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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为银行业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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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周末 ]
  吴敬琏: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在这种前提下,寄希望于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来解决银行业的问题是不牢靠的。

  鲍泰利: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全国性的网络其实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区域性的银行网络。

  5月13日,在上海召开的“汇丰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和鲍泰利(PieterBottelier)教授一起将焦点对准了中国银行业的变革。鲍泰利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中国事务部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

  

  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目前业界对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字仍在争论,我并不认为这个争论有足够的依据,”吴敬琏说,“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具有脆弱性?答案是肯定的。”

  吴敬琏开宗明义,直言银行改革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

  之所以说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中国至关重要。吴敬琏认为首要的原因是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银行的信贷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

  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外援融资的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占96.2%,到现在仍然接近90%。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融资形式。

  那么这种状况是否会很快有所改观呢?最近几年社会各界提出,由于现在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于银行体系,应增加直接融资———债券、股票的比重,在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事实上,这个要求被学者、银行家们提出来已经有好几年了,进展却并不明显,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把证券市场变成主要融资渠道是不现实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银行的信贷仍然是主要的融资形式。”吴敬琏说。

  第二个原因,从历史经验上看,如果金融系统危机不波及到银行系统,这个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否则就会大大升级。

  吴敬琏举例说,比如美国1929年开始的大衰退,就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那场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强,影响深远。相比而言,前年发生的纳斯达克的崩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小了很多,两者的区别就在于,1929年,美国银行体系高度暴露,并卷入证券市场,因此危机一旦爆发,银行体系就很快崩溃。这之后,为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美国通过立法等手段,将银行体系相对保护起来,使其没有直接受到纳斯达克崩盘的波及。

  “因此,银行体系的安全不仅仅局限于本身,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根本问题是制度缺陷

  鉴于国外的历史教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银行稳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不良债权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审慎的财务制度以及减少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等等,但这些举措在吴敬琏看来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在这种前提下,寄希望于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来解决银行业的问题是不牢靠的。”

  吴敬琏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表现在银行结构———包括其贷款结构———和国民经济的企业结构严重不对称。

  20多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国企和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一个相当有力的数据是,现在国企在GDP中的贡献只占到30%左右。

  “但我们的银行体系在结构上却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吴说,“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尽管从风险来看,前者的偿还能力更为低下。”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占全部银行的资产和贷款的75%左右,结算业务则超过80%,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这使得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限制。

  其次是国有银行本身存在致命的制度缺陷,“从产权结构来看,四大国有银行都是100%的国有独资企业,在内部组织上的所谓官本位一套东西,在国有银行中仍然继续,这使得我们的银行成为一种准行政性的机构,而非企业化运作,”吴敬琏认为,“这造成了其目标不是盈利,而是按照上级行政机关的要求办事,当后者要求其增长时,前者就乱放贷,最近几年领导强调安全性,结果又导致了不贷或者少贷。显然,效率被牺牲了。”

  

  “三步走”走得太慢

  针对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央行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第一步,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第二步,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第三步则是在海内外上市。央行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把国有银行改变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真正银行。

  但短短5年能实现金融现代化吗?和很多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不同,吴敬琏和鲍泰利均表示忧虑。

  在吴敬琏看来,这个设想显得太缓慢,不适应入世之后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现在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的需要。他的理由很简单———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就已提出“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的改革思路,但迄今近9年,进展甚微。因此吴认为,应该把三个步骤的前两个结合起来进行,否则要想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改变银行的经营行为相当困难。

  问题在于,银行的改革存在一个连环套。“有人寄望通过逐步增长盈利来消化不良资产,但由于银行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便旧的不良资产消化了,新的不良资产又会发生。而另一方面,银行有这么巨额的不良资产存量,要改组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就比较困难。要打破这个连环套,政府必须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快刀斩乱麻地尽快解决。”

  鲍泰利则认为,中国政府眼下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整体的解决计划,“也许你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你需要一个整体的布局,才能把各种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体把握、互相照应。”

  “入世以后会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一定的紧迫感来促使改革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急迫感并非来自入世本身,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说。

  

  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

  除了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都与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有关。吴敬琏和鲍泰利对此表示了肯定。

