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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吕梁(一)
  时间:2001年02月15日19:18      作者:胡舒立 李巧宁 李箐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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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中科系于2001年到来之际崩溃,吕梁个人此番庄家生涯亦将就此结束了。那么,中国股票市场的 “庄家时代” 呢?

1、亮相

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周四(2000年12月28日),他就曾通过人找到本刊编委,《财经时报》总编辑杨浪,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做庄中科创业(0048)的内幕情况,但不可透露他的名字。杨浪坚持表示,要报道便不可能回避这个基本事实。

吕梁犹豫了两天。2001年元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自己家中,他终于面见了杨浪和本文作者之一,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在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之前0048的名称)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当时,采访是不被允许录音的。而且,显然是吕梁坚信自己更长于写作,第二天他又向报社传真了一份题为“中科崩溃内幕”的文字稿。

《财经时报》并没有在周三(1月3日)立即发表这一独家采访。那正是“中科系”搅得市场上动荡不已的日子,兹事体大,编辑部要再做一些调查。谁知吕梁提供给报社的文字稿绝非独家,至周四(1月4日),网上相关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至周末,《财经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中科创崩盘的“内幕消息”。当然,在当时,真正见到吕梁本人的只有《财经时报》记者。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重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从去年以来,证券监管层为了查处操纵市场的“恶庄人物”曾想过种种办法,无奈庄家们一人控制上千个户头,到头来串通一气死不认账。

这一回,终于有一个庄家,而且堪称“超级庄家”,自己站出来亮相了!

2、前传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梁从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3、吕梁、“朱大户”、北京机构的结合

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曾经允诺向《财经》出示相关文件,但最终没有兑现。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参见附表)。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我们至今尚无法确切地知道,参加吕梁此轮豪赌的“北京机构”主要包括哪些单位、哪些人,中间牵线的券商又是哪些公司。按吕梁本人的说法,在国内证券投资圈子里,佩服他的理论、追随他的投资模式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有“较高的文化品味”,“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前往听取他的见解、服从他的指挥的那些机构代表人物,主要是公司头面人物,“例如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

这种说法或许并非完全虚构,不过理论或理念无论怎样冠冕堂皇都只能是遮掩。将钱交给吕梁的“北京机构”们当然知晓市场法规,也知道自己一旦签约便纯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只是眼前的利益诱惑过于巨大,此时,谁也不愿意去考虑可能的法律后果了。

4、媒体操纵者K先生

吕梁把K先生发表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深蓝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到底是记者出身,吕梁对媒体的力量相当熟悉。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对话调子很高,主要是在市场一片狼藉的形势下大言“机会来了”,同时为自己的看法贴上了“讲政治,做大势”的政治标签。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先在某处说应当把对“投机”这个词的认识变成“风险投资”的一种;后来又在另一处提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比起市场上那些串联股评人士公然“点股”的低俗手法,吕梁的办法高明得多。不过只要认真排出时间表,仍然可以看出吕梁的文章大手笔与他的市场操作恰在同一时段。他的谈话发表在3月6日的杂志上,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而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对话文章好,影响大,周刊为满足读者需要,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将自己的文章做得更大。在此后两个月中,他连续四篇讨论,一直冲到5月8日。

在第二次对话中,吕梁在继续主张“做多”的同时,干脆直接谈到了“市场应该至少有一两本专业的权威刊物,一两个权威的王牌工作室,一年只要研究三两只股票就够了”;并且再次小心地强调,“我们中国人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口味”,“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农业这个领域中国人完全可以与洋鬼子叫板”。

至第四次对话,K先生给人的“战略家”印象已极为深刻,提出了“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的口号,并终于在文章中公开点了康达尔的名。K先生称,“比方说合金、湘火炬、康达尔,这是试金石,它们的走势完全摆脱了大市下跌的纠缠,构成了对传统市场分析方法的嘲笑”。此时的K先生已经成了被人追捧的战略家。

在今天冷静地复读K先生当时的文字,可以看出吕梁的确谈出了对市场的某些积极看法,很煽情也很独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几天后突发的“5·19”井喷行情。例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强调的是“市场下跌和基本面的大调整是一致的”;“我们判断这个市场下跌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基本面的调整还看不出有大改善”。他甚至说,“市场不能启动,这时候盼望大牛市是极不现实的”;希望只是在“重组”。

5月8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发表,正逢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股市随之震荡。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市场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喜出望外,雀跃不已。这时候,显然是借助了一系列“有心栽花”的动作,市场上种种说法将“K先生对话”与“5·19”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利益极大的市场,人们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于是,吕梁一箭数雕,成了大赢家。

吕梁把自己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吕梁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毫无“防火墙”意识也毫无遮掩。此时的吕梁,其实已经成了中国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

外人并不知情,而知情人绝不以为非。中国证券投资界那些公然违法违规的“圈子”像个自有法规自有标准的地下社会,吕在其中的“名望”竟是空前地高涨了。

5、画饼1999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出自吕梁关于康达尔的憧憬是何等辉煌

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部分事实。因为按吕梁的说法,他试图收购的康达尔,本来应当是个具有相当价值的企业,特别是有可观的土地价值。而真正到深圳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企业财务混乱,黑洞重重;原来被认为最有价值的几块商业用地早已售与他人,卖价十分低廉,而且相当一部分卖出款至今没有收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康达尔(深圳中科)出售土地的合同,购买方为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经手人韩锋锐。合同显示,康达尔卖地款应为7290万元,韩尚欠款5500万元。此外,从记者在深圳中科(康达尔)获得的一份《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小结》中,也可看出康达尔土地出售过程中黑幕交易重重,资金去向不明。

