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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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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保华 ]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
  编者按:从本期开始,本版推出一个新的栏目“寻找改革新动力”。改革开放20余年来,其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改革中各种利益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与成长,阻碍改革的力量正在增加。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已经入世之后,各种新事物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思考和回答,改革也才能与时俱进。本版推出这个栏目,目的就是探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改革继续前进寻求新的动力。本期是第一篇。在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5·31”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我们欢迎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这儿交流。

  在“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新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继续为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动力,但是,它的“边际效益”将明显减少。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特殊的优惠政策变成了普遍的市场机制寻找改革新动力贾保华

  在“后改革开放”时期,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国内不少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辅助性的或配合性的力量

  

  在“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首先是完善市场机制,其次是限制市场机制,第三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

  

  “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应当从“倾斜”变为“均衡”;即应当从大力提倡和肯定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转变到既提倡它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并对其消极作用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方向上来通常,人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有一种不假思索的看法:即认为改革和开放会不断深入,而且永不停息。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但是,它也反映了一种思维惯性,并由此可能产生对事物的变化缺乏足够认识、对新鲜的问题缺乏及时对策的偏颇。

  对此,笔者在两年前曾经指出: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一个新的时期,或“后改革开放”时期正在到来。其理由如下:

  自从1979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经过去20年了。在此期间,不论是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还是外部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改革开放依然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确认识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笔者称之为“后改革开放”时期。虽然新时期是前一时期的继续,但是它同时也具有若干不同的基本特征、面对许多不同的重大课题,因此,也就需要制定许多不同的政策措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主要内容和成果,许多专家学者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只想强调其中的一个要点:即就本质而言,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有两个——对内是改革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则是扩大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两个目标实际上也是合二为一的。现在,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下面是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首先,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78年国营部门的比重高达78%,非国营部门只占22%;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两者的比重已经平分秋色。近几年两者的比重甚至发生了逆转:非国营部门超过了70%,而国营部门只有20%多一点。

  其次,国营部门与非国营部门的变化趋势在劳动力分布的变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1978年国营部门的从业人员为7451万人,非国营部门(含农业)为32701万人;1998年前者为9058万人,而后者为60899万人。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国营部门的从业员仅增加了1607万人,而非国营部门却增加了28198万人,是前者新增人数的17倍。

  最后,从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合167.6亿元人民币),1998年则增加到了1837.6亿美元(合15231.7亿元人民币)。20年里用美元表示的出口名义额扩大了19倍,用人民币表示的出口名义额则扩大了90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只适用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中国加入WTO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1979年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大功告成。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经济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时,加入WTO以后,还有许多具体和繁重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因此,改革和开放也绝不会到此为止。但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过去的20年里,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可以改革的部门几乎都改革了,可以开放的地方几乎都开放了,可以采用的优惠政策几乎都采用了,可以收获的果实也几乎都收获了。因此,所有这些事实也就告诉我们:始于1979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因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结束,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所谓“后改革开放”时期正在到来。

  “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特征

  “后改革开放”时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继续。因此,它依然具有与前一时期的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新时期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已经具有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若干基本特征:

  第一点是,在前一时期,改革和开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无法替代的政策“变量”;不论哪个地区或部门,只要在政策推动下,改革的速度快一点、开放的幅度大一点,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快一点、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会高一点。

  在“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新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继续为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动力,但是,它的“边际效益”将明显减少。以吸引外资为例,原先只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才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因此外资大量涌入,经济效益显著。但是,现在由于这种优惠政策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加上在很多经济领域中,外资和内资的“势力范围”也已经大体上分割完毕,因此,各地继续沿用这些政策,已经很难产生像当年特区那样的“轰动”效果——也就是说,政策的“经济效益”已经相对减少了。所以,假如各个地区或部门依然企图依靠制定和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的话,它的成本有可能会超过收益,甚至可能出现某些负面作用——特别在环境保护等方面。

  当然,这一观点绝非否认这些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依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特殊的优惠政策变成了普遍的市场机制。

