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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军（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2003年7月22至2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的有关民营银行研讨会，在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史上将可以写上一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据称在此次会议之后，一直推动中国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将正式解散，因为其使命已经完成。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创立者徐滇庆先生，相信也可以调整一下他的工作节奏了，他多次忍受严重的背部疾病而往来于加拿大与中国之间、为之奔走呼吁的民营银行试点，将进入另一个生灭难定的流程——学者们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就看金融决策部门与民营资本之间是如何来博弈了。
在对学者们的执着和理想表示尊敬之余，我们更应该把目光转向民营银行未来可能的命运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现实的金融市场准入问题。据了解，5家拟建的民营银行方案，让来自国务院、央行研究部门和北京大学的学者有些吃惊。据媒体的报道，5家银行的方案均胃口奇大，按它们的规划，5年后存款余额少则50亿元，多则超过150亿元，沈阳瑞丰银行更是爆出“20年内成为东方花旗”的宏伟蓝图。这种急于膨胀的心态，立刻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徐滇庆当即提出忠告，“少吹牛，第一要稳。”据称，专家们还建议删掉一些会被监管部门认为是“花腔”的内容。
民营资本所表现出来的“暴发式的”扩张“野心”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著名学者茅于轼担心，新银行规模迅速膨胀很可能挤压四大行的市场，而这可能影响监管部门批准它们的决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针对某些银行提出的“首先向股东提供丰厚回报”泼出冷水：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而银行需要的恰恰是稳健经营。吴敬琏还表示，据他了解，不少民营企业想进入银行业是为了自己掌控银行，而追求暴利的心态会影响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前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则提出，民营资本“不要玩银行，而要干银行”。此外，还有其他不少讨论，集中于民营银行建立和经营的制度性问题和技术环节，如风险控制、关联业务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的种种讨论，以及5家拟建的民营银行将方案提交给银监会，可以视为市场向国内现行金融制度发出的一次正式的呼吁，也可视为民间资本对进入银行业向决策部门的正式“摊牌”。就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现状，以及决策层对金融领域的担忧来看，笔者对于这些“摊牌”的效果并不感到乐观。在国内金融领域问题丛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仍然处于高危状态之时，决策层似乎不太可能于短期内，在一个风险未知的领域开放市场准入。道理很简单，现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谁知道民营银行会带来什么新问题？从决策角度看，在政府任期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疑问对民营银行是否能顺利“出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实际上，民营银行问题体现的并非是创办几家新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银行市场的准入问题，甚至是中国到底哪些资本有资格进入金融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中国的银行业有两大类资本：一类是处于当然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中国现有的银行，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外资，在中国的银行业市场中占有一小部分。如果要说有第三类，那就是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的民间资本，它们的力量十分有限，所从事的金融服务也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这在民间资本丰富的江浙一带比较集中。
国有资本和外资基本占据了银行市场绝对地位的格局，显然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市场需要。一方面，国有银行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市场，同时也产生了数量巨大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金融服务缺失。而在现有的制度下，国有银行难以在短期内培养出市场竞争力和服务的提供能力。
建立新的民营银行就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民营银行并不一定比国有银行经营得更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中国的银行市场还缺乏一个有效和公平的规则，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来产生更加适合市场需求的银行。在一次内部交流中，笔者曾听徐滇庆教授阐述过他对民营银行的看法：民营银行的实质在于建立一种制度，而不是真指望民营银行能撑起中国的金融市场。换句话说，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就是在拿市场换制度，真正建立起银行业进入、监管、竞争、退出等市场制度。
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民营银行的关注要点，不应该关注于民营银行建立的技术性细节，民营银行的规划方案应该注意什么具体问题和发展目标，如是否应该专注于社区银行等。这些关注的出发点，考虑的是民营银行获批的可能性。市场和决策层关注的重点应该在于：中国是否应该真正建立和实施银行业市场的准入制度？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放开民营银行应该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从现实的意义看，这次民营资本向金融监管部门的“宣言”，只是对过去金融制度的一次试探性“叩门”而已。
我们期待有乐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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