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涨价与粮农心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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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动种粮”心态值得关注

  记者最近深入山东、安徽、河北三省部分粮区采访,不少粮农反映: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农民增收困难,各级干部说是因为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低。而粮价一有上涨,即便是一种恢复性涨价,不少人也会算笔账就说粮食安全要出问题。对此,粮农不理解,普遍处于“被动种粮”状态。

  农民对粮价上涨的心态:“化肥涨价,水费提价,电力议价,柴油没个正价,唯独粮食卖不上价,好不容易涨了两毛,又都喊着压价,这到底是农产品涨价,还是农资涨价?”

  凤阳种粮大户陈兴汉因去年遭受水灾,连种粮投入的30多万元成本都未收回。今春以来一直为春播没钱买种子、化肥发愁。他曾多次到农信社和农行,想贷款投入,但无人理会。他找县领导协调,也没有结果。无奈,900亩粮田只好撂荒。他困惑地说:满心指望今年中央发了“一号文件”,粮农有盼头了,但好政策就是难落实! >>我来说两句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金昌,是当年按下手印私自分田到户的18个农民之一。他说:都喊粮价涨了,实际涨得很慢。现在小麦每斤六毛多钱,且去年刚收完麦不久就卖了,留下的大都是口粮,再贵也没得卖。事实上,六七年前小麦价格曾达到八毛一斤,现在涨价不过是恢复性的,就有人大惊小怪。而且,一喊粮价高了,农资就跟着涨,往往是粮价涨一毛,而农资价格就涨两毛。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

  严金昌扳着指头说:尿素,两年前50多元一袋,现在83元一袋;臭化肥(碳酸氢胺)前几年一袋10多块,现在要30多元。除草剂原来两三元一瓶,现在15元一瓶。柴油更是没谱了,前几年每公升1元多,现在一公升要3块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粮价上涨的部分很快被冲掉,农民并没有真正“增收”。这到底是农产品涨价,还是农资涨价?

  在山东巨野县田庄镇后屯村,农民李功堂气愤地向记者反映:“柴油价格高不说,最近村干部又强收车船使用费,每车72元。说是乡领导指派的,逾期不缴要罚款一倍多。村里有上百辆农用车,多是三轮车或手扶拖拉机,自家运肥、犁田、收庄稼,可干部硬是强制按‘市场营运车辆’收费,农村搞了‘税改’,禁止乱收费,上边能管管吗?”。据他反映,因油价高,又乱收车船使用费,不少农户让手扶拖拉机“趴了窝”(坏了不修,自行报废),还有的户干脆转手卖了,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安徽凤阳县种粮大户陈兴汉常年种植上千亩粮食,但因去年遭受特大水灾,1100多亩水稻绝产,农机具也被泡在水里损坏。他说:1997年粮价高时,亩纯收入上百元。按这几年的粮价,除去下一季的投入成本,种粮盈余十分微薄。要是一受灾,连下季种子、化肥钱都难办。真不明白,现在粮价只是恢复性上涨,竟会有人喊受不了,还让粮农过吗?

  记者在安徽凤阳、定远等产粮县采访,听农民说到一个顺口溜:“化肥涨价,水费提价,电力议价,柴油没个正价,唯独粮食卖不上价,好不容易涨了一毛,又都喊着压价。”这首民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农民对农产品涨价的普遍心态。

  农民对种植粮食的心态:被动种粮——“种粮因有责任田,缴税花钱靠打工”,广大农民预期的“心理价位”要比现在粮价高近一倍。

  山东郓城县是个沿黄农业县,丁里长镇单垓村3组农民任瑞坤说:“农民如果不打工,光种粮,又要缴农业税,连买菜钱都没有,何况有时还受灾。现在农民种粮食,是因为有责任田,习惯了,但管理不如原来精心了,投入也在减少。一句话,农民是被动种粮。如果有好机会打工,下一步真不想种了。”

  任瑞坤说:家里2口人,3亩多地。去年,夏季种麦子,因浇的井水是咸水,亩产只有200多斤;秋粮因旱亩产也只有500斤左右。现在,每年一个人还要承担约170元农业税及附加,还有修路、挖河等集资,别说遇上灾年,就是平年靠种粮也难以负担。

