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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七)
2003年8月6日13:43   [ 金心异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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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经济观察报网站论坛

  第四部分 珠三角一体化的路线图

  虽然大环境有利于珠三角整合的推进,但是如何推进,却仍是一个需要艺术性操作的事情。近十年来,虽然珠三角许多城市认识到了整合的重要性,广东省方面也极力想推动,但是真正的整合却很艰难,每走一步,每一个项目,都充满了争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

  为什么操作起来这么困难?这几年来,我们看到,香港与广东省在谈合作,与深圳市在谈合作,与广州市在谈合作,与上海、北京在谈合作,与中国西部省份在谈合作,一切都在谈,但是除了内地吸引一些香港投资外,看不到真正的战略合作的影子。笔者觉得,除了香港人缺少战略眼光外,没有一个主导的计划是主要原因。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份珠三角一体化的路线图,供大家讨论。

  香港必须坚定珠三角一体化的决心

  笔者以为,从广东省1994年形势进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开始,对香港的作用一直是有认识的,虽然没有到公推香港为龙头的地步,但是如何尽可能地利用香港优势,一直是粤省以及相关城市重点考虑的内容。但至少在2001年之前,香港对与珠三角加深一体化这个方向,一直是有很深的疑虑的,可以说,在此之前,珠三角推行一体化的主要思想障碍在香港一方。

  在此之后,香港已逐步认识到与珠三角融合的趋势和必要性,但是一是疑虑未消,二是不知从哪里下手,所以推进起来步履缓慢。总的来说,香港仍没有解决其思想和理念层面的问题,仍未下定与珠三角一体化的决心。

  香港的学术界,尤其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已基本接近一致了,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们对这个问题基本没有很深的概念,他们更多地顾虑一国两制会不会因此被动摇。让香港决策者作出这样一个战略决定是艰难的,因为一体化的最后结局,会不会由于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及趋同,而使两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而这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情。

  因为对香港决策层来说,判断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要同时兼顾三个评判者的脸色,一是香港市民,一是中国政府,一是国际社会。香港市民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通市民,一是知识界。老实说,香港普通市民这边倒是好说,因为香港人是最务实的一群,只要让他们看到香港经济复苏的实绩,他们就会赞同并支持,但是知识界对于香港能否保持自己的自由市场制度、保持民主和自由,非常敏感。国际社会到底是最希望看到香港的繁荣呢,还是最希望看到香港没有被中国同化?何者为第一位?似乎是后者。

  而中国政府呢?也在希望香港繁荣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之间犹豫不决:香港应该最终成为一个中国城市呢,还是一个和中国有清晰界限的国际城市?说实话,中国政府是最清醒地认识到香港必需在整个中国经济体中发挥作用,才能保持经济活力的,但是由于对“50年”承诺的顾忌,所以基本上是任由香港特区政府自己依照民意去作决定。

  夹在三者之间的董政府一直犹豫不决,而时间就这样耽误过去了。香港的经济景气每况愈下。

  笔者以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香港必须明确自己的区域定位,就是笔者在前文里所述及的:香港以珠三角及华南龙头城市的角色,而承担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的角色,并进而成为亚洲之都。而这个定位的基石,就是和珠三角融为一体,成为大珠三角经济区、珠江口都市圈的龙头城市。如果不能坚定这一战略定位,香港就不可能找到它在整个亚洲和国际上的准确定位。

  从政治上来说,与珠三角的一体化并不必然导致“一国两制”制度的失败。

  无论是香港、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都有一种十分机械的生硬理解,以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黑白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此,在21世纪初的今天依然如此。

  从经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死硬左派分子、所谓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者”,有最准确、最清醒的判断。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发明一国两制的时期,中国还是离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比较接近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经过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走向、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许多基本特点,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除了法治、政府不干预等一些方面离香港还有差距外,事实上已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香港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日本、欧洲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其自由度尚不能与香港相提并论,那么珠三角没有香港那么纯粹也不足为奇。但是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经济制度已越来越向香港看齐,与香港趋同,深圳许多市场制度,都是照搬香港过来的,而且这种借鉴还会继续下去,最终达到珠三角与香港相当程度上的一致化。从经济制度上来说,珠三角与香港的两制分界线已不那么明显,这种同质化

