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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钱换取必要的时间 Time还要Buy多久
http://business.sohu.com/
来源:[ IT经理世界 ]

   一种隐秘的、带有狂欢节气息的情绪开始在那些已经和即将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中流转。
   经过了10多年艰苦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更为宽松的市场准入限制,更合乎国际规范的商业游戏规则,意味着一个迅速增长的庞大的市场。以WTO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来说近乎带有神圣意味的符号的名义,跨国公司们觉得美好的明天马上就要来临了。
  
   回想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受制于当时的政策和商业环境,跨国公司试探性进入这个充满诱惑的市场,往往更多地是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出现。为了换取对市场的准入和熟悉,低比例持股、长期的亏损、对利润的无奈割舍似乎是分享中国这个市场蛋糕必然的代价。“老外们”干脆称之为“Buy Time”:以金钱换取必要的时间。
  
   今天,WTO来了,跨国公司独舞的机会更多了,舞台更大了,或许这种不得不Buy的Time也就没有必要了。有人甚至认为,合资公司模式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迅速萎缩,直到不复存在。
  
   不过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对于任何试图进入的企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从一个文件的签署(WTO)到最后的实施再到商业环境的真正成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近邮政总局“64号文”的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需要面对的中国市场特色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或许Time 还是要Buy下去。合资公司的历史使命也还远远没有完成。
  
  后WTO语境中的“64号文”风波
  
   一份由国家邮政总局颁布的文件引起了国内外经营进出口快递业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强烈反响”。
  
   该文件于2002年2月4日发布,全称为《关于贯彻信息产业部等部门有关进出境信件寄递委托管理文件的通知》,简称“64号文”。 快递企业协会简要地把其概括为“四不准”:不准做涉及县及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的文件、信件业务;不准做写有公民个人名址的业务;不准做500克以下的业务;不准做资费低于邮政特快专递资费标准的业务。
  
   “64号文”的背景是2001年12月20日,为了防止炭疽杆菌传播,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和国家邮政总局曾经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要在60天内到省级邮政管理部门办理委托手续。
  
   在某些快递企业的眼中,这个由“两部一局”发布的文件简直就是邮政总局设下的一个圈套。在他们看来,邮政总局之所以出此“辣手”,关键的原因在于国家对邮政的财政补贴只有3年,今年已经是最后一年。邮政大多数的业务都不怎么挣钱,相形之下,国际快递业务反而是一块利润很好的肥肉。但是邮政的EMS却在与快递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市场份额连年下跌,目前只占30%。按照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的说法:他们此时出台这个政策摆明了是要借炭疽热,给EMS寻找垄断的理由。
  
   2002年3月6日,邮政总局在《人民日报》上发布通告,想尽快推动此文件的实施进程,要求所有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在60个工作日之内必须到当地邮局办理委托手续,否则将被视为违法经营。
  
   众多快递企业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这就等于宣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国际快递业务是非法的。现在500克以下的公函占到企业60%的快件量,有些企业甚至95%的文件量在500克以下。“如今哪个企业的快递不是具名公函!?”一家快递公司的老总对此规定感到极为愤慨。要命的是快递企业现在处境尴尬:如果接受邮政总局的规定,一半的业务就等于送给了EMS,如果不去办理委托业务,公司不能通过工商局的年审,连做业务的资格都没有了!
  