  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金昌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打工不欠工资,按每月700元计算,一个月的打工收入,能买一年的口粮。”今年61岁的严金昌有5个儿子,目前有4个儿子夫妇双方都到城里打工。他们的责任田和8个孩子都转交给严金昌夫妇,只有小儿子留在家里帮忙。

  他说,作为农民,谁都知道抛家舍地到外边打工不容易,但指望 种地一辈子也富不了呀。去年灾害重,麦季亩产只有300斤,赔了;多亏秋季平衡了一下,全年不赔不赚,算持平吧。

  在山东、安徽、河北三省的宁阳、凤阳、正定等县市,记者共采访了27户农民,他们认为:现在每斤小麦只涨了不足两毛钱,按平年亩产800斤算,不过亩增收益150元左右,更何况涨价收益还有农资生产商和粮商粮贩要分成。以现在的价格,农民就是被动种粮。山东宁阳县一位农民的话很有代表性:现在种粮就是保口粮,缴税花钱得靠打工。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受访的27户农民普遍认为:现在种菜是种粮收入的3倍多,打工又是种菜收入的3倍多。但种粮比种菜和打工省时省力。考虑到这个因素,农民认为以现有的种植规模,如果小麦每斤卖到1.5元左右,大米每斤卖到2元左右,对大多数农民才有吸引力。如果小麦和大米的收购价格在0.8元和1.5元左右,吸引力一般局限在没有打工门路和种菜技术的农户。当然,如果国家加在对粮农的直补,而且补贴能真正落到粮农头上,农民的粮价预期会随之变化。

  粮农对政府的期盼心态——“干部光要钱不服务,好政策落实难到位”。农民和专家认为“粮区轻粮”的根源是:国家在干部政绩考核上没有区分粮区和非粮区,国家重粮政策与干部考核内容存在“两张皮”问题。

  记者在农区采访中发现,因粮区多是欠发达地区,地方领导普遍感觉“种粮种不出政绩”,一些干部甚至认为“谁抓粮食谁落后”。张口就是“招商引资”“上项目”“城镇化”,很少谈及“粮食问题”。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许多地方对种粮农民的服务几乎成为“空白”,粮农对此十分不满。

  山东郓城丁里长镇单垓村任瑞坤说,2002年为解决旱灾,村民集资打井,他家拿出300元。去年井打好了,但浇田后却起碱,农作物都咸死了。全村有50%的耕地受灾,因此减产一半多。

   在与这个村七八户村民座谈中,60多岁的老农丁瑞高对记者说:“打完井时如果干部给设法化验一下水,就不会损失这么大,但没人给农民服务呀。”

  在山东巨野县田庄镇,曾多次上访反映农村“税改”后负担仍重的农民褚进昌说:“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干部只有收税敛钱时才来!这样下去农民怎么能说干部好呢?”

  凤阳种粮大户陈兴汉因去年遭受水灾,连种粮投入的30多万元成本都未收回。今春以来一直为春播没钱买种子、化肥发愁。他曾多次到农信社和农行,想贷款投入,但无人理会。他找县领导协调,也没有结果。无奈,900亩粮田只好撂荒。他困惑地说:满心指望今年中央发了“一号文件”,粮农有盼头了,但好政策就是难落实!

  
在安徽省定远县连江镇,一些粮农受灾后虽然拿到了直补,但人均上百元的农业税照缴,而且受灾后的危房要翻盖,镇土地管理所还要每户收350元押金,并强令到指定地点盖房,每间房收取1800元规费。一些农民说:直补每人只有十块八块钱,而变相拿走的钱要成千上百块,这算什么‘支农’政策!

安徽、山东一些专家说:肯德基中国店为降成本曾打算使用中国的面粉配料,但国内却没有一家面粉加工企业敢承担这笔业务,原因是中国优质小麦的种植比较分散,纯度、精度无法保证。他说,这里面有农民自身原因,更有政府和科研单位的责任。现在,五花八门的种子站到处都有,但哪一家是优质的?让农民自已分辩显然很难做到。目前一些该为农民提供的服务领域是“真空”,干部严重“缺位”;而不该权力介入的地方,干部却争着“越位”,这一现象值得重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农区干部“热工冷农”有其必然性。除了粮食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外,主要是上级在干部考核政绩时对粮区和非粮区没有加以区分。目前各地对县乡干部的考核内容十分相似,主要指标是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城镇化等,基本没有涉粮指标。事实上,粮区和非粮区干部的职能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粮政策与实际考核上的“两张皮”现象,必然导致“粮区轻粮”现象。