  不是大陆的珠三角同化了香港,而是香港同化了珠三角。

  从政治制度来说,大陆还是社会主义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死硬左派分子,依旧有最清醒、最准确的判断。这个且不去说它,问题的关键是,珠三角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会干扰香港的自由、民主吗?笔者不以为然。首先广东人、珠三角人、深圳人,对政治制度就很淡漠,这里的文化就崇尚自由,因而在这方面来说,最终同样会是香港同化掉珠三角,而不会是中国大陆同化掉香港。就算是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多借鉴新加坡而不是香港的话,香港也不会迅速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化”到共产主义政治制度。

  对于香港与珠三角的一体化来说,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不会是政治而会是文化。而这正是大珠三角一体化的最有利条件。我们知道,珠三角的文化基本上由两种质地混合而成,一是以广州、佛山、东莞为代表的粤文化(这种粤文化已经最大限度地受到香港新型粤文化的浸泡,因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粤文化,而是典型的香港新型粤文化),一是以深圳为代表、在珠海、惠州等北方移民较多城市也有相当体现的北方文化(这种北方文化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北方文化,事实上这些北方移民大多是北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在北方文化中属于边缘的、叛逆的一群,而且这种北方文化移植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区以后,又最大限度地受到了香港新型粤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浸泡,已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北方文化,并且与香港的新型粤文化有很大的同质性)。

  没听明白?简单说了就是,珠三角已基本上生存在香港文化的笼罩之下,成为香港文化的辐射地区,在文化上来说,已不存在香港与珠三角一体化的障碍!香港人无论是到深圳、珠海、还是东莞、广州,已不会感到孤独。

  从上述可以看出,香港与珠三角的一体化,基本不用担心干扰到“一国两制”的问题。不过香港人还是有理由担心,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有一个硬东西绕不过去,那就是法律。这正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能否坚持不变形地落实下去感到疑虑的地方,23条立法之所以在香港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之所以能动员起30-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原因正在于此。法治社会的香港市民对法律的敏感性,是远在北京、笃信人治的大陆人难以理解的。

  因此,要想让香港人放心地来推动珠三角一体化,其中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必须严格遵守《基本法》,避免使大陆法律的管辖权及于香港的任何企图或失误,以减少香港人对一体化的顾虑。过去数年间,中央决策层老是想把香港纳入到自己国王权杖的管辖范围内来,老是怕两制的香港成为捣蛋份子的基地,因而强要香港作出改变以适应北京。这确实有点不够大气。试想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力那么羸弱的情况下,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台湾的国民党、西方各国的反华分子都云集香港,也没有把我们红色政权怎么样嘛,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已没有人小瞧,中资对香港经济的控制力已大到如此地步,而且香港政府又是中国控制之下、由中央政府任命特首的特区政府,却为何又如此地过分担心香港被坏分子利用呢?23条立法,在中国政府来说,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让中央政府更放心一点,但却让香港人有动摇社会根基之感,得失之间,殊轻殊重,中央政府还应三思。

  如果在这一点上能让香港人放心,笔者看不出香港人有什么理由不赞成珠三角的一体化。如果这样解决了香港人的思想包袱问题,那么特区政府大可以进行一场香港城市定位的全民大讨论,理清内在逻辑,确立“香港首先是珠三角的香港”这一理念,之后即可放手推进与珠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只要香港人明白过来,并且担当起珠三角的领导角色,广州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企图,而只能安心于担任广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其中一个重要经济中心,为珠三角经济圈在华南发挥作用承担二传手的角色。

  先解决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后才能解决操作技术问题。

  中央牵头、有香港、澳门参加的规划2002年底,原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十六大之后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李长春之后第二个非广东人的广东主政官。

