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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转型与失衡”
2003年9月15日11:00   来源:[ 搜狐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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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改院“中国改革形势季度分析会”专家发言摘要

  8月3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举办了“转型与失衡——中国改革形势季度分析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石小敏出席了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会议。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27名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转轨过程中“转型、失衡”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当前改革形势的特点是“转型、失衡”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现在中国的发展是机遇和风险并存,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前景也越来越看好。总的来说,发展要进行一个新的结构大转型,一个空间布局的大调整、大转换,这就是第二次转型。中国经历25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七八年来,改革的多元动力互动,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实践推动理论政策、经济拉动社会政治的局面。特别是SARS危机以后,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和社会的联动转型,一个更加密切关联的新的综合性转型阶段开始了。

  在这个新阶段,政府的改革已成为所有方面改革的核心部分。政府改革包括政府依法行政,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公务员体系效能提高、水平提高等。对决策研究部门和媒体的要求和压力明显增加。

  什么叫失衡?中国25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主动利用了不平衡发展战略。比如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等。在改革问题上是经济先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走强国之路,其它方面,慢慢调整变化,这叫立国之本。由于我们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许多方面没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而是随着经济的需求而被动地发生变化,比如教育改革、科技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求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政府治理、现代教育体制、现代科技体制,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时,就显露出了不均衡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片面地强调不均衡战略,不去整体地协调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失衡现象更多。GDP的高增长和消费的低增长,投资的高增长和就业的低增长,这种越来越不协调的现象,在宏观经济中出现了。经济特别好跟股市的特别差,这种极大的反差出现了。这个失衡怎么解决?方方面面的不平衡,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政府改革。

  从经济角度观察,失衡有什么尺度?我认为有两个尺度,一个尺度是收入差距。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放大到全国来看,全国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最低的5%到10%的家庭的100倍。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同类的消费品价格差距在100倍的比比皆是。西服有几十块的,有几千块钱的,这是100倍的差距。比如电视机,一万块钱的高级大彩电与农民用的一两百块钱一台的二手彩电,又差100倍。工人住的经济适用房,在政府的补贴下20万块钱一套,但2000万以上豪宅也很多,又差100倍。

  10倍和100倍这两个差距,表明我们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层与层之间的断裂和绝缘,崎型消费结构使产业结构的调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有一个尺度是经济改革的时间。中国的经济90年代初期是“鸟笼经济”,当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解为辅。这个鸟笼经济当时是什么状态呢?政府的权利很大,国家部委最大,然后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一级,串成鸟笼。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传统的行政配制资源的圈子越来越小,基本上缩到垄断部门了。民营经济,包括三资企业,实际占有量在经济总量中已经达到80%。

  非国有企业在我国加入WTO后,发展的非常大了,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成了我们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调整的力量,是我们形成都市圈和新产业结构的第一动力。外向型经济已经这么大了,运行机制跟90年代初期的变化有多大?理念、体制、政策变化的速度很慢,不能同步。有些方面的变化晚了10年。比如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的资本市场体系,晚了10年。还有一些方面的变化晚了20年不止。农村土地征用制度20年没变。理念、体制,晚了20年,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起到了破坏和阻碍作用。我们现在几十年不变的土地制度,是用行政权侵犯产权,非改不可。不然的话,城乡关系无法调整,农民利益无法保证。

  就业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内向型经济对就业的作用大,外向型经济有拉动作用,但相对要小。这是经济高增长,就业相对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总之,我觉得用“发展、转型、失衡”形容当前的改革形势比较恰当。

  发展失衡可能导致的问题

  陆建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发展失衡可能导致三个问题:一、经济增长会不会在未来五年至七年,继续保持现在的速度?二、经济增长的成果能不能比较公平地在整个社会领域中分配?三、当这种分配不太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手段来缓解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从绝对意义讲,对就业,弱势人群的保护,公用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必须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否则,可能出现大的问题。

  今年212万大学生,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有100万没找到工作,再加上去年遗留的大概有五六十万,共有150万大学生没找到工作。这些失业群体,会对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合法性产生怀疑。