  据此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应针对粮区干部专门制订政绩考核体系,回归粮区干部“本色”。同时借减免农业税之机,加快农村干部特别是粮区干部职能转变,创新政府对“三农”的服务方式。

对农产品涨价不宜“过度反应”

  农产品涨价,本应当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因事关农民自己收入增加。但在粮价上涨上有一个现象:“非农群体”声音高,农民声音最弱。小岗村委会主任严德友的话很有代表性:“农产品涨价好不好,谁听过农民说说?”这种现象很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农产品的“抑价”倾向或氛围,导致农产品在物价链中的“示范作用”被人为夸大,不利于农民增收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对农产品涨价对总物价的示范拉动作用应重新认识,不宜夸大。对粮价上涨的“过度反应”,仍是一种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思维。

  一些专家认为,调查表明,目前90%收入来自农业的纯农户,仍占50%,农民增收压力很大。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近10年来农产品价格在物价链中的拉动作用已明显减弱,应重新定位。

  山东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秦庆武分析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粮价上涨会拉动物价全面上扬,严重时会引发通货膨胀。应当说,在商品相对短缺时这一现象比较明显。但目前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或与之有关的工业品已急剧下降。如近些年来在城市消费中快速增长的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汽车、摩托车、手机、电话等通讯交通工具,以及在城市居民支出中比重较大的商品房和子女教育投入,基本上与粮价、农产品价格波动没有什么关系。农产品价格不上涨,城市人照样要在上述方面投入。

  济南市委党校教授冯雷说,目前看,粮价抬头,对肉蛋奶等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有明显拉动作用,这有利于调整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讲,应是一件好事。

  他分析说,去年下半年,济南市粮食价格有所抬头,之后市场上饲料价格比年初上涨4%,拉动了畜禽肉和蛋价的上涨。据有关部门曾跟踪调查发现,济南市十大农贸市场零售的鲜鸡蛋、鸭蛋和鹌鹑蛋每500克分别升至2.4元、3元、3.5元,比年初分别上涨19%、20%、6%。另外,猪肉、牛肉、活鸡、鸭、鹅等价格都有上涨,涨幅大约在10%上下。

记者在济南市文东农贸市场、八里桥农贸市场采访,来自章丘、长清、平阴等县市区的十多户农民大都承认:种地的、零售的和贩卖的,都不程度增收。当然,种地环节增收最少。但流通环节增收较多的商贩也大多是农民。

一些专家说,在工业和加工业产品中,受粮价上涨拉动的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其次是农资产品,如化肥、农药等。还有酿酒等食品饮料工业,再就是一些特殊工业品。大宗工业品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其价格波动主要受行业竞争影响,自有其规律。

一些专家分析说,对粮价上涨的“过度反应”,必然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农产品涨价很快被农资涨价“跟进”,且后浪超前浪,不仅抵消农产品涨价增收的部分,而且还可能过犹未及,进一步降低种粮比较效益。这个问题早已显现。

  第二,因“过度反应”的造势效应,产生“虚假涨价”成分,会强化农产品涨价对社会商品总物价水平中的“示范拉动”效应。使农产品在“物价链”中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安徽农村税费改革的设计者之一、省政府参事何开荫等分析认为,对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度反应”,仍是一种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思维。建国后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我国从农村积累了至少8000亿元用于发展城市。现在看,这种“剪刀差”思维,在一些人脑子里仍很深,与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相悖,急需清除。

   国内粮价新一轮波动刚始,一段时间里粮食市场的运行态势将是“紧平衡、高价位”。目前粮价上涨不违背新一轮“粮改”要求,应采取“外松内紧、理性调控”的适度反应策略,创新调控手段。

  记者在安徽、山东、河北三省采访发现,许多地方干部认为,从近年来粮食种植面积、耕地占用情况、粮食库存形势等方面看,国内粮价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紧平衡、高价位”运行状态。究其原因,安徽省粮食局长桂梅生等人分析说,目前全国每年粮食消费量一般在9600亿斤至9700亿斤。而去年产量为8600亿斤,已连续多年产不足需。今年粮食产量预计提高到9100亿斤,仍有约600亿斤缺口。同时,近8年来,我国耕地减少迅速,预计在8000万亩至1亿亩。由于目前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民“被动种粮”、粗放种粮,短时间内又不可能有“绿色革命”可以提高单产。从上述情况可以判断,全国粮食产量低于9100亿斤,市场就会有所波动,低得越多,波动越大。