  张德江来粤的大背景,正值珠三角整合面临停滞不前局面、而浙江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正在全国当红之际,此时“上海造神运动”和唱衰香港、深圳的“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分别如火如荼,广东如何重新树立竞争优势,是这个来自长三角的浙江省的主政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直至2003年上半年,张较为明显的动作有以下几个:一,视察中山大学、推动广州大学城建设,以强调区域长久的竞争力来自于教育;二,强调广东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移值浙江经验的意味;三,推动珠三角第二次大规模的区域规划。

  与本文有关的是第三个动作,这有利于珠三角的区域整合,但是我们无法猜的是,张此举的初衷,是认识到广东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增长极,因而需要大力整合珠三角,还是意在以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增长?有人觉得,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城市化是张德江在浙江任上最主要的政绩之一,原温州市长、后任浙江省国土厅长、最后因腐败案外逃 雷厉风行,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作为张德江城市化拉动经济增长思路的操作者,居功甚大。

  张德江主导的此次珠三角大规划,明显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系由广东省建设厅主导操作,而不是上次的由省计委操刀。这也算是“城市化”思路的旁证吧。为了避免珠三角各个城市争论不休、地方思维干扰规划,张德江拉来了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由中央一个层级的规划专家来操作规划设计,这包括两院院士、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中国城市规划院院长王静霞、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劲松等等。。

  由于由建设部门来主导,此次规划的思路与上次最大不同的是,欲通过对土地、人口、环境等城市空间布局的控制,达到城市群规划控制的目的,而非第一次直接对产业进行分工、控制。这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不利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写方案的规划专家们更擅长于城市空间布局,但对产业的理解力可能就不足够。这还不是大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此次规划依然不能够把香港、澳门拉进来。

  虽然有关主导者声称这次规划系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进行,因而可以以大珠三角的思维来进行规划,但是从其规划设计论证的过程和参与者构成来看,首先由于时间较紧,并不能进行深入的征求意见,其次香港和澳门方面并没有派出官员或学者参与规划,这事实上并不能保证港澳的声音体现在方案里边。从最近媒体披露的一些初步思路里边可以看出,这次规划仍不能脱出1994年规划里边的“广州中心论”的旧窠,而非从粤港真正合作和融合的角度,体现香港作为本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

  为什么不能够请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的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呢?人们可以辩解说,由于一国两制,在操作上不方便,但是这些都是托辞,因为一国两制并不妨碍广东省和香港、澳门在珠三角规划方面进行非常深层次的沟通和合作。香港学术界一直认为大珠三角的合作应该是共同打造一个“大珠江口湾区”或者叫做“香港湾区”,而这个湾区是以香港为龙头的经济圈。也许广东学者并不完全赞成这个“香港中心论”的方案,但大家可以通过辩论而比较优劣,最终互相妥协,可能最终的方案既不是明显的“广州中心论”,也不是十分明显的“香港中心论”,而是一个稍偏向“香港中心”的折衷方案(因为香港中心论比较符合经济规律)——事实上是可以有这个折衷空间的,笔者将会在后边进行详细阐述。

  可能仅仅邀请国家建设部参与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要在粤港澳平衡的前提下进行规划操作,至少应得到国务院的支持,由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进行牵头,使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交通部等机构介入到珠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来,并由港澳办吸引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和学术界都参加到规划的讨论中来,直至拟定一个大珠三角的区域规划。

  这样的话,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的合作平台,就不再是原来一个毫无效率的粤港联席会议及粤澳联席会议——天哪,三方甚至不能自行坐在一起开一个有三方参与的粤港澳联席会议!——而是由国务院港澳办提供的一个更高层面的平台,粤港、粤澳方面就不会仅限于对一个个具体的基建对接方案进行单个的讨论,而可以提前对所有经济合作需要讨论的方面进行科学的规划,这才是真正的大珠三角思维。

