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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村疫区“村官”袪魔 痛感体制缺陷弊端
2003年5月30日10:44   [ 韦三水 ] 来源:[ 今日东方 ]

  SARS(非典)向广大农村的蔓延,把全国防治SARS保卫战推向了最高潮。中国政府出台了免费医疗、财政支持等举措,竭力阻止SARS入侵农村。

  新一届政府正借防治农村SARS蔓延作为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动力。农民正在以他们的方式保卫村庄,保卫家园。

  乡(镇)、县、市各级“村官”又是怎样应对这场危机的?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SARS之后的农村未来怎样?

  疫区山西农村是非常时期中国整个农村的一个缩影,而曹建国、杜保和、余长生、杜善学、张兵生们则是中国农村官员群体的一个缩影。

  (一)别无出路,“只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了!”

  一片资源贫瘠的农村平原被一种来自于城里的东西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这种“东西”既令人感到可怕又撩拨人心。就好像从泥土里一下子冒出了一只头上长着四肢的怪物,让人恐慌。于是,在这块平原里世世代代已经生活许久的人们开始关闭自己的家门,关闭进出村子的路口——虽然村落街道上还有稀稀落落的人们,但没了往昔的亲热攀谈,他们步履匆匆,神色慌张。因为,他们知道,一种叫做SARS的可怕病毒已经降临这块平原。

  位于山西省晋东南、俗称长治市北大门的沁县,就是这样的一块平原。她离太原155公里,离长治80公里,208国道在县内横贯45公里,并紧邻晋中,是众所周知的南北东西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历来必争之地,有人口18万,农业人口近15万,人口流动性很大。SARS恶魔闯入这样的地域,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4月9日,杨某,沁县某处加油站的小老板,曾去晋中一个叫东观的地方买了一车油。4月24日,杨某开始有发烧症状,但本人并没有在意。恰好,杨某的邻居是该县医院的一位内科主任医生,杨某请这位医生到家中为其看病,医生就去了,也没有按照要求将情况上报。一周后,杨某的发烧症状并没有好转,他才来到县医院发烧门诊,经过检查,发烧已经将近40度,并且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这时,沁县有关部门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县的一把手余长生亲临一线指挥,一是马上对病人以及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紧急隔离,观察体检;二是将情况及时上报到市里,并请求市里专家来会诊。同时决定,将沁县中医院作为专门防治“非典”医院,将县医院作为发烧门诊医院。5月2日,市、县两级专家将杨某确认为疑似病人,5月5日正式确定为非典患者。而5月2日,杨某的妹妹也开始出现发烧症状,随后,也被确认为非典患者。

  “说实在的,那时侯我真是着急呀,这可是人命关天呀!”县委书记余长生真正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病情蔓延下去,那还得了?”不仅是两位患者在确诊之前已经接触了别人,而且那个内科主任也接触了一些人。更严重的是内科主任的妻子是沁县师范学校的校医;杨某同时又与沁县利税大户焦化厂的职工有密切来往,一旦疫情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们立即决定排查一切有可能的传染源,到5月11日已经隔离79人。”

  不幸之中还有万幸,余长生说,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将一切有可能的传染源堵死,应该得益于沁县的提前准备工作。余长生的哥哥、姐姐都在北京,信息沟通方便。早在政府还没有重视农村“非典”疫情的防治和疫情信息透明化之前,余长生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4月9日,在市政府还没有部署防治疫情之前,余长生就召开县委会议,研究部署防治“非典”疫情。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真是不该呀!”余长生痛心疾首地说,“这不是犯错,这是在对人民犯罪!”余长生对防治疫情不力的官员开始“痛下杀手”:除了对那位内科主任给以党内严重警告并撤销其职务外,截止到5月11日,余长生还对11个防疫不力的官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这次惊变,更让余长生深深体会到卫生防疫意识的薄弱,“4月24日,都什么时候了,整个国家都知道有个叫SARS的魔鬼在企图吞噬我们,怎么就没有一点警惕意识呢?这说明我们农村‘有病不愿意看’的观念还在作祟,这种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余长生感慨道。而这种状况也无疑给沁县防治疫情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这仅仅是我面临的难题之一”,余长生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作为一个贫困县,沁县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防治设备都很差,目前的作为只能是以预防为主,一旦疫情爆发,真的无法承受。据余长生介绍,沁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仅有4300万元,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沁县焦化厂,每年向县里上缴大量税收,去年1100万,今年的目标是1500万;二是目前的人均收入1900多元,而外出务工的人一般每年要返回家里1000多元,“所以,鼓励农民走出去是发展当地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

