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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贪官携款外逃 搜狐财经聚焦136期 搜狐财经聚焦第114期
你现在的位置:财经首页> 财经聚焦汇总 ■ 5月31日  ■ 第136期  ■ 栏目策划:李页  ■ 联系信箱:yeli@sohu-inc.com

  公安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自1998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克服困难,多策并举,先后从30多个国家、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

  由此,我们在官方的披露中看到了诈骗金额惊人、潜逃国外的“高官”们:诈骗资金5亿元、潜逃国外8年的钱宏,诈骗资金4.8亿元、逃往国外9年的黄飞,贪污国家巨额资金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潜逃国外2年半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
公安部公布追捕“巨贪外逃”实录

  公安部发布的消息显示,针对近年来跨国(境)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情况,我国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国际执法合作力度,与国(境)外警方、执法部门在警务合作、情报交流、案件协查、追赃缉捕、对策研究、业务培训等多个层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

  1998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从30多个国家、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其中诈骗资金5亿元、潜逃国外8年的钱宏,侵吞国有资产、潜逃境外5年的陈安民,诈骗资金4.8亿元、潜逃国外9年的黄飞,贪污国家巨额资金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一大批潜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回国。

  今年4月16日,美国联邦执法机关将涉嫌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潜逃国外达2年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移交给我国警方,成为中美刑事司法合作的成功案例。200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7.2万起,抓获经济犯罪嫌疑人26.2万名,挽回经济损失670亿元。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会议确定,今后,公安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打击重点是,扰乱金融秩序、金融诈骗、涉税、妨害公司企业管理规定、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严防经济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坚决将逃往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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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障碍多?


  为加大对外逃贪官的打击力度,尽量追缴外流资金,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起草。由于腐败资金流出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流入国大多为发达国家,这导致谈判代表分为两大阵营。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强腐败资金的追缴与返还;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更关心如何实施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对双边合作与资金追缴积极性不高。

  尽管美国在对待外国贪官问题上已有所行动,但中国与美国的合作还有难度和障碍。第一,目前中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同国际接轨,也不是全球性反洗钱组织的成员,所以合作起来会有很多困难。 第二,两国存在引渡问题。目前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只有泰国、蒙古等十几个,很多被出逃者视为理想避难所的国家都不在其列,其中包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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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危害大

  成百亿的资金流向国外,且不说这些金额能建多少个大工程、上多少个大项目,也不论它能抵多少个国有企业多少利润,仅就企业而言,它完全可能使一个资金紧张的单位愈发捉襟见肘,使成百上千的下岗职工和困难家庭失去生活来源。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赵永琛教授认为,贪官携巨款人财两逃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洗钱犯罪行为,势必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潜在威胁。“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之一就是墨西哥国内的资本外逃。所以,我们绝不能对危害严重的贪官外逃现象掉以轻心。”

  贪官外逃,也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有损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影响国家的整体形象。郭建安所长认为,“对贪官外逃如果管不了,遏制不了,还会影响到国际形象。比如,东欧一些转型国家由于洗钱问题突出,达不到欧盟的反洗钱要求,因而在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受阻。”

  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犯罪信息也是可以传播的,而近年来贪官“捞了就跑”现象传递出来的犯罪信息,影响非常恶劣,尤其是贪官外逃后却能逍遥法外,逃避惩罚,将会使一些不法之徒纷纷效仿,从而加剧同类犯罪。[全文阅读] [发表评论]

缘何“逃亡”屡屡成功?

 管理疏漏使贪官外逃有机可乘。中国腐败官员除了持有合法证件公然外逃之外,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几种方式,是贪官们惯用的伎俩。他们的不义之财,也通过虚假投资、合同,或者子女、家属出国而外流。
  贪官携款外逃何以能逃成?
  首先靠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我国,由于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金融外汇管制系统尚未建立起为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从而给资本外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更何况一些贪官跟海关、边防等系统中的腐败分子相勾结,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十分常见。地下钱庄的失控更涌动着不法转移现金和漂洗黑钱的暗流。
  其次,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不善也被官员携款外逃钻了空子。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了“投资移民”。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护照管理上的漏洞同样难辞其咎。出逃的贪官手上大都持有因公护照或因私护照(有的随时带在身上),且与潜逃国外的走私、贩毒团伙不同,多数属于真护照。更何况,假证件屡禁不绝,从社会上搞一个以假乱真的黑护照也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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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名单
  丁岚 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与他人合谋诈骗1.95亿元人民币,1999年8月3日从泰国押解回国。

  萧洪彬 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非法经营(出口骗汇)7.6亿美元,2000年4月24日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

  汪峰 广东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原副主任,贪污、挪用公款1417万元人民币、1321万元港币,2001年1月从新西兰押解回国。

  陈安民 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原厂长,职务侵占200余万元,2001年6月2日从匈牙利押解回国。

  尹国强 北京市九龙商贸责任公司原经理,合同诈骗711万元人民币,2002年2月10日从罗马尼亚押解回国。

  卢万里 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受贿2559万元,2002年4月1日从斐济押解回国。

  钱宏 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诈骗银行资金近5亿元,2002年6月5日从巴拿马押解回国。

  徐晓轩 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经理,走私诺基亚数字移动通信设备1.99亿美元,偷逃应缴税额约4.6亿元人民币,2002年6月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

  余艾青 北京赤艾商社原经理,诈骗800万元,2002年7月8日从俄罗斯押解回国。

  付普照 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原总经理,骗取储户资金4035万元人民币,2003年7月10日从缅甸押解回国。

  黄清洲 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贪污、挪用公款13亿港币,2003年10月15日从泰国押解回国。

  余振东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他人贪污、挪用公款4.82亿美元,2004年4月16日从美国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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