  在未来的5至7年中,能不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涉及的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中很重要的是决策问题。在对中国发展的风险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三个搞不明白的地方。第一个是产业政策,包括汽车产业政策,引起了很多跨国公司的警惕,需要调整,但在调整过程中缺乏成熟有效的手段。第二个是我们的市场秩序。具体来说是信用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008年的奥运会,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可能要吃亏。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所有标志性的东西,声音、标识、语言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北京的奥委会是否意识到了这些?第三个是政经关系问题。经济增长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当然有经济结构、体制这些经济本身的因素,但是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越来越明显。

  这三个问题是失衡给政治改革造成的压力。我们如何选择政治改革的突破点,是不是像80年代讨论过的各种途径?还是现在的行政改革、依法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导集团的权威性。因为在政治领域改革中,有了权威才能推动,才能有很好的切入点,才能取得成效。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现在宏观经济没有出现过热,基本上是非常好的,但有4个背离现象应该值得关注。一个现象是GDP和工业增长速度出现背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三产比较差,尤其是第一产业农业。这几年政府对三产重视不够。

  第二个背离,就是GDP和就业。8%的增长率,可以创造600万到8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增长率达到了8%,就业仍然很差。钱都砸到了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了,放到创造就业的产业比较少。

  第三个是投资和消费的背离。投资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几,消费还是非常低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财富的分化,因为穷人是没钱投资的,所以钱越来越流向富人。没有人消费,就出现了产品往哪里去的问题。投资和消费背离反映的还是投资问题。

  最后是投资的路线,你怎么投资?

  这些背离短期不会出现大问题,长期如何?

  我们可以集中分析两点。一个是现在的高投资能不能持续?另一个是货币政策有没有问题?

  关于投资可不可以持续?集中争论的有三点:投资率过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生危机的绝大部分国家投资率没有高于40%,现在中国越来越高了。再一个问题是投资瓶颈。第三个问题是投资回报太低。

  关于投资率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罗迪克教授认为,外贸对日本、韩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不是特别显著,显著的是通过外贸拉动这些国家的投资。中国实际上也进入了这个时期,高投资率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从银行的角度说,它的贷款增加22%,同时又有22%的存款进来,所以金融体系不会有太大的恶化趋势,投资率可以维持。

  第二个是投资瓶颈。原来封闭经济的时候,投资会出现瓶颈。现在投资没有出现瓶颈可能是原油的大量进口。最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今年除了电力以外,其它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我做了一个小的分析,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不是由于国内大幅度的需求造成的,而是由于国际原油、钢铁、水泥涨价的因素。

  第三是一些学者担心的投资回报越来越低。投资回报越来越低的情况是存在的,但2001年以来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增加将近90%。由于工业企业效益很好,就有投资的冲动,投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投到利润淡薄为止。

  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汇率。很多规范制度不一定比现在蹩脚的政策更好。中国连真正的商业银行都没有,没有外汇需求,没有真正的外汇供应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汇市场。除了现在蹩脚的汇率政策之外,我们没有其它可以替代的办法。其它任何办法都比现在的办法风险更大。不是中央没有看到汇率政策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稳定汇率,给国内的金融、企业改革一个喘息的时间。

  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不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而是政治方面压力的结果。我们去年外贸拿了300多亿顺差,今年上半年是45亿顺差,全年估计也就100多亿顺差,比去年少得多。外资情况比去年好一些,上半年330亿。资本项目的顺差估计大概有200亿左右,贸易方面的顺差基本是50亿左右,加起来250亿。可是外汇储备增加了680亿,有330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至少有三四百亿的钱是赌人民币升值的。这个时候人民币升值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别人在拿钱来赌我们升值。

  现在GDP增长坐八望九没问题,利率是不是往上调一调,根本不用调。人民币现在存款利率好歹还有,而港币基本上是零,美元的存款利率也比人民币低。香港人拿着港币换成人民币存到大陆来,人民币贬值是不可能的,只能升值。稳拿2个点的利差。如果升值,还能套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不仅要看国内的经济情况,还要看国外的经济情况。等到美国经济起来了,美元的利率往上涨了,他们的压力就减轻了。所以现在是中国在替美国扛这个压力。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是短期的问题,明明知道不好,但人民银行的选择空间极其有限。