  “但疫情的突然侵袭,却使我们县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余长生说,由于山西被确定为疫区,而沁县也出现了病例,焦化厂的一些客户不敢再来沁县下定单,焦化厂的运输也成了问题。同时,在疫情之前,沁县包括外出打工的人员有3万多,仅在太原、北京与晋中三地就有一万多人,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00多人返乡,剩余劳动力的解决是个问题。此外,沁县的服务业场所也相继都关了,地税局今年的任务也很难完成,而相应地也会造成一批剩余劳动力。“经过考虑后,我们调整了思路,一方面要求各地搞好春耕生产工作;一方面鼓励农民尽量利用当地的资源搞养殖业和种植业”,余长生说,“我们只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了!”

  “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贫困县,除了一把土,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余长生用这样的一句话形容沁县的艰难处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贫瘠的平原上,余长生一干就是五六年,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当家人的艰辛。

  这种艰辛,余长生说,他不敢表露在外,“非常时期,别人可都用眼睛盯着我呢,我得给他们打气,起码在形象上也说的过去呀!”平时不注重仪表的他,现在每天出门之前都把自己的头好好梳理一番,并把自己已经有些破损的皮鞋擦的尽量亮一些,“因为我现在才真切地感受到,我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属于人民!”

  “处境再艰难,我也要扛过去的,谁让我是农民的父母官呢?!”余长生有些哽咽地说。

  (二)何时还能“扛着行李,走出去”

  “你能不能再换个位置,看信号好不好,我听不清楚你的话。喂——换没换呀?”

  曹建国一只手拿着座机,声嘶力竭地向对方喊着,另一只手忙不迭地整理着桌上一叠厚厚的疫情材料。

  青羊镇,位于太行山脉,隶属于山西省长治市,曹建国则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虽然清晨时分的太行山,绿树滴翠,百花吐蕊,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青羊镇没有发现一例SARS患者,但曹建国再也没有丝毫心思来欣赏窗外的景色。他正面临着突如其来的SARS灾难。

  自3月份以来,外地务工的农民就陆续返回青羊镇,截止到5月10日,返回的人数已经达到650多人。这些人的归来,让曹建国真实感受到“非典”疫情的严重和防治疫情的压力与重要性。“人口的流动是疫情蔓延的潜在因素,如果监控不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4月21日那一天,曹建国记忆犹新。自那一天开始,曹建国打乱了以前正常的生活起居习惯。虽然青羊镇至今没有出现疫情,但是,从那时开始,他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晚上几乎要过半夜才能上床。“即使半夜上床,可哪能睡得着呀?生怕有什么差错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乡亲”,曹建国用嘶哑的声音说,其他的干部也是一样。随着全国SRAR疫情的加剧,曹建国感到,“(防止SARS)真是一场真正的考验呀!”

  而眼下的难题是,对方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对方是青羊镇某村的村支书。由于这个村一直没有通电话,所以该村支书只能用自己的手机与曹建国沟通防治SARS的情况。但因为这个村处于大山里头,信号很不好,所以,这种沟通也就只能变得断断续续。

  这不是个别情况。“我们镇有30个行政村,其中3个村至今没有通上电话,沟通非常麻烦。”在形容这种困难的时候,曹建国感慨万分地对《今日东方》说,“有时候我们只能派专门人去搜集信息,但一个来回要花费近半天的时间。可没办法呀,这里真穷呀!”