   据说包括中外运-TNT、中外运-DHL、中外运-UPS等在内的不少快递企业都曾经遭遇这样的事情:邮政部门派出的检查队伍,在路上拦住它们的车,强行拆开包裹,只要有超过500克的邮件就认定是非法经营。在山东青岛,中外运-TNT就曾因为此事跟当地邮政局对簿公堂,最后在去银行交纳邮政局规定的罚款时才获知邮政局提供的罚款单并不能作为银行收受罚款的根据。
  
   但是众多的快递企业在对抗“64号文”的行动中却非常默契,谁也没有主动到邮局办理委托手续,大家都在等待高层之间的磋商结果。很多快递企业已经开始联名给国务委员吴仪写信,希望政府高层能够出面给以协调。
  
   在国内一直有着垄断嫌疑的邮政部门曾经几次三番地清理市场。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众多到写字楼里收取快件的外来民工慌不择路的情景。但是此次邮政总局的对手是众多的国际快递企业,它们的归口主管部门是外经贸部,而且肯定不会像那些民营快递公司那样好欺负。据说美国商务代表在约见了DHL、TNT、UPS和FedEx等企业的代表之后,已将此事按照“影响外商投资环境”的题目列入议程;欧盟也对此表示关注;进一步的外交活动似乎要在WTO仲裁委员会上见分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进入WTO后确实有不少跨国公司纷纷盘算着重新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策略和节奏,甚至不少人的想法是要甩开中国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巨大的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上尽情地独舞。不幸的是入世不等于上天,游戏并没有按照大家想象的进程和规则继续。一个连外经贸部都莫名其妙的邮政总局“64号文”就有让快递企业市场尽失的可能,而这似乎也在暗示:中国的水很深,市场很复杂,进入的道路不会那么平坦。
  
  “一夫多妻”的合资谱系
  
   “要不是‘64号’文的出现,我们早已经准备好给邮局交委托费了。不就是点买路钱吗?都是中国人,这些招儿,谁还不明戏?”中外运旗下某合资公司的负责人这样说。在谙熟国内商业环境的人那里,这或许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在遭到邮政部门查处的众多国外快递公司的后面,是中外运空运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隶属中国外贸运输集团公司。后者是外经贸部直属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代理外经贸部进出口业务的运输工作,成为国内除邮政系统之外网络最为完善的一个运输企业。
  
   改革开放之后,众多国际快递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不少公司也曾经与中国邮政探讨合作,但大多无功而返。而有着全国性网络和深厚政府资源的中外运就成了它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开始时还是简单的业务代理关系,很快这些国际快递巨头就先后与中外运成立了合资公司。
  
   1986年,中外运与DHL共同注资720万美元成立中外运-DHL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如今它在全国已经有29家分公司,年营业额10多个亿人民币,是众多合资公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1988年,与TNT公司成立中外运-TNT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美元,双方各占50%股份;同年与UPS合作,代理其中国业务。1999年中外运空运发展与UPS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Fedex在初进中国时也曾与中外运有过短暂的合作期,后又与大通和大田合作。
  
   UPS、Fedex、DHL、TNT等四家公司在国际快递业号称“四大天王”,在国外的市场上竞争得非常激烈,如今却纷纷投奔中外运旗下,有人戏称此局面为“一夫多妻”。毫无疑问,与中外运的合资,是它们进入中国市场时不得不购买的门票。
  
   中外运的合资谱系还有很多,1995年与日本海外新闻普及会社成立中外运-OCS公司,注册资本金112万美元;1996年与英国空运(远东)公司成立金鹰国际货运代理公司;1994年与台湾华贸通运公司成立华捷国际货运代理公司。
  
   众多合资公司的运作模式大体相似:董事会由合资双方共同组成并派出管理人员,在国内利用中外运的网络和人力资源开展业务,国外则借助外方公司的国际网络,双方资源和优势互补。合资公司主要推广外方公司的品牌,同时沿袭其管理模式,租用外方的信息系统。
  
   这是非常典型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外方有完善而发达的国际快递网络、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信息支持系统,这些都是中外运所没有的。通过合作,外方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市场份额,而中外运则获得了竞争力的提升,强化了自身网络的运作能力。像一直与中外运有着代理关系的UPS就在培训中外运员工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同时还赠送其先进的货运管理系统——DIAD给中外运,中外运几千名员工对UPS的运作模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国际快递业务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在很多人的眼里,这只不过是跑跑腿的活儿,竞争无非就是比谁跑得更快一些罢了。但是像UPS、DHL这样的一些企业,为了能够 “跑得更快一些”,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在整个操作流程中推行极为严格的标准化作业规范,甚至已经细致到“开箱子时左手更快还是右手更快”这样的细节问题上。正是在这种合作中,中外运的人逐渐适应并掌握了这套操作流程,认同了那种严格的技术规范,这种对于细节的把握应该看作是自身运作能力提升的表现。
  