  如果担心中央部委的牵头让人质疑一国两制的话,那么可以由港澳办支持,由粤港澳三方共同组成一个“大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可以由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五个城市和广东省的相关官员(可以由广深珠各市的主管副市长、港澳特区政府的相关司局长参加)组成,由广东省一名副省长和港澳办一名副主任共同主持联席会议,粤港澳三地的学者、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建设部、交通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的专家们作为方案的设计者提供智慧支持。珠三角区域的其它城市也可列席这个联席会议。由国务院和香港、澳门特区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这个“大珠三角城市联席会议”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常设机构,由这个授权机构对珠三角城市群进行规划,并对规划的实施进行监控。

  可以想见在这个联席会议上将会吵得一塌糊涂——比欧盟的会议还要难以统一意见,但是他们最后必须达成妥协。而最佳的妥协方案,应该是在确立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的前提下,粤港澳三角形架构所获得的平衡。

  必须确立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优先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

  笔者曾经和本次规划的其中两个课题组的负责人、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富海、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阎晓培,以及中大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曹小曙博士等人进行过十分深入的讨论,讨论之后笔者深信,必须提出一个“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珠三角东西两岸的严重不平衡是一个现实。

  在珠江口的东岸,从广州到香港的走廊上,有中国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中国华南地区的两大经济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有台资IT产业在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集中地东莞。香港、深圳、广州是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领导集体,必须承认他们的领袖角色和话语权。

  而且珠三角东岸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最为合理,香港为金融和物流中心,深圳为金融和物流次中心、广州为物流次中心,广州和惠州为重化工业基地,深圳、东莞和惠州为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基地。

  在人口分布上,香港人口规模为700万左右,深圳人口规模为700万左右(含暂住人口),广州人口规模为1000万左右,东莞和惠州的人口规模分别为400万左右(都含暂住人口),也就是说,整个珠三角东岸的人口总量达到3200万左右,即便去掉惠州的穗港走廊上,四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将近3000万。而且由于香港、广州、深圳三个城市都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的消费力也远较珠三角西岸为高。

  从城市形态上来说,从广州到澳门的城市走廊并没有成形,而从广州到香港的城市走廊已基本成形。在这个走廊上,沿广深高速公路分别是广州市区—广州黄埔区、新塘镇—东莞市区—东莞厚街镇、虎门镇、长安镇—深圳松岗镇、沙井镇、福永镇—深圳宝安区、南山区—香港,沿广九铁路则分别是:广州市区、广州黄埔区、新塘镇、石滩镇、惠州石湾镇、东莞石龙镇、常平镇、樟木头镇、塘厦镇、深圳平湖、布吉镇、深圳罗湖区和香港。城市绵延成带状分布,基本联成一体。

  如果我们超越城市个体概念,以一个成形的“穗港走廊”作为整个珠三角的增长极、作为珠三角的轴心的话,相信有更强的说服力。

  事实上,在经济地理学上,就有一个现成的“主街道”概念。如果说整个珠三角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庞大城市群落的话,那么在这个群落中,有主街道和辅街道之分。穗港走廊就是珠三角的主街道,而广珠澳走廊、港深惠走廊、广州佛山江门走廊则是辅街道。就象深南大道是深圳的主街道(深圳主要的金融中心区、行政中心区、CBD、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要的商业区等等,全都分布在这条主街道两旁)一样,穗港走廊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如果最终能够成立一个“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的话,这个联席会议必须确认“穗港走廊”的“主街道”地位,以它作为珠三角的增长极,带动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如果确认了这一点,那么就应采取优先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的策略,至少在十年之内,重点发展珠三角东岸地区;对于广珠澳走廊,可予以次主街道的地位,相对加以扶持,但是它和穗港走廊的主次之分必须相当清晰。为了减少阻力加强说服力,可以将佛山禅城、南海两区作为广佛一体化城市的一部分吸收进来。

  主街道确立以后,在基建方面就应有相当的倾斜,加强和完善这条走廊的基础设施优势。

  在这条穗港走廊上,现成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以下四条:广深高速公路、一零七国道、广深铁路、莞深高速公路,拟建的干线则有沿海高速公路。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应增加一条:香港到广州的轻轨。