  但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银行系统是否能对民营企业开放?对于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对此一直没有松口,但事实上,允许银行资本上市实际上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可以介入。

  更为重要的信号出现在去年年底,“国家计委出台了一个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文件,规定凡是向外国资本开放的领域,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在‘十五’期间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一个文件,其中列举的服务业范围就包括金融业。”

  吴敬琏认为:“尽管没能引起传媒和经济学家的重视,但这两个文件其实都已经对‘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这个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因此从政策上说,结论已经不言而喻,剩下的就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他希望很快能看到比较实际的动作。

  重建县域(包括农村和一些城镇)金融体系也是个重要的“药方”。

  吴敬琏说,民间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部分,但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民间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原因就在于县域金融体系薄弱,甚至处于停滞的状态。

  “过去一些信用社、投资基金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在整顿的过程中没有恢复他们的活力,致使这些地区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困难。而在我看来,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解决许多困扰我们已久问题的关键。”

  为了重建信用体系,政府的办法是以县级信用社联社为单位逐步完善信用体系,对此,吴敬琏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过去信用社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信用社实际上是官办的,信用社的社员对信用社完全没有监督作用,所以要办成真正的合作信用,而不是一个变相由内部人控制的信用社,要解决的还是体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利用外资也是个不错的主意。鲍泰利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变革较为独特的背景优势是: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吸引了强大外部力量的介入———相当多的海外资金急切地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利用一些来解决内部的坏账等危机,“如果仅仅是放在国内来解决,又不希望改变所有制,那么问题将仍然存在,只是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而已,如果让外国资本来解决的话,可能比前一种方法更有效。”

  鲍泰利的观点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全国性的网络其实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区域性的银行网络,他建议:中国的银行应该关注区域性的网络建设,为将来的银行合资创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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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后叫板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显然给中国各银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几家主要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近几天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期间,纷纷公开了近期改革目标。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首次披露工行将力争在2006年末完成股份制改造,实现整体上市。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也分别在不同场合介绍了各自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计划和上市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各家银行都强调上市不是目标,而是动力,通过规范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解决本身存在的问题,增强竞争能力。另外,不良资产状况如今再也不是秘密,各银行都开始聘请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把公布不良资产状况当成了信息披露规范化的突破口。

  今年以来,一些优质客户把信贷业务从中资银行转到了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花旗银行推出的服务收费举措也使中资银行措手不及。根据中国加入世贸协议规定的金融开放日程,未来几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将越来越大,新的冲击必然会更多地到来。

  行长们并不讳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建行行长张恩照说,目前的主要问题包括不良资产比率过高,资本充足率不够;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所有者、经营者的角色和权、责、利关系不清晰,缺乏有效互动;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影响了营运效率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人事制度、激励与约束机制离公司化要求有很大差距;信息技术对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的支持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化的内部经营机制是最为关键的。

  他说,2001年底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9.3%,今年前3个月又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建行争取用3到5年时间基本化解历史包袱,确保从今年起每年降低不良贷款2到3个百分点,5年内把不良贷款率降到10%以内。

  他表示,建行有信心在中国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率先实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逐步把建行建成资产质量和效益优良、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现代金融企业。

  工行行长姜建清说,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的银行观念、体制、管理、队伍素质、科技水平等很多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转轨时期的要求,追求上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银行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和优化过程。

  他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已经没有政策障碍,关键是银行本身要不断完善,才能达到上市的门槛要求。最近工行主动按照国际同行的5级分类标准公布了资产质量状况,这是向规范化运作迈出的第一步。工行已经聘请了国际著名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和浙江分行的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进行了审计,今后还将扩大审计面,并最终涵盖全行。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国有商业银行制定了改革计划,就一定有能力使其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他认为上市虽然不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内容,但上市带来的体制转变却可以使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贯彻得更加有力和到位。

  与会的一些金融专家认为,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模式已基本淡出,按照市场规律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并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面临的新的竞争环境也促使各银行加快这一改革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在年会期间的研讨会上发言时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银行业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抱有信心。5年之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具备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的足够能力。

2002年5月22日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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