   在中外运-DHL的分公司中,经常是英美人、港台人和内地人一起做业务,总经理是内地人,中层是英美或香港人,具体做事的也是内地人。中国总经理可以把各种政府关系理顺,包括海关和各种主管部门。而外国人则去打理客户,因为很多外资背景的客户,老板很多都是英美人。这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和中外运的这些分公司流畅地打交道,而不会存在文化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快递市场成长很快。根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提供的数据,目前经过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从事国际快递业务的公司有130多家,提供2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国内县、市的函件快递服务,每年处理进出境业务2273万多票。我国境内39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4万多家对外贸易企业和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3000多万家境外企业不同程度地依赖国际快递业务。
  
   而对于那些国际快递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机会无限,但同时也是风险多多。作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市场,中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别,虽然国际快递企业一直追求速度和效率,但是对全国性网络有着强烈需求的它们可能在本地化方面不会那么“快”。你可能迅速地适应了北京和上海,但是未必就那么快地适应甘肃和广西。曾经有一家日本的快递企业在与中外运合作时处理过一个发往北京市房山区的快件,当中方提出因路程较远而增加费用时,对方非常不解:房山不是在北京吗,你们骑着自行车不就送过去了吗?
  
   何况市场的复杂并不仅仅是这些。在一个政府还没有完全退出市场的经济环境中,变故总是有时时出现的可能,就像邮政“64号文”。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几家快递企业无可奈何地接受邮政总局的规定,办一个委托批文了事。它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国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开放,直到这样的不合理规定终止的那一天。
  
  利益游戏
  
   关于外资公司将甩掉中外运独自在国内发展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而WTO的来临更为这种传闻增加了几分真实性。从理论上讲,这些国际快递公司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想抛开中外运,毕竟独资公司更容易控制,利润可以独享。
  
   但是中国的市场似乎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在众多竞争者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天真地认为,可以等到市场成熟的那天再来摘桃子。因此,付出某种代价,给合作方一些利益,双方共同开发这个市场,也可以算作是次优选择里的最佳方案。
  
   而且,虽然这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市场,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前景。但是在中外运的合资谱系中,并不是每一个合作者都那么开心。中外运-TNT就是其中比较微妙的一个,15年的合资期明年就要结束了,但是它的业务发展却没有想象的那么迅速。4000多万元的利润虽然也说得过去,但与其在欧洲本土的竞争对手——DHL与中外运的合资公司接近2亿元的利润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并且在过去的3年中,它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增长。
  
   在TNT不断抱怨中外运没有给予充分支持的同时,中外运对TNT与中国邮政的合作也感到非常不满,认为TNT没有合作的诚意。1999年,TNT与中国邮政的EMS达成协议,允许EMS使用它的国际网络开展快递业务,这就等于是在中外运之外又找了一个内地合作伙伴。一直处于合资中心地位的中外运当然不喜欢自己的伙伴移情别恋。在2000年中外运空运发展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已经明确表示双方的合作将在2003年结束,公司随即将进入清算阶段。因此中外运-TNT的业务和利润根本就没有放入上市公司,报表上也就没有体现。
  
   与此相反,中外运-DHL则是合资谱系中的明星。在中外运空运发展刚刚公布的2001年业绩报告中,两个指标确实有些说服力:2001年中外运空运发展的每股收益是0.75元;而在共2.3亿元人民币的净利润中,合资公司中外运-DHL一家就贡献了9800万元。从财务数字上看,这确实是一个很成功的合资公司。由于中外运-DHL的贡献,中外运在国际快递市场有了接近50%的市场份额。
  