其实,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帐,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据说,当吕梁初次见到康达尔当任董事长曾汉山时,后者握住吕的手久久不放,热情表示他们“就像盼望解放军一样”盼望吕等人士“前来重组他们,解放他们”。吕梁的确不负众望。摊子还是那个摊子,企业还是那个企业,而吕梁除了带领机构挟巨资入场,在1999年一年中,对自己一直想“重组”的企业未有任何实质性作为。在市场上,仅凭藉诸多大牌机构有组织介入的消息不胫而走,凭吕梁组织的资金与朱焕良联手锁仓的行动,康达尔的股价便稳步上升。

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到吕梁们进驻,股价于2000年三四月间稳稳地走到25元。“5·19行情”爆出了中国股市若干天的“满堂红”,此后的7月则出现了一派惨绿。不过康达尔无虞,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0元再跃至45元,在可观的价位上整整横盘了四个月,此后也仍然稳站在令人满意的40元上。到这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

这段时间,配合康达尔的步步上涨,吕梁所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

文章1999年8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虽然作者署名“和讯信息”,但据记者查证,全部原始材料均由吕梁提供。

文章称,从买壳上市的操作过程、大股东的背景、准备注入的项目、今后发展方向的设计等方面综合评价,康达尔经过目前开始的资产重组后,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它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著名投资家华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编者注)。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憧憬是何等辉煌。但这一切后来被证明统统是画饼。

6、北京中科创业 一个新的平台

吕梁在北京中科创业并无正式职位。不过,他并不否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吕梁事实上掌控北京中科创业,亦是一眼可见之事实

到1999年中,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此时,吕梁手握可观的操作业绩证明,更挟"K先生"之威名,已有条件来搭建更宽阔的舞台,成就更宏大的事业。

往昔那些注册在海南、甘肃的小公司不够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台,需要响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实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管理顾问、财务顾问等。公司董事长为刘宇明,任职科技部直属的事业单位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明眼人不难看出,“中科创业”的命名显然比“K先生”更具匠心。20世纪80年代由张晓彬等人创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虽然在1998年的金融整顿中遭到关闭,但其早期获得国务院高层支持的背景、其风险投资的概念,都曾在市场上极具影响力。北京中科创业的简称是“中科创”,与昔日的“中创”只有一字之差。这样做当然算不得违法,而其潜在意味,完全可以引起外人无限的遐想。

吕梁本人非常喜欢向外人强调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市场上更对此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在中科创危机发生之后,吕梁在向《财经》提供的文字材料中,仍然声称北京中科股东中有“科技部农村发展中心、火炬中心、生物中心等八个中心的属下公司”。

从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注册登记看中科创业的股权结构,无法给这种说法以有力证明。据查,北京中科创业1999年注册成立时的股东共有7家,即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股份)、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占16.7%股份)、北京三河华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16.7股份)、深圳市国科自动化高技术有限公司(占13.3%股份)、深圳市馨博龙投资有限公司(占10%股份)、英特泰(五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占6.7%股份)和北京兴国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3.3%股份)。

资料显示,北京中科企业前三大股东的法人代表依次为高松、朱焕良和申杲华。在这里,朱焕良“大户”的个人身份早已人所共知;申杲华在被聘任北京中科创业副总裁及执行总裁之前,职位只是北京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再此前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与“科技”背景毫无关系,他的三河华鑫更是默默无闻,仅去年与贵州的一个旅游合作项目使公司在“西部开发”的宣传中小小地曝了光;而高松代表的海南中网虽然有“网”字,其实是海南一家民营投资管理公司。此外据记者了解,英特泰(五华)、深圳馨博龙均系朱焕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据了解,在北京中科创业的股东中,只有北京兴国火炬与“科技部八个中心”有某种联系,但北京兴国火炬的股份还不到4%。

刘宇明本人出任北京中科创业董事长确是事实。据刘在电话中向《财经》表示,他最初同意参与组建北京中科,主要是想以科技部的背景来支持风险投资,但绝不同意公司直接参加股票二级市场操作。去年6月,他即提出辞去董事长请求,但北京中科一直拖延召开董事会的时间;经他一再催促,终在11月4日才得以辞职。

北京中科在2000年中经过两次股权更动,至12月,朱焕良已经出局,其股东缩减为6家,大股东为海南中网与江西燃气。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贸促会会长姚望出任了董事长。

吕梁解释说,请姚加盟北京中科,是因为在北京贸促会的申奥项目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中,中科创业担任了“投行顾问”(“投行”系指“投资银行”)。姚望本人则对《财经》表示,他不认为北京中科创业是该项目的“投行顾问”;他之所以同意挂董事长之名,是因为受吕梁之邀。在与吕梁讨论时还曾有提议,“要将北京中科改组成世贸发展中心”,但无任何实质性计划。

一个月后,因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项目无法继续运作,姚望已向北京中科董事会递交了辞去北京中科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据称仍然是因为“没有时间召开董事会”,所以至今在工商登记上仍表明姚望是法人代表。北京中科便显出“虎皮”犹在。

吕梁最初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到2000年中,他开始着手筹划建立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中科创业集团至今并未正式注册,但吕梁在去年8月给记者的名片上,已赫赫然标有此衔。

此外,吕梁实际掌控着北京中科,今年1月以来还有记者观察到的三个事实可谓证明:其一,他控制着该公司的公章;其二,在后来北京中科与沈阳飞龙进行的转让公司股权的交易中,全部生意在吕梁的花园别墅5号谈成,主谈判者为吕梁与姜伟;其三,在中科系雪崩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债权人手持与北京中科所签的合约,但都直抵吕宅,找到吕梁本人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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