  从2002年开始,到今后的三四年时间,是我们推进银行业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问题非常厉害,城市商业银行放下去,四大商业银行怎么办?我们在1997年经济不景气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这种改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银行贷款不足,赢利能力不足,这时候你要改革银行,银行就死掉了。只有在经济高涨,企业有冲动,老百姓开始有收入的时候,你才能起动银行改革,所以现在是起动银行改革比较好的时机,因为这几年通货的增长速度比较快。

  经济发展与就业失衡问题的出路

  孔泾源(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失业问题说到底有五大原因。第一是总量因素,第二是结构因素,第三是技术因素,第四是体制因素,再加一个周期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问题都可能影响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有各种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城乡的、地区的,还有行业的。一定要有针对性,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第一,目前下岗职工和新增劳动力,加起来有2400万。

  第二,高校毕业生今年是120万待业。按照官方统计去年还有70万没有找到工作。还有中专生,成人高等教育,加在一起就是150万,明年毕业260万,后年毕业是340万。

  第三,农村每年新增550万劳动力,其中有1/3左右挤到城市来,还有城镇新增的劳动力约700万—800万,其中高中毕业生是200万到300万。

  陈全生(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对就业问题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是说中国的企业超编、机关超编、事业单位超编,这儿超编那儿超编,中国整个都超编,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以犯,我们可以拨乱反正,但是人口的错误我们改不了,我们得承受着,而且还得继续承受,承受到人口改变格局。

  第三,人口是中国最大的、最宝贵的核心竞争力。不从这个角度找中国的出路是不行的。必须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为什么说人力资源开发这个路是正确的?中国12亿7千万人把嘴张大以后的总面积,相当于天安门广场7.125倍,一年365天,每天3顿,这是指吃,吃的市场很大,一个汉堡包十块钱,麦当劳进来以后,一个人吃一个,就有100亿的销售额。全世界找不到这样大的市场,我说的这个市场仅仅是吃,吃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吃后边还有穿住行喝玩,为什么外国人来?就是看中国的人口多。

  全世界不能说最便宜的劳动力在中国,但是功能价格比最好,这一条必须利用好。最近我到深圳去看,比亚迪公司去年还是1.6万人,今年就成了1.9万人,做手机电池。刚刚成立五年的企业达到这种程度,靠什么?就是靠劳动力和技术密集相结合。

  全世界第一大鞋厂在玉源,这个镇是12万人,10万人在这个鞋厂上班。一个职工在台湾是1.7万台币,合人民币3800块钱,到中国给600块钱,劳动条件还很差,50度的高温。我把劳动局长叫来,问他,怎么没有劳动保护。镇长拽着我说,你别说这个,原来要投到这儿的4万人的鞋厂,现在已经投到越南去了,因为越南的劳动力更便宜,只有400块钱。你把他们说走,我们怎么发展?

  我同意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用高科技来改革传统产业。但是有的要改造,有的还不能改造,常青产业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的学术界习惯用发达国家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作为参照物,和我们国家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进行对比。然后得出结论第三产业的空间大,发展的余地很大,这是胡扯的事。我们现在是多少美元的收入?美国是多少美元的收入?你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再比。我们现在才80多美元,人家是几万美元,差别很大,不是一个等量级。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现在大家谈的热点是修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目前的宪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次修宪涉及了这么几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几个失衡。

  一个就是小改还是大改。目前的思路实际上是小改。每一次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比较大的变动的时候,社会都提出了大动《宪法》的主张,但是反映到政治层面都是小改,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们《宪法》已经经过四次比较相对大的修改,还做了几次小调整,这些小调整基本上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

  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怎么写进《宪法》?第一、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要同样保护,没有谁轻谁重的问题。第二、当公共需要时,私人财产可以征收。第三,这种征收必须要有一定的、充分的、及时的、预先的、公正的赔偿。