   在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伟的眼中,中外运与DHL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也正是由于双方成功的合作,才会有50年的合作期。“真正的压力来自于高速成长的市场,以及我们自身能力的提高,或许当我们跟不上市场发展的时候,合作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高伟说。
  
   这是一场基于利益的游戏,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计较着自己的得失,但是谁也不敢忽略市场这个因素。也许TNT明年真的不跟中外运合资了,它会收回自己的品牌,但是未必能够将目前这个网络全部带走;或许它会寻找一个诸如中国邮政这样的合作伙伴,但是双方的磨合无疑将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时间成本。
  
   成本是所有游戏参与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大家都很明白,一个独资公司的成本会是多少,一个外籍中国区CEO的年薪或许就能吃掉整个公司的利润,更何况为了适应复杂的中国市场环境所必须付出的一切。也许DHL的策略是正确的:以合资的形式迅速占领市场,推广自己的品牌,赚得自己应得的利润。毕竟现在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够通吃中国市场。
  
   在中外运空运发展的年报中有“当地外运协作费”这样的一个项目,2001年度将近150万元人民币。年报中对此的解释是因为DHL公司在各地区成立新的分公司之前,其进出口快件业务是由当地中外运公司负责承接和派送,产生的收入归当地中外运公司所有,而新的分公司成立以后,DHL将直接承接快件的收取和派送业务,抢占了当地中外运公司的市场份额,影响了当地中外运公司的利益。另外,新成立的DHL公司得到了当地中外运公司人力和业务的支持。为减轻当地中外运公司的损失并对当地中外运公司的支持予以回报,DHL将新成立的分公司的净利润在一定的年限内按照一定比例补偿给当地中外运公司。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买路钱”,虽然不多,但让人难以理解。或许市场的吸引力还是足够大,付出这样的成本还是值得的。
  
   相比之下,UPS的动作则显得更为谨慎。在UPS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陈学淳看来,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但是外资企业要想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UPS一直与中外运发展代理关系,这或许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市场进入方式。虽然它也在考虑中国市场下一步的进入策略,但是入世以后商业环境的改变到底怎样,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或许,UPS现在考虑的还不是这样的事情,最近,UPS在菲律宾租用了美国克拉克军事基地的机场作为自己亚洲的转运中心,从而将整个亚洲的快递时间由原来的3天缩短为2天。或许在它的全球战略中,合理网络布局,提升自己的全球竞争力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这样它在争夺中国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更有竞争力。
  
   仅从公司竞争实力上来看,UPS与中外运似乎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对于增长迅速的中国市场,它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像Fedex这样的企业的动作。如果看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出的研究报告,看看那些分析师每周对全球主要快递企业的排名和市场分析,就会知道其管理层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只要一个季度完不成利润指标就有被董事会解雇的危险。这种情况下,面对国内复杂的市场环境,它们当然要考虑一下甩开合作伙伴独自进入这个市场的风险。
  
   “64号文”
  
   《关于贯彻信息产业部等部门有关进出境信件寄递委托管理文件的通知》于2002年2月4日发布,简称“64号文”。通知中规定:经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国际货代企业应该到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办理委托手续,拿到《邮政委托证书》后方可开展业务。更为严格的规定是“进出境的单件重量在500克以上(不含500克)和单件资费在国家规定的(同一重量、同一通达国家(地区)的)邮政特快专递资费标准以上的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前款规定的委托范围不包括:具有公民个人名址的信件及县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的公文。”
  
   在服务业,即使没有政策约束,仍然有很多跨国公司会选择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企业掌握的垄断资源、政府关系和全国性的业务网络是很难在短时间学会或复制的,甚至永远都无法学会和复制。
  