  用“穷山恶水”四个字来形容清羊镇似乎并不为过。青羊镇165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由于处在大山沟里,不仅交通和通讯落后,资源也相对贫瘠,当地农民致富的希望相当程度上寄托在外出务工上。“在‘非典’疫情之前,青羊镇每年外出务工的人达到2000多人,这些人不仅满足了养家的愿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曹建国向我介绍说,目前青羊镇1500元的人均收入与此有相当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才促使镇委镇政府更加鼓励人们走出大山去。但SARS疫情的来临却使这种继续“走出去”的想法受到打击。

  一边是交通与通讯的落后,一边是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返回,曹建国深深地感受到“贫困”两个字带给他的压力。

  这个时候,曹建国唯一的希望是:SARS魔鬼能早一天被铲除,农民能早一天重新踏上打工的路程——没有办法,当地资源贫瘠的现状决定了农民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就是“扛着行李,走出去”。但SARS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三)防疫款是“咬着牙挤出来的”

  大约是夜里两点,杜保和又一次从睡梦中醒来。这些日子,他总会在这个时间醒来。自从农村开始重视非典疫情的防治工作以来,杜保和的睡眠就一天也没有踏实过:夜里12点多才能入睡,早上5点就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吃了一口饭就开始了解各地的防治“非典”情况的工作。

  “我是真怕农民群众的健康有什么闪失,疫情会不会在我这里蔓延?常常想我们的工作是否还有疏漏。想着想着就天亮了。”

  杜保和,山西省平顺县县委书记,曹建国的顶头上司。

  “我县经济条件差,地少劳力多,在外打工人员多”,杜保和用这句话来形容平顺县的整体情况。平顺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南端,与河南涉县,全县辖12个乡镇,人口16.7万,其中农业人口15.5万,是国家扶持的重点贫困县之一。截止到5月10日,平顺县的外出打工、上学回乡人员累计达到4600人。这无疑给平顺县疫情防治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杜保和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开始,平顺县就把流动人口的管理作为‘非典’防治工作重点来抓”,杜保和说,平顺县又成立了县长指挥办公室和卫生、公安、交通、医药、宣传五大指挥系统,并组建了以县长为组长的县、乡、村三级行政指挥医疗救治网络。同时,对农村加大了宣传力度,仅印发相关材料就有8万多份,“简直是一场新型的人民战争!”

  让杜保和感到最难办的问题就是防治疫情的资金。平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解决资金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只能压缩一切开支,保证防治工作必要的经费。”4月20日以来,平顺县财政就拨出专款31万元。同时,乡村投入资金108万元,县医院投资8.6万元,社会捐款1.35万元,县里四大班子领导也带头捐款3200元。“我们一共有148.27万元资金来用于防治工作,这真的不容易呀!”

  平顺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朱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战斗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了西沟、川底、羊井底等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和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候梨等全国著名劳模。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支持该县建设,1994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先后来此地视察。在“非典”疫情的非常时期,平顺这个革命老区牵扯着众多人的心。

  问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短短的时间内筹措出将近150万的防治疫情专项资金,肯定是“咬着牙挤出来的”,自然要影响既定项目的财政收入。但现在是救急。可救急之后呢?那些项目怎么办?这无疑是杜保和面临的难题。事实上,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县都存在财政紧缺的状况,杜保和所要遭遇的难题,同样也是其他农村官员们目前所遇到的。

  (四)面对未来,“农民的制度性保障是个问题”