  现在广州—东莞的轻轨正在计划之中,深圳地铁1号线和4号线也正在建设之中,并确定了与香港西铁、地铁的接轨,但深圳地铁1号线进度较慢,现在一期只规划修到华侨城,二期规划现已延长到深圳机场,4号线则只规划到龙华镇。深圳地铁出关以后均表现为轻轨的形式,但笔者要建议的是,深圳地铁的一号线应该继续向前走到东莞(长远的话,深圳地铁四号线亦应打通到东莞与广州—东莞轻轨相连),最终和广州—东莞的轻轨相联结,这样的话从香港到广州就由地铁和轻轨全部沟通,这将极大地方便了客流在穗港走廊上的流动。因此这条城际客运干线应该尽快立项并上马。

  由于广深高速已经超负荷运转,因此应尽快启动沿海高速的建设,与深港西部通道一起,打通货物在深圳和香港西部的运输瓶颈。广深铁路现正准备建设第四条线,应加快高速铁路的改造,同时促进铁路运营体制的改革,使广深铁路更多地作为一条货运干线而存在,其客运功能相当一部分要分流到穗港轻轨上去。同时加强对一零七国道和莞深高速的改造,使其货运分流的功能更加完善,也要改造平盐铁路,突显其疏港铁路的功能。

  这样的话,穗港走廊将由密密麻麻的6条交通干道进行联结(如果加上广州到惠州的输油管道和深圳到广州的天然气管道的话,那就是8条!),香港、广州、深圳三大航空港,港深港口群则为其提供国际国内通道。这个高密度、立体化的运输网络,将使得这条走廊成为全球最为繁忙的交通线,其经济发展动力和辐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仅仅是穗港轻铁、沿海高速的建设,以及其它几条干线的改造,其投资规模就会高达千亿以上,这对珠三角近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可小瞧。

  走廊的建设其中一个结果,应该是沿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深圳和广州之间,将会增加四到五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左右),其中包括广州新塘到东莞中堂一带,博罗石湾、增城石滩、东莞石龙、石碣一带,东莞虎门、长安一带,东莞常平、樟木头一带,深圳沙井、松岗一带等。

  有一点需要指出,对珠三角东岸地区的强调,并不排斥珠三角其它地区的建设。珠港澳大桥并不会受到影响,佛山五区的一体化进程照样推进,广州到湛江的高速公路同样可加快建设。一个大珠三角的发达交通网络才可以使得穗港走廊的增长极角色发挥得更为充分。

  在广东省正在进行的珠三角规划中,笔者以为穗港走廊的概念可能会得到重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看来仍未走到这一步。笔者不知道如此匆忙的规划有什么意义,没有香港和澳门参加的珠三角规划能否得到落实。过去A计划的失败其实已经表明了一点,不尊重市场规律的作用,那规划就会变成一个笑话。而由于市场的力量,即便广东省或珠三角没有作出这样一个向穗港走廊倾斜的决定,它最终也会形成一个远比西岸走廊更为庞大的走廊,成为珠三角的领导者和增长极。

  珠三角一体化的前哨战

  如果说整个珠三角的整合应该优先建设穗港走廊的话,那么穗港走廊的整合毫无疑问应该优先进行深港一体化的操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

  参加谈判的角色越多元化,越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香港与珠三角的整合,最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深港合作。只要香港确立了与珠三角融合的出路,那么深港一体化的操作就会变得简便许多。

  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香港和深圳最终会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城市!无它,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太密切,而且可谓是天然盟友。香港只要确立了融入珠三角,就不应把深圳视作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深港同城化,即便珠三角区域联席会议吵不出任何结果,香港和深圳的联盟也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穗港走廊的极化和珠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两个连体城市双剑合璧,威力无比:各自的弱点得到克服,各自的优势得到加强。深圳的弱势在于它不可能独立地在全球发挥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独立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可以这样的前提下,深圳在国内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而香港的弱势在于,由于一国两制的束缚,它不能独立而又方便地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充当领导角色,因而面临广州对领导权的争夺。如果深港一体化,这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种一体化并不是在行政上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并不是将深圳从中国大陆的管辖权里分割出去,扩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辖范围。一国两制仍旧屹立不倒。进行的只是经济的一体化和生活的同城化。