  时间总是最宝贵的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这20多年,也是外资进入中国走过的漫漫历程。这期间,主导外资分肥中国市场的最大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政策。直到加入WTO,才终于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具有了更大的稳定性。
  
   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台港澳地区,虽然投资项目众多,但投资额较低,而且大多集中在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当时由于没有详细的政策指导,偶然性的因素决定着外资投资中国的规则。
  
   直到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逐渐把中国当作战略市场看待,开始进入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电信、物流、咨询等服务业,外商投资问题才变得更加复杂。从开始的吸引资金,到后来提出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以市场换技术”,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有着越来越复杂的目的,而如何综合平衡上述因素的利弊,也进一步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在战略层面上作出清晰的规划才能找到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联盟的恰当选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在不断考量中国的投资环境,规避风险,掌握时机,恰当取舍。但显然它们并不是来中国扶贫的,而是要通过为中国市场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的。于是,学会“与狼共舞”成了中国企业家的口头禅。而政府也开始进一步完善投资规则。1995年,《外资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但《办法》本身并没有详细的规定,更多的合资仍然由偶然的因素决定。1997年,外经贸部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有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受到限制的外商投资项目高达112条,甚至连洗衣机、电冰箱等轻工产品的生产都在其列。
  
   在这种环境中,对于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合资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由于政策的限制,即使合资的对象是与自己相差几个数量级的中国企业,外商可能都不能控股。因此,这种合资很大程度上是尝试性的。没有人希望合资企业会很快赢利,实际上它们也不可能很快赢利。
  
   中国是一个快速膨胀的市场,但经济环境、配套设施,甚至人们的购买力都还没有跟上。于是,合资企业的任务又多加了一项:培育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中,赢利显然变得次要。占领市场先机成了合资的主要动力,时间成了外商中国战略中最重要的元素。包括合资在内,任何进入中国的形式选择,都被认为是一种过渡,而由此引发的任何成本都被认为是“Buy time”的成本。
  
   90年代中后期,部分合资企业开始赢利,“Buy time”告一段落。合资企业的赢利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外资政策逐渐放开;二是逐渐成熟的市场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合资企业都开始在考虑同一个问题——独立还是继续合资?
  
   早期的合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开发新市场的过程中,对当地的企业没有太多的依赖。合资往往是政策约束的结果。因此合资实际上是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一个“Buy time”的过程。一旦政策约束消失, “Buy time”就相应终结。
  
   2000年,外资在制造业和部分销售业领域的投资限制逐步放开,特别是制造业,可以独资。在2002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的项目由原来的186条增加至262条;限制类的由112条减少至75条,很多行业开始欢迎外资投资、控股。在这种政策背景下,随着合资企业的势力逐渐增大,外方会用增资、转移注册地等多种手段挤掉中方的股份,成为独资企业,独享在新市场中攫取的利润。
  
   目前在华的很多制造型外资企业,都已经完成了“Buy time”,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例如日用品市场的宝洁、联合利华;饮料市场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移动通信终端市场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等。
  
   然而,对于服务业,外资就没那么幸运了。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的服务业会逐步走向开放。但服务业是一个更特殊的行业,有形的投资几乎很少,创造价值的大部分资源是技术、经验和它们的载体——人才,同时它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不仅高,而且很难评估。而且服务业涉及到太多的辅助领域,即使纯商业化的运作,为了实现服务的高质量,都需要不同部门的配合。在WTO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关贸总协定》(GATT)并列,自成一套单一的规则,在这方面多边谈判往往更激烈。各国在服务业的外资准入方面都非常谨慎。
  
   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除了受更加多变的政策制约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正如几家外资企业与中外运的合资经历一样,它们的中国伙伴已经不再是个通行证,而是一个重要资源的持有者。与它合作的好坏,甚至成为在这个新兴市场中战胜老对手的先决条件。
  