  5月14日这一天,笼罩在SARS阴影下的北京飘着小雨,气温骤然下降了十几度,空气新鲜。此时的长治同样淫雨霏霏。在SARS的阴影下,长治显得更加阴冷。

  长治古称上党,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曾在这里“尝百草,兴稼穑”,开创了农耕文化的先河。可以说,长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市,全市有14个县市区、134个乡镇和3507个行政村,人口318万,其中农业人口就占70%。“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是农村官员呀!” 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张兵生介绍说。

  在张兵生看来,长治外出打工人员多,上学返乡人口多,城乡贸易往来人员多。而农村和农民存在着防疫意识低、组织化程度低、医疗水平低的“三低”,农村是防治“非典”最薄弱的地带。而“农村防治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市防治非典工作的成败”。

  从一开始,张兵生就不敢马虎。4月18日,按照全省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精神,迅速成立了以市长杜善学为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长治市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由市农业局牵头,卫生防疫部门积极配合,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农村扩散。在4月26日的全市防治SAR再动员、再部署电视电话会上,进一步要求全市上下积极动员起来,形成“人自为战、户自为战、村自为战、企自为战、校自为战”的积极防御措施,做到“逢咳必查、逢烧必查”,打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5月8日由市直机关干部、卫生医护人员和市县计生系统的广大职工组成的万人服务队,分赴全市3400多个乡村,开展“非典”防治宣传和信息网络建设,希望把农村防治“非典”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考验我们党员干部的应变能力,考验我们党员干部的组织能力,考验我们党员干部的党性与素质。在这个时候,空话、套话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老百姓看重的只是我们是否用实际行动来把他们真正放在心里头。”

  而市长杜善学则有另一番感受。

  “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四大班子官员分别到各村督查疫情防治情况,了解农村卫生、垃圾处理等情况。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一个农民兄弟握住我的手,话却说不出来。”

  杜善学介绍说,“除了保证农村不受‘非典’侵袭之外,我想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些深层次与长远的东西。”杜善学说,“‘非典’疫情的突如其来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着手处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农民群众真的需要有一种制度性保障!”

  近年来,由于人口的流动、环境的变化以及饮食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的常见病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性质的感冒、发烧和腹泻。有资料统计,上个世纪末,在导致农村人口疾病死亡的因素中,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是三大“杀手”。所以,杜善学说,在每年召开的全市疾病控制会议上,政府都要对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农村和农民的防治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可农民总是心疼自己的钱,不能拿出或者根本拿不出钱来看病,只能硬挺着,直到病情加重;而政府方面,由于财政紧缺,也不可能拿出较多地的财政补贴。这样,因病致穷就成为必然。怎么办?“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解决之道”,最基本的思路是“政府拨一点,村给一点,个人交一点”,从而建立一种集资医疗保健制度。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

  “但农民的思想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呀!”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合作医疗制度一般在工业化程度较高,农民比较富裕的地区执行得比较好,但往往在比较贫困的地区举步维艰。“农民不愿意花自己的钱是个问题”,杜善学说,“这一次,我们就借防治‘非典’疫情的契机来向农民宣传医疗保障的重要性,他们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农民的制度性保障是个问题”,虽然青羊镇镇委书记曹建国对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没有杜善学感受强烈,也没有专门的研究,用他的话说“也拿不出一个道道来”,但中国农村官员意识到医疗保障体系对农民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SARS的偶然侵袭能解释的——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曹建国直言自己身患糖尿病,而每年的医疗报销费用仅有30元。农民更是可想而知。沁县县委书记余长生也意识到构建农村医疗体系的必要性,“单纯的财政补贴只是应急措施,短期可以,长期来讲,有推广农村合作医疗的必要性”。目前沁县有139个村,有200多个村级卫生所。但这并不够,应该给农民以制度性保障。在余长生看来,可以以农村防治“非典”疫情为契机来向农民宣传合作医疗的重要性,加大农村合作医疗组织的建设,毕竟县、乡的财政拨款是短期所为。

