某些发达国家评委,数次被否定。只是在更换评委以后,他才得到此奖。但是,中国的策划者和传媒却没有炒作他的兴趣,因为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者,他是代表印度老百姓向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的,而不是采取“300年被殖民”的姿态,向国际社会出卖本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的。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草根派”,当然没有得诺奖的想法,因为自幼插队,熟悉中国文化有余,而无法把自己的脑袋变成地道的西方思维。“东施效颦”,不如不效。几位海外华人包括张五常先生,当然具备英语条件,但是没有基本的大陆生活经验,缺乏对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文关怀,在香港拿高薪,虽然与大陆近在咫尺,思维与感觉却远隔天涯,他以北京的繁荣来判断全国,以上海超香港为标准确定中国可超美国,可知其感觉不大对劲。

  张五常先生在4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错,如果得奖,值得祝贺。但他数十年前的理论贡献,与目前中国改革无关。目前有人大肆炒作“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少数人以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中国改革的阴谋。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危机,方向和战略都需要调整,大辩论已经开始。国内外思想界有三支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上的“新左派”,和经济上的“非主流派”。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思想垄断岌岌可危。

  国际“休克疗法”轴心,想阻止我国战略调整,就以“诺贝尔奖”为话题,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捧上来。在诺奖问题上,中国人反而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得了就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奖,必将加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地位。经济学家与足球队员不同,中国足球队赢了,肯定是中国的荣誉;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果赢了,中国的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必定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一些帮助外国人向自己球门里踢球的人。经济学家与电影明星也不同,是不能拿来炒作的。听说美国《商业周刊》正在某些地区如天津办论坛,要把老布什请过来。国际上这类人物很多,如果来研究问题,应该欢迎,但是,绝对禁止高价出售门票。没有了商业动机,我看媒体炒作就没有了精神。必须指出,高价售票或者聘请外国专家,也是一种误导。中国的学者在美国香港台湾讲演,报酬非常低,与国外的高工资相比几乎等于没有,讲演被认为是义务的。外国人来中国讲演,也是义务的。是某些中国的策划者打破了这个“国际惯例”,开始在国内炒作赚钱。有人替张五常在深圳要钱,一场讲演费80000元,向国家经贸委要30000元,不知是经纪人吹牛,还是真的?他们各拿了多少,应该公开。

  国内有人专门炒作诺贝尔奖。前几年去美国搞“诺奖大追寻”,还出了一本书。结果是,大部分诺奖得主都只谈自己的理论贡献,不给中国开药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国”,只有萨缪尔森谈到不能搞通货膨胀,在当时还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这倒是令人钦佩的大师态度。真正的大师,绝对不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以一个理论包治百病,就好象我们这些与中国前途共命运的人,只给中国开药方,不给美国开药方,也不给诺贝尔基金会开药方一样。我倒想起大学时期教我们《中国经济史》的孔经玮老师,他虽然非常关心中国现实问题,但绝不就此答疑。他说,我研究东北经济史是第一名,研究中国经济史是第一流,我只在这个领域当老师,其余我不精通就不能讲。我看这才是学者态度。后来听说在美国,只要得了什么奖,就可以在所有问题上有发言权,我是非常的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树立学术话语霸权,二是炒作,分别属于政治和商业,与学术无关。真正的国际学术大师也不可能接受他们这一套。

  把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其提名,甚至“据说提名”,大肆“追寻”和炒作,不仅说明传媒的庸俗,而且说明中国改革可能被洋教条误导,而出现重大危机。

  中国人,要警惕了!

来源:[中经网]
2002年6月3日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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