  一些专家普遍认为,粮食涨价和农民增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度反应”会对农产品形成一种“抑价”的反向作用。这与新一轮“粮改”提升市场调节作用是不一致的。

  安徽省滁州市委副书记毕美家是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挂职干部,他认为,新一轮粮食体制改革由统购统销向市场调节转变,其中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粮价过低,农民增收难,用市场手段调节粮价,可让其价格符合其价值。二是地方粮食购销企业是最后一块亏损的国企群体,通过改革促其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腾出财力更好地支农。从这个意义上说,粮价发生变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不能粮价一涨,一有波动,就神经过敏,大喊粮食安全要出问题。这仍是一种计划思维。

  安徽省粮食局长桂梅生认为,新一轮“粮改”后,国家调控粮食的手段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应逐步转到完善中央和地方储备粮制度、严格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大对 种粮农民直补力度和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等方面;同时要创新调控手段,探索运用粮食期货和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波动规律,调节国内粮食供求。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粮食调控手段不完善、不健全。主要有五大问题:

  一是地方储备体系很薄弱。据桂梅生介绍,目前安徽省级以下的地方粮食储备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二是我国进口粮食的操作手段不够科学。桂梅生说,目前我国只有几家企业有资格进口粮食,目标太集中,很容易被美国等粮食供应大户盯上,加之在操作上一进就是上百亿斤,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一下子就涨20%以上。科学的办法应是小批量、分散进口。进口企业和进口国的选择也应多元化。

  三是对农民的直补在一些方不到位。应区分种粮农民和其他农民,探索多元化的直补方式,要兼顾粮食安全,防止直补落不到种粮农民头上。

  四是粮库存在“假库存”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介绍,2003年9月末,有关部门曾调查8个粮食主销区,只有库存414亿斤。

  五是乱占耕地、破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问题比较严重。据有关部门调查,1997年以来,我国每年平均减少耕地1027万亩。一些专家说,因为近年来“圈地风”乱刮,具体情况可能更严重。

  一些专家据此指出,如果上述方面出了问题,加以修补即是。不能因为粮价上涨或出现一些新问题,即归罪于新一轮“粮改”,更不能急着走“回头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混淆。

  对城市下岗失业的贫困居民,国家可考虑建立“粮价上涨城市直补制度”

  安徽省著名农业专家何开荫说,目前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6倍,而农民的负担却是市民的4倍。在绝大多数市民的支出中,食品比重越来越小;相形之下,住房、教育、交通、通讯、社交、休闲等支出大幅增加。应当说,粮食涨价对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影响较小。

  在山东宁阳县城,一般工薪族月收入在800元左右,城区居民普遍认为,粮价上涨不会对生活造成明显影响。一些居民对记者说:现在1元钱能买5个馒头(一斤),够一家3口吃一顿。粮价就是涨一倍,也就是2元买5个馒头,因为基数小,也完全能承受。在安徽凤阳、定远及河北正定、平山4个县城,城区居民看法大致相同。

   记者调查发现,真正因粮价等食品价格上涨对生活有影响的,是下岗失业的城市贫困居民。济南市槐荫区丁字山社区是下岗失业职工比较集中的居民区,记者在与10多户居民座谈时,他们说:目前主要靠“低保”补助生活,有时打临工贴补,食品价格涨得过猛生活压力会更大。但他们同时认为:农民种粮不容易,对于给城市贫困人口造成的困难,国家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

  济南市体改办研究员谢连庆说,在济南,城内有8万下岗失业人员,而农村有30万贫困线下的困难农民。这是两笔账。农村的贫困户大多是种粮农民,粮价上涨对他们有利。如果因粮价上涨对城内8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造成影响,即使按人均补助100元计算,不过800万元,这对财政收入几十亿的济南市政府来说,是笔较小的支出,更何况国家和省级财政也可以补贴。

   一些专家建议,目前国家应考虑建立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粮价上涨直补制度”,作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可以补贴现金,也可以转化库存陈粮或调用地方专储粮。不过,许多干部和专家认为,粮价涨到什么程度给予城市困难居民直补,应兼顾粮农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专门研究。(相关数据和资料来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