  早在4月10日长治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杜善学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用很大的篇幅阐述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特别是在承诺为全市人民要办的10件实事中,实施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县工作、改善群众医疗条件和建立义务教育保学金制度等5件实事是直接针对农民的。

  “最近,我又与有关部门着手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农村防治机制和体系的建设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建设农村卫生防治的有效机制。看来,这五件实事提的是时候,也该下大力气去抓了。”杜善学感慨良多。

  (五)SARS成了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动力

  乡,是农业乡;县,是农业县;市,是农业市;国,是农业国。极而言之,中国各级父母官都可以称之为“农村官员”。农民的安危与农村的兴亡牵扯着国家的命脉。眼下,从乡(镇)、县、市,乃至省(市)的各级“村官”们所要面对的,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严峻的“SARS保卫战”—— 比SARS更为棘手的制度性难题,包括农业困境、乡村财政、医疗保障、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等制度性难题。

  10日上午9时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行一下飞机,就驱车来到山西省寿阳县。他先后考察了县人民医院和尹灵芝镇卫生院,仔细询问了农村医疗卫生情况和防治“非典”工作的准备情况。在芹泉村,他深入农民家庭,与村民亲切交谈。他说,防止“非典”向农村扩散是当务之急,必须高度重视。温家宝对随行的各级干部说,一定要落实对农民“非典”患者一律实行免费治疗的政策。

  温家宝总理的表情很是凝重,一位在现场的官员后来说,“总理这次亲自到农村考察,凸现出中央政府对农村防治疫情的重视程度”。

  早在5月6日下午,温家宝总理那种凝重的表情就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是整个疫病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防治工作,不仅关系农民健康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全国疫病防治的成败。”在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这样讲到。

  5月11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先后到宜宾、自贡、成都,就做好“非典”防治工作、促进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并且特地考察了市、县、镇三级医疗单位以及交通检疫站、长途汽车客运站,并走村入户,了解防治“非典”措施的落实情况。

  山西、内蒙、河北、四川、河南……全国掀起了一场防治SARS的新人民战争。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央政府对农村今后工作战略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贫困地区严重落后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人居建设等方面的状况,必将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三农”问题和农民制度性保障的解决力度,从而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步伐。

  在抗击SARS的行动中,曾经一度失效、只剩下税收计生功能的农村自治组织的功效得到了一次全面检验。在空前的恐慌面前,农村自治组织和各级政府职能全面复苏,然而,他们在SARS之后将怎样发挥作用?不管结局如何,SRAS势必推动农村组织形式的演进。

  我们发现,与城市文明并不遥远的农村不仅在最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城市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中国进步的基石。当然,从农村基层财政、社会保障、组织能力、经济水平等不难看出,农村和城市的巨大落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着扩大的趋势。这正是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SARS以前,在很多农民眼里看来,去城市打工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SARS灾难的降临,使民工感受到强烈的无助。当北京的民工都纷纷逃离的时候,城市的居民才发现这个城市空空如也。没有身份认同的农民工不仅是当地农村经济的支柱,同样也是城市经济的基石,还是联系城乡的一根脐带。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进程则是解决中国当前严重的二元结构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

  今年,国家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三分之一左右省份,并继续实行灾区农业税费减免。新增165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及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从而减轻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家庭的负担。另外,在中国农村各地,纷纷传来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消息。

  这些都是好消息。

  链接:

  农村疫情不容乐观

  中国卫生部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4月14日前指出,目前中国内地已经有15个省的农村地区出现了SARS患者,其中有85个县分布在山西、河北和内蒙古。河北、内蒙古、山西的农民“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26%、18%、9.1%,这三个省区疫情有向农村蔓延的可能性。另外,广东、山西、北京的民工“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10.2%、6.7%、6.2%。专家提醒这三个省市要注意防止民工流动把疫情带到其他地方。5月1日以前农民患者的比例为6%左右,但之后一直在上升,到了5月11日该比例已经上升到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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