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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变化
2003年2月11日14:56   [ 孙立平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是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那些因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近些年来,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理论界的看法也莫衷一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

  理论界将这个问题称之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其实,人们就这个问题已经争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了。争论不清楚又说是定义的问题,如大家都知道的所谓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等等。但争论来争论去,问题好像不是更清楚了,而是更糊涂了。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争论的前提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争论的双方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认为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存在。事实上,恰恰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与具体的情境相联系的。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在当时,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前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尽管很难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比如在城乡之间,就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但在相当的范围中,主要是在城市中,严重的平均主义确实是抑制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时拉开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打破这种平均主义。同时,这也与当时的一个理念有关系,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这个口号后来可能确实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有一种造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作用。因为当时许多人对发家致富这个后来被普遍认同的价值都是心有余悸的。

  如果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或者说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深的背景,这就是资本形成的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资本的缺乏。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收入不平等可以有利于资本的形成。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有200元钱,两个人来分。如果每人100元,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人都花掉90元,用来支付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用。结果是剩下了20元。这20元可以转变为资本。但如果换一个分法,给甲150元,给乙50元。乙的生活会变得很艰难,但也将就生存下来了。甲可能生活要奢侈一些,他一个月就花了110元。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时剩下了40元。如果我们将这40元看作是资本形成的话,就可以说资本的形成增加了一倍。尽管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化,但大体可以说明有关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逻辑。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但这个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转折点是发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开始抑制经济增长的逻辑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引入两个基本的背景。

  首先的一点,是不平等的程度。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是笼统地论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却很少注意不平等的程度问题,好像无论不平等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固定不变的。其实,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急剧扩大。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大体也在同一个时段,中国开始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变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最基本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滞后的城市化使得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并由此限制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二是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无法形成有关生活的稳定而长远的预期,从而无法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使得买得起耐用消费品的少数富人需求处于饱和状态,而大多数有需求的穷人没有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现实购买力。

  有了这两个基本的背景,问题就很清楚了。自90年代中期之后,悬殊的社会不平等开始阻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并由此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在7%到8%之间,即所谓七上八下。应当说,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但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这样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许多人感觉的不是繁荣,而是萧条。这不仅包括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

  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学术界议论纷纷的物价持续下滑。尽管在理论界在物价持续下滑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持续性的物价下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近些年来一直在困扰我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的形成。或者更明确地说,如果说在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制约因素还是资本形成的话,那么到90年代,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需求就已经成了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是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那些因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前面我们的分析逻辑,如果说在80年代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是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话,在9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主要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这就是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化。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说,在今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开始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电子邮件:slpi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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