  第二点是,在前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由政府制定、并由上而下地贯彻实施的,因此,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市场机制已经确立,政府如果对经济活动继续进行强力干预的话,其作用和效果可能也会相应地减小。以商品价格为例,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由政府制定的,因此,政府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利用价格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现在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这些情况说明,在“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政府对经济活动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与从前不同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发展的主体已经从政府变成了市场、从国营部门变成了非国营部门、从“看得见的手”变成了“看不见的手”。

  第三点是,在前一时期,国内因素是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外部因素(包括外资和技术引进)则是第二位的辅助性因素。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尽管国内各种因素依然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但是,国际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模式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增加。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总体对个体、即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国内不少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辅助性的或配合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机制、商业规则、技术和产品标准等方面日益“接轨”的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周期性和同步性等方面,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接轨”或接近。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增加的同时,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三个基本特征在前一时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我们只是在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之后,才终于可以明确地肯定,它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成长壮大到了足以取代前一时期的基本特征的程度,从而成为了我们认识新的发展阶段到来的向导。“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实际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所处的时期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因此,“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必然也会有许多不同之处。众所周知,在前一时期,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经济、用外向型经济模式取代内向型经济模式、用收入多样化取代收入平均主义、用发展私人经济和引进外资取代国营经济的一统天下,用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等等。

  现在,这些主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在“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将有如下几点:

  第一是完善市场机制。尽量减少那些只对某些地区、部门和行业适用的所谓“特殊”的或“优惠”的政策,同时尽量增加那些对所有地区、部门和行业都适用的普遍的正常的政策。特别是应当使用非常明确的规范的法律法规来取代那些不透明和不规范的内部文件。

  第二是限制市场机制。在充分肯定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其负面影响,比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失业增加、家庭破裂、社会动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等,并且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相应地放到强化法制建设与政策实施上面。显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各级政府不应当束手无策,而是应当积极干预;政府的作用不是应当削弱,而是应当加强。

  第三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仅应当“遵守”规则,而且应当参与制订规则。在利用国际经济体系有利因素的同时,应当认真研究和总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我们对这一体系内部所固有的风险性和消极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应当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和预防措施。

  当然,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前一时期逐渐地发生和积累起来的。不过,由于前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因此,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对前一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不仅将成为各级政府、企业家和理论界的当务之急,而且也将成为巩固前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成果、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必要条件。

  “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调整

  理论是指导实际工作的向导。对于“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上述现实问题,我们不可能用前一时期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和解决;这正如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和解决一样。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对此补充如下解释:

  第一,就总体而言,“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应当从“倾斜”变为“均衡”。即应当从大力提倡和肯定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转变到既提倡它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并对其消极作用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方向上来。

  第二,对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负面影响或遗留问题,应当用全新的思路解决,而不应当继续照搬原有的思路。

  第三,我们在某些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必须超越原有的改革开放理论。具体地说,对于各种因改革开放产生、或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我们之所以迟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与有力对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超脱原有的改革开放理论的局限。在“后改革开放”时期,那些在改革开放时期沉寂下来的理论问题,必然会以原先的面貌或改头换面而再度出现,而我们只有用崭新的观念才能解决它们,才能推动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对“后改革开放”概念的补充说明

  笔者提出“后改革开放”的概念的目的,并不是想“标新立异”,更不是以为改革开放已经到此为止,而是想借助这个概念,提醒读者注意: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最初确立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与前一时期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处于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本质的变化,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为此,政府必须确立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制定新对策,解决新问题。

  最后,笔者想郑重声明的是:提出“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目的,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或舆论宣传是毫不矛盾的。这正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美国至今还在发展工业的例子一样。

  就认识论而言,大家知道,任何一个事物(包括经济体制)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或者说,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而它们的缺点的一面只有经过不断的改革才能克服或完善。同时,一个封闭的经济一旦对外开放、并且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就很难返回到原先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都知道:任何一个事物(包括经济体制)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也都要经历若干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犹如一个学生要经历小学、中学和大学等阶段一样。而且,这些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所具有的新的特征都与前一个有某些质的不同,并且因此成为人们区分事物的发展阶段的向导或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也应该把一个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区分。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可以肯定地指出:一个新的“后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到来。

2002年7月13日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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