  还有一个是守法政府和无限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宪法》里面,比较突出的表现在《税法》上。我们税收体制在1993年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到现在却没有任何宪法依据。现在国家颁布的《税法》有三部,是《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企业的所得税法都没有,更不用说税收基本法。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税收法》都是规定在《宪法》里面的,就是说政府在税收上要有法律依据,税收是政府的奶娘,可是现在的税外收费是政府的奶娘,在税收之外有大量的收费,搞得税种也非常混乱,老百姓不堪重负。我们现在大量地通过政府部门规章和条例,胡乱地增费,但这次《宪法》修改没有考虑。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失衡,就是司法改革这一块。是检察机构和法院的权利问题。检察机构是司法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司法机构。从目前的司法运行来看,检察机构应该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它是政府的律师。法院本来是第三者,仲裁人。检查院应该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当中的一方,它现在成了司法监督机构,所以法院的裁定最后有可能在检察机构或者司法监督机构的干预下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失衡是我们的政协,政协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他没有任何宪法依据,像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次修宪却采取了回避。

  20年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各种利益主体、利益集团都产生了,但是我们最应该反映这种利益冲突和新的利益关系的《宪法》,却没有很大的修改。这是最大的制度失衡。

  民商经济法方面,跟经济发展的失衡非常厉害。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方面,主要涉及到到市场进口,市场交易,市场的出口这三方面。现在的相关法律非常混乱。公司法需要修改,因为在中国搞公司的门槛非常高,可以说是非常不好的制度,上市、发行,都把民营经济挡在外面了,这次要做大的修改。

  跟市场经济运行比较密切相关的交易,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法律了,像《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法》应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涉及到上市发行,一方面涉及到证券交易。下一个五年立法规划已经把《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修改,搁到比较重要的位置了。

  关于市场秩序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反垄断法的制定,市场秩序有了基本法律。但是,像铁路、电信、民航、金融、新闻,这些行业行政垄断仍然非常厉害。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厂商之间的合谋,经济力量的集中,利用优势地位对市场进行垄断的行为非常严重。在市场经济秩序中,没有《反垄断法》,市场的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一方面的立法也纳入了五年立法规划。

  国有资产是我们20年改革的重点、难点、焦点。但是现在的思路,无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国有资产的改革集中在国有企业。实际上国有资产不仅仅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还包括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资源性的资产,事业单位的资源,还包括国家准入权,矿山开采权、海洋捕鱼权、土地开发权。还有知识产权,涉及很多。我们并没有把国有资产放在这么一个宽广的范围来看。这又涉及到《国有资产法》怎么制定的问题。目前的国资委,不是真正的国资委,它管的国资仅仅只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包括资源性的,他就管不了,金融也管不了,金融资产现在还搁在财政部。五大银行的资产到底由谁来管理?要不要成立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还在争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制度实施的失衡。制度实施的失衡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主要是地方司法保护主义比较严重,都是双重司法结构的问题。

  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我们《宪法》不能直接引用作为起诉的依据。

  三、制度安排和诉讼成本。现在很多案子不考虑诉讼成本问题,不考虑当事人的成本,没有人文关怀,给当事人增加成本,使司法机构得到利益。

  四、法官素质问题。这个跟建立职业共同体有关系。职业共同体,主要从法学教育到律师、检察官、法官,构筑一个能够向社会扩展的法律社会基石。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我觉得最大的失衡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衡。中国现在经济上自由化、市场化的过程,确实是比较快的。但是在政治上,现在有变相的收权,加上政府的自我授权,造成的问题很大。

  现在政府可以把老百姓的很多权利收上去,变成政府审批你干什么,你才可以干什么,没有得到批准的,你要干都是非法的。孙大五的两件事情一条是土地,荒山,荒坡,这个要政府批准,政府不批准就是违反土地法。还有民间金融是非法的,罪名就是非法集资。周围村庄的老百姓都愿意把钱给他,叫他来办孙大五中学和事业,现在老百姓害怕的不是孙大五集团不赚钱,而是害怕政府把这个企业弄垮。但是税务局长要20万,他不给,就把他搞掉。有很多民间的金融活动,像浙江这些地方的民间金融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农民仍然没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城市人也一样,南京的摩的4万人,下一个令全取缔了。城市里的一些小商小贩要到居委会去登记,那么多城管干什么?政府把人们所谋生的权力全拿去了,审查部门为了赚钱。没有他们的批准事情就是非法的。