  以下一些重要问题或决定将对深港一体化的进程有重大影响。

  其一是深港过境的最大便利化,其中一招即可达到此一效果,那就是,深圳居民凭身份证(含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可直接进入香港。

  深圳现有常住人口约150万人,由于深圳正在加速人口常住化,有可能在五到八年的时间,这一数字可达到300万人。如果深圳市给相当部分的暂住者以蓝印户口概念的居住证,再加上原就已有的为企业提供的赴港便利,那么约有4-500万的深圳人可以很方便地来往香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但香港人到深圳就象罗湖的人到蛇口一样方便,同时深圳人到香港就象从蛇口到罗湖福田一样方便。

  这将给香港带来什么好处?至少是,深圳市民成为香港消费场所的主力军。除了消费外,更重要的是商务上的方便。大量的深圳人将在香港开展频繁的国际商务活动,这对香港的酒店业和会展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

  深港的零售业将会在人流的选择下自动地进行分工,香港将会以高档消费为主,而深圳以中低档消费为主。深圳人会蜂涌而入赖在香港不走吗?显然香港过高估计了香港的吸引力而低估了深圳的吸引力。大部分人由于香港的高房价,而对住在香港没有多少兴趣,而深圳优美的城市环境使得深圳人对住在深圳相当满足。

  深圳身份证将会在全国变得极其吃香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表明香港在中国大陆还是极有吸引力的嘛,而不是人们现在唱衰香港的那样。即便如此,只要加强对深圳户口管理加强监督,并不会出现大量的腐败行为。

  深圳居民凭身份证直接入港,基本上便促成了深港生活的同城化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的分工,其中重点是两地在证券业的分工。

  因为银行和保险业不是大问题。香港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固然将会在深圳开设密集的分支机构,深圳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样会在深圳人频繁活动的香港开设分支机构。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使得两地的金融业都变得高度发达,而这对两地的投资环境都是极大的助益。

  但是两地的证券市场如何共存?这是一个最考验两地智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地融合的结果是深圳没有了证券市场,对深港共同体在珠三角发挥作用十分有害。可是现实是两个证券市场互相存在竞争关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两个证券市场差异化定位。深圳主攻创业板,香港主攻主板。

  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并不适合开设创业板,因为它缺乏高科技公司,而且上市成本太高。香港创业板几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到如今,香港创业板成了香港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并且香港已有创业板成了深圳不能开创业板的一个常被列举的理由。

  是深圳再开一个创业板,还是把香港创业板拿到深圳来开?这都是技术问题,关键是香港不必再有创业板,而深圳则有这个东西。在此基础上,深圳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之间可以建立起密切的合作,比如可以两地同时挂牌,可以建立深交所向港交所的输送制度,如果深交所上市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转移到香港联交所挂牌。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表态支持这样的分工,这将会在中央考虑深交所与上交扬分工时权衡的一个重要砝码。如果香港玉成了此事,两利不说,首先就向深圳表达了一体化的诚意。

  第三大问题是:香港新界与深圳接壤地区的开发。这既包括新界上水、粉岭、沙头角、元朗等地的一切,也包括所谓“河套地区”的共同开发问题。这是深港同城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深港同城化必将极大促进新界北区的开发。除了市场直接作用外,香港政府也可适当地鼓励。

  河套地区的利用,将会是深港一体化的象征性动作。对此地区,两地及学术界提出过许多方案,包括所谓的“中药谷”计划,包括深圳所提出的建立一个“高科技园区”的计划,包括老亨兄提出的建立“教育特区”的方案。其实这块地由于不是很大,无论搞什么都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区域,重要的是两地必须搞点什么,以表现两地精诚合作的意愿。因为如果两地精诚合作的话,中药谷或高科技园区摆在哪里都可以搞,都可以搞成功,在已有了CEPA和将来中国加入WTO缓冲期的终结之后,某块地的特殊价值就显得很小了。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支持老亨兄提出的“教育特区”的方案,既然搞什么都无所谓,那么就搞教育最好,因为两地所缺的都是人才。

