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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份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报告更指出，即使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7%－8%的增长率。
目前的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以往人们更注意积极财政政策应不应淡出的问题，所以这个报告的出笼必然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管理层的重视，因为，果如报告所说，一个4年之久5100亿元的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所面临的并不是淡出的问题，而是需要重新检讨，或者是撤消的问题。
财政政策作用有目共睹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在去年全国人代会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块钱的国债资金投入可以带动2-3倍的社会投资，进而再扩大产生出2-3倍的GDP，扩张倍数效应目前在我国已经初步体现出来，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1%大幅度下滑到1998年的0.6%。为此，作为反周期调节的一项重要措施，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从而，也开始了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漫长旅程。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投资总规模2.4万亿元，到去年底已完成投资1.5万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预计到2002年末可以完成投资总量的90％以上。
那幺，如此庞大的政府投资真的是对经济增长“非常有限”？
据有关部门测算的结果是，1998年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了1.5个百分点，1999年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了2个百分点，2000年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了1.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国GDP的增长为7.8%、7.1%、8.0%。如果这个结果确实的话，那政府投资的作用就不能说成是“非常有限”。
另外，在媒体引用的这份研究报告中认为，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明显。该报告举例说，城镇集体企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只占2000年城镇集体企业总投资的5%。尽管基础设施投资本应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占总投资的比重在过去几年中基本上保持稳定。
但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的数字计算出的结果看，集体和个人投资基本上在4年中呈向上抬升的态势。其中，集体经济投资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在1998年、1999年、2000年及2001年分别为13%、14%、14.5%和14%；同期的个人投资比例则分别是12.7%、13.3%、14.1%和14.4%。
公路建设可以作为证明
再举公路建设为例。4年来累计投入国债资金693亿元，而项目投资总规模达6431亿元。同时，国债资金的投入，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地方资金。1998年至2001年公路行业使用银行贷款总量达3427亿元，各级地方自筹资金累计投入3880亿元。全国不通公路的乡镇和行政村由1997年的709个和10.5万个分别下降到2001年的695个和6.9万个。
公路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公路建设，必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的城镇化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公路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乘数效应约为2.63，即1个单位的公路建设投资最终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2.63个单位，当年的乘数效应约为1.27，其它部分表现在以后的各年中。按当年乘数效应做保守测算，1998年至2001年公路建设投资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超过1000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左右。
这种乘数效应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由于公路行业大量使用中低收入工人和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缓解就业压力，促进消费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外，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中，汽车行业实现了突破性增长。据统计，汽车生产量在消费热的刺激下，呈现出33.7%的高速增长势头，据测算，6月当月汽车连同电子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8%，约拉动3.8个百分点。而汽车热的背后显然离不开公路建设的有力支撑。
第二个方面就是公路建设对房地产及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而在中金公司的报告中，在突出了房地产的投资，特别是把城市化列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同时，却割裂了房地产投资、城市化与公共投资（其中包括公路建设）的关系。报告认为，财政政策对房地产投资几乎没有影响，房地产投资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住房改革和银行抵押贷款的增加。房地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只有大约0.2%来源于财政资金。
但实际情况应该是，财政政策的推动作用更主要的不在于资金的直接支持，而在于间接的拉动。换句话说，房地产是随着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而繁荣的。就以北京来讲，公路建设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关键。北京的房地产发展与城市发展一样，是依托环路的建设发展的，而地价也是随着环路的发展而逐步升值。北京如此，全国的城镇建设和房地产也一样受到了公路等基础建设的间接带动。而公路等基础建设主要是财政投资，因此说财政政策对房地产投资几乎没有影响恐怕与事实不符。
积极财政政策是功是过？
其实，从中国一开始实行这种政策的时候，这种争论和探讨就一直存在。但由于财政赤字规模不断膨胀，因此，淡出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
国债投资效率低下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债投资项目是由政府部门统一安排进行，而每一个项目的策划者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存在许多环节，同时，行政主导的国债投资活动也易于出现寻租空隙，从而造成工期延长，损耗较大等问题。
国债投资必然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虽然国债投资项目可以带动数倍的银行信贷及地方自筹资金，但这种情况肯定挤占了一部分本可以贷向民间的银行贷款，也使社会资金更多的拥挤在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长期性基础建设项目上，从而造成市场中民间投资资金紧张、筹资困难。例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中，集体和个人投资比重之所以从1997年的29.9％下降到2000年的28.6％可能和国债投资的挤出效应有关。
另外，国家投资对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居民消费受阻，从去年11月开始，CPI一直在呈下降趋势。
基于对中国31个省份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中金公司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的结果可能有许多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到底如何评价？我看，要说“非常有限”恐怕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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