  周为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主编):所谓转型,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整个组织方式的全面转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转型之前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我们要想转变成的社会组织方式,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我们要建立新的体制和社会组织方式,但我们的具体做法,没有按照新的组织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办事,导致失衡。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经常试图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达到旧体制、计划经济的目的。股票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高级、最复杂的组织工具。但是我们却想用它来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对市场经济最高级、最复杂的组织工具,采取过去的统治经济、命令经济的管理办法;在这样一个要求要素进行最充分、最自由流动的市场上,我们不让流动。在这样一个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上,我们采取垄断,搞行政审批,甚至公开宣布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一些政府官员觉得市场经济的很多手段都可以拿来用。在用的过程中,不按照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办事,只用它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必然加剧失衡。

  为什么政府的很多行为不合乎逻辑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一种工程性的思维方式。经济社会和做项目、做工程是不同的。做一个项目、做一个工程,只需要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然后来设计,搞出图纸,按照图纸施工,尽管有质量控制风险,但是没有不确定性。基本上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确实有一些变化。但是还有一些变化没有考虑到整个转型的根本逻辑。在干部制度上,年轻化,政府定期换届,党委定期换届,形式上都是对的,但是由于根本性的东西没有变,导致政府行为短期化更加严重。

  刘守英(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走改良的道路,我们在允许经济体制越来越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衍生出了权利交换,原来是由权利控制资源,变成权利来做交易。

  这几年整个政策倾向,整个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脱离民生。谁都讲土地是民生资本,但现在谁都不会追求土地的农业收益,因为已经没有收益可谈了。到了90年代以后,权利部门已经把精力投向土地的其它收益,就是说大量的资源被权利部门侵占了。

  在发展思路上如何解决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是把资源基本上全投到城市化,因为这种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城市化的动力,说白了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模糊的土地产权,赶紧侵犯土地,把土地据为己有,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中国的日子还要过下去,怎么过?政府手中的东西还是太多,要把能够创造生产力的资源民营化,减缩政府权利对微观经济的控制,这是根本出路。在经济发展的思路上,要考虑老百姓过日子。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收入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更为明显。国家公布的是三点几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是四点几倍,还有学者说是六倍,这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这种利益失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收入分配制度,但收入分配制度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配制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权利的失衡。

  前几天看《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分析,北京出租车每个月得交公司四千到五千,车钱却是司机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你没有谈判的地位,甚至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出现1000万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这种利益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失衡。权利失衡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大社会集团。

  在我们国家的制度中,缺失对穷人最基本利益的保护,富人的保护也需要制度化,富人往往通过私人庇护获得保护。但总的来说,富人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获得保护的能力要强,弱势群体缺少这种能力。就是说在缺乏制度性的权利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均衡。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左右摇摆、模糊不清的政策。

  缺乏制度化的保护,在政策左右摇摆的情况下,导致了弱势群体的状况不断恶化。这又得不断地“杀富安贫”,给穷人出出气,导致富人没有安全感。富人没有安全感和穷人状况的恶化同时存在。当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穷人和富人两大群体的问题。但是我国面临着的问题之尖锐,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手段之缺乏,却是非常突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呢?尤其在经济上,市场疲软是必然的。美国30年代大箫条,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经济社会从生活必须品的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消费动力和消费格局没有形成,造成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美国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搞社会保障;第二是工人运动,争取增加收入,迈过了这个门槛。

  面对这一问题,怎么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走高水平均衡。强势群体的权利要得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也要得到保护,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办?就是通过立法的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

  有了平衡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用不着“杀富济贫”、“杀富安贫”。富人的权利也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给予保护,在这两个保护的基础上,形成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利益能够均衡是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这种博弈,没有对这种博弈的制度化保障,利益的均衡是不可能出现的。