   埃森哲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出于它们对联盟的认识和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本身就有一种联盟的需求,它们并非在每一个行业或每一项业务内容,都要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独自经营的业务,它们会选择与中国企业合资或联盟的方式。在保险、物流、能源、电子商务等行业都存在这种可能性。
  
   同时,在更多的服务性行业中,要求建立全国性的网络才能兑现服务的承诺,例如物流和金融等服务业,这些网络往往都是垄断资源,掌握在本地企业的手中。
  
   外资企业拥有技术、管理和资金的优势,但在新兴的市场中,它要培训当地人员来开发和保持客户,需要当地的实力企业来维护政府和相关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需要借助本地企业全国性的网络来兑现服务。而这一切如果从头建立,不仅投资巨大,效果也未必好。
  
   服务行业本地化的要求使中国企业的资源立刻显现了价值,外方需要的资源恰恰在中国企业的手里。无论是垄断资源、政府关系,还是全国性的网络,在这个国家中都能找到相应的企业对号入座。中方和外方有着相互需要的资源,资源互补可以使双方节省更多的成本,更快地发展业务,更早地实现赢利。
  
   外资在中国投资,永远都有一种动力:希望独资经营,独享未来企业成果。这是资本的趋利性使然。然而,在服务行业中,目前创办独资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代价太高,甚至得不偿失,所以与中方同行合作就成了次优的选择。与它们理想的最优状态相比,这种合作也成了不得已的“Buy time”。
  
   这种合作由于不是政策主导的,即使政策已经完全放开,仍然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在这个层次上的合作分裂,更多地是个性化的原因,其结果将是外方重新选择其他的中方合作伙伴,而中方也会寻找新的外方势力。
  
   在服务领域的中外合作,很少会因为中国加入WTO而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左右其发展的是双方所拥有的优势。尤其在服务业,中国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方法延长外资“Buy”的时间和成本。邮政总局的64号文对外资货运企业的直接打击只不过是一个政策插曲。在众多合资企业中,中外运的倾向性所产生的结果更是一目了然——中外运-DHL的利润已经是中外运-TNT的四五倍。
  
   这样看来,在服务业,即使有中国对WTO的承诺,外资要想不经过“Buy time”的过程就进入中国,肯定是不现实的想法。而且,由于需要借助新兴市场中的垄断资源,并完成本地化,外资需要“Buy”的时间可能更长,代价也可能更大。
  
   宝洁“Buy time”的历程
  
   1988年,美国宝洁公司与广州肥皂厂、广州技术开发区合资成立广州宝洁有限公司,美国宝洁投资1000万美元,提供技术和管理,占70%的股份,由于当时没有详细的政策准入规定,宝洁得以幸运地成为大股东。宝洁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是它“Buy time”开始的时间。当时宝洁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不乐观,据说,当时一个货柜的宝洁产品从产地广州运到上海,运输价格是16000元人民币,而且还很少有货运公司能做得到。今天,这个价格已经降到6000元人民币。
  
   为了培育配套设施,宝洁开始培养自己的物流伙伴。物流公司宝供储运就是在这种机遇中成长起来的(本刊1999年第15期有对宝供储运的深入报道)。1994年,在宝洁的严格要求和强大支持下,宝供的网络逐渐扩大,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越来越高,终于成为一家成熟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正是这些环境的培育和变化,使宝洁能够走向赢利。从1993年开始连续6年,宝洁成为全国轻工业利税大户。更重要的是,合资的形式在宝洁的中国战略中渐渐淡化。2001年,美国宝洁收购广州宝洁公司中方的股份,持股比例上升到99%,几乎成了一家独资企业。宝洁的产品占有中国洗发水市场的60%,洗衣粉市场的33%,香皂市场的41%,年销售额超过13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品牌。
  
   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典范,宝洁走过了13年“Buy time”的历程。
  
   速递服务
  
   速递服务(现由中国邮政部门依法专营的服务除外):(商业存在)加入时,将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合资企业,外资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1年内,将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后4年内,将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2002年5月13日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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