  无论如何深港边界地区一定要开发,这才会在直观上促进深港同城化的实现。

  第四,为了促成深港一体化,深圳必须在初期进行大的让步,让香港人尝到甜头,以鼓励其进一步同城化的意愿。可以采取的步骤包括:鼓励香港公司进入深圳的市政等垄断行业的经营运作,比如公交、自来水、能源等方面;在香港机场并购深圳机场方面作出让步,可以允许香港机管局控股深圳机场,但前提是不将机场公司注册地迁出深圳;比如在会展业方面减少对香港的冲击,并配合香港需要,支持其会展业发展等等等等。

  其中当务之急是机场购并案,由于深圳不肯放弃控股权,久谈不决,已使深港机场与白云机场的竞争中失去了最佳时机。如果再耽误两年,白云机场在华南地区航空枢纽地位便日渐牢固,那时香港和深圳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而如果深港两地尽快达成合作,进行合理分工——深港机场建立高效的接驳手段,在此基础上,深圳机场主攻国内航线,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那么港深机场便可与白云有得一争。

  第五是深圳必须加快打通香港往来珠三角的交通瓶颈,让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客货往来更为高效。一个中心城市要想发挥作用,打通这个城市所有的出口路十分关键,广州这几年大搞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网,其意其实正在于此。广州最快速度地建成了环城高速,又在大力建设珠三角一环高速,其意就在于让珠三角的客货流进出广州更方便。而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出口路却处处有卡,除了两地关卡外,运输不畅也是卡。

  深圳不必再反对上马珠港澳大桥,而应支持这一打通香港到珠三角西岸出口路的举动。何况深圳的反对已不可能阻止此大桥的建设。深圳更应该做好的是消除深港之间运输瓶颈的问题。罗湖关的改造,罗湖、皇岗口岸地下快速通道的衔接,西部通道的建设都是得力措施,此外应加快皇岗路货柜车过境通道、沙头角货柜车过境通道的改造工作,使得深港之间畅通无阻。

  当然还有更多的可以合作的地方,问题的关键是两地树立起同城化的坚定决心。只要深港两地坚决推进一体化,香港就可以通过深圳的传递作用加强对珠三角的渗透和影响,确立深港联合体在珠三角和华南的领导地位。

  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港一体化当然是珠三角一体化的突破口。

  紧密的华南经济圈

  长远来看,闽赣湘桂琼五省都是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腹地,但现在这种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梯度发展的原因,除了福建省的闽南地区外,五省经济现在还不是很发达。在香港和深圳等珠江口港口群的集装箱生成量中,湖南、江西等地的比重还十分低。但是在珠三角再高速增长10年之后,更进一步的增长就有赖于这些相邻省份的发展了。因此,珠三角必需及早进行将之纳入到更紧密的华南经济圈的思想准备和规划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交通规划和建设。

  也就是说,珠三角现在就得着手打通广东与相邻省份的出口路,从汕头到厦门的高速公路,从梅州到龙岩的高速公路,从河源到赣州的高速公路,从韶关到湖南的高速公路、从广州到柳州、桂林的高速公路、从珠海经台山通往广西玉林、南宁的高速公路,都应纳入计划中来。

  与此同时,香港和深圳的港口经营集团,应该有计划地收购福建、广西两地的中小港口,最好控股厦门港,使北海、防城港、钦州港、汕头港等成为香港、深圳枢纽港的喂给港,避免福建、江西两省向上海靠拢,确保华南经济圈的形成。

  如果我们能顺利推进深港的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珠三角的一体化,珠三角就可以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两大经济发动机之一。在此基础上,通过辐射华南五省和西南四省,珠三角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紧密的华南经济圈,处于中国和东盟接触的前沿。而至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出于全球战略需要,中国会日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朱老板推动的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就是这一战略的明确体现。中国与东盟之间加强经济联系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加强了香港在华南—东盟经济圈中的中心地位,这更有利于香港亚洲之都定位的实现。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线图向前走,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珠三角的竞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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