  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我认为失衡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是农民国家。尽管有高科技,有飞船,但底色没变。底色没变上层建筑就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政治激进派太急了。应该估计到人的素质。先富起来的人的心态完全是暴发户的心态,他们不可能达到现在欧美资产阶级的程度。我们现在能不能搞财产申报,能不能搞遗产税,按理说是不成问题的,中国是大国。不成问题的问题恰恰是大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在的两极分化,过急了反而加速翻车。经济增长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我非常赞成十六大以全面小康为号召,要想解决“全面”二字,就得落实家宝总理的24字,这24字的核心是协调,挽救失衡的局面。

  中国特色是什么?中国特色就是28年计划经济积累的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是我们走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不是一无所有,通过计划经济、半义务劳动、剪刀差积累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公有资产。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没有像苏联解体以后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我们保留了国有资产,在这个背景下,必须一步到位地实现以社会保障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但现在我们没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也是条块分割的。

  社会保障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又要按市场经济办事,老百姓心里没有定心丸,使劲往银行存款,能不失衡吗?八次降息也不出来,为什么?它要搞家庭保险,对社会保险没有预期。美国佬为什么敢消费?储蓄率负0.2,因为吃了定心丸,纳入财政预算了。我认为社会保障是政府的第一职能、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了,失业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现阶段缩小收入差距是不可能的,要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保障。不是没有钱,是发展观的问题。我们就盯着GDP,GDP一上去,一俊遮百丑,当然要出问题。发展的本质是人,这个定位确立了,发展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发展出现了大问题,把增长当成发展了。这个观念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才能解决。

  辩证地看待失衡与发展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大的失衡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失衡,这个失衡很难解决。但还不至于发生大量翻船,慢慢来,一步一步走。

  就业失衡,城乡失衡,分配失衡,财政失衡,都可能导致大的问题。就业失衡问题不解决,一切的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应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会上不同意见比较多,但大家都觉得就业问题突出。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意见,究竟是发展制造业解决还是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解决,需要深入研究。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什么是失衡,我觉得失衡就是失去平衡,就是不平衡、不协调。在我国这样大的变革方面,失衡是不可避免的。变革当中不可能都是协调的,通过失衡和解决失衡,才能发展,今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协调,再通过改革矫正,不断地解决矛盾。

  失衡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城乡的不协调,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

  造成失衡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的职能转换是主要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以GDP为中心就是搞项目,政府的官员热衷于搞项目,政府市长成了项目的经理。搞项目使GDP上去了,GDP上去了政绩也就出来了,政绩出来了就有升官的机会。

  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要协调,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要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

  迟福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转型与失衡”是把握我国当前改革形势的关键。只有根据转型的阶段来分析失衡的根源,才能明确当前改革的重点,找到新的改革突破口。

  首先,我们必须在分析“转型、发展与失衡”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对改革发展的全局做出基本判断。但是,分析失衡,不能脱离特定转型阶段各种失衡现象的不可避免性,也不能忽视转型发展对某些不平衡的客观需要。

  各位专家分析的“GDP快速增长与就业的失衡”、“经济快速发展与消费不旺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发展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失衡”、“权利失衡”等等,可以分为“不可避免的失衡与原本可避免的失衡”,“改革进程中预期的失衡与始料未及的失衡”、“合理的失衡与不合理的失衡”、“正面作用的失衡与负面作用的失衡”等类型。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失衡是那些达到临界点、进入危险期、产生着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如果“就业失衡”、“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得不到及时矫正,就会危急社会稳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的实现。

  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迫切、也是最艰难的任务。农村医疗需要4500个亿,中央财政拿不出钱。农村450亿到600亿的教育经费财政要不要承担?这不仅仅是个财政安排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目标定位、是发展观。只要在政府目标中突出社会发展目标,树立以人为本、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最终目标的发展观,就能逐步建立起矫正这类失衡需要的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

  矫正“达到临界点、进入危险期、正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的前提是对这类失衡的严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矫正这类失衡的途径在于改革。我倡议,在梳理各位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归纳出我们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失衡问题,分析这类失衡的根源和危害,探讨矫正它们的路径,为通过改革逐步矫正转型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失衡提供决策参考。[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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