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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城市高低收入群体财富对比
  时间:2002年12月30日21:12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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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家庭财产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反映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省城调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省城市居民10%的富裕家庭(以下简称富裕户)户均资产已达100.88万元,10%的低收入家庭(以下简称低收入户)户均资产仅为3.88万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这表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走向了富裕道路,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诸要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显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一、城市高、低收入群体家庭财产构成状况分析

  截止到2002年5月底, 我省城市富裕户拥有财产占全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44.49%,低收入户拥有财产仅占1.72%。富裕家庭户均家庭财产高达100.88万元,最少的也达34.4万元;低收入家庭户均财产3.88万元,最多的也只有5.89万元。这种差距明显体现在居民金融资产、住房、汽车、经营资产等方面。

  (一) 富裕户拥有的金融资产是低收入户的31.89倍

  金融资产是居民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民财富的重要体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调整,居民的金融资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态势。在调查的城市富裕群体中,户均金融资产38.27万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7倍,而低收入家庭户均金融资产只有1.2万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4%。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低收入家庭的31.89倍。

  (二)有近两成的富裕户拥有两套以上住房

  住房条件的好坏,反映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被调查的城市富裕家庭已全部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有近两成的居民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户均住房面积127.74平方米,户均房产净现值26.21万元,户均装修支出原值6.36万元。相反,无一户低收入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29.67%的家庭居住公房, 20%的家庭居住部分产权私房, 13%的家庭系租赁房屋居住,仅有37.33%的家庭拥有完全产权的私房。低收入家庭户均房产净现值2.14万元,户均装修支出原值0.12万元,户均住房面积52.32平方米。总体上看,城市富裕家庭的住房条件大大优于低收入家庭。

  (三)25.33%的富裕户拥有家用汽车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作为现代城市生活重要交通工具的家庭汽车(非经营性),正在快步进入城市居民家庭。从目前看,家用汽车仍然属于高端消费,居民是否拥有家用汽车从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富裕程度。富裕家庭拥有私家车的占25.33 %,拥有两辆以上汽车的户占2.33 %,其户均购车支出15.17万元,户均拥有汽车净现值11.97万元。而低收入家庭均无私家车,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还停留在保障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要上,尚不具备购买家庭汽车的支付能力。

  (四)富裕家庭户均经营性资产高出低收入户678倍

  经营性资产是居民家庭财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居民的获利能力。富裕家庭户均经营性资产高达28.59万元,占家庭资产总值的28.34%,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6.44个百分点,其中: 户均经营性固定资产现值18.90万元,自有流动资金9.69万元。而低收入家庭户均经营性资产仅有421.33元,占家庭资产总值的1.0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82个百分点,其中: 户均经营性固定资产现值295元,流动资金126.33元。城市富裕家庭户均经营性资产比低收入家庭高出678倍。由此可以看出,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上没有经营性资产,他们不具备进行生产投资和经营的条件,因此也无法获得经营性收入。而城市富裕家庭则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经营意识,同时,把较大部分资产投在了生产经营领域,拥有一定规模的经营资产,从而为他们获取更多的收入奠定了基础。

  二、城市高、低收入群体家庭基本特征及影响财富积聚因素

  (一)家庭的基本特征

  不同的家庭特征对其财富的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户主年龄及职业两方面。

  1、74.33%的富裕家庭户主的年龄在35-55岁之间

  从被调查户主年龄结构上看,城市富裕家庭户主的年龄在35-55岁之间较为集中,占城市富裕家庭的74.33%。该年龄段的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而成长起来,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际关系,经济基础好,事业有成,收入较高而且稳定。而35岁以下和55岁以上的人,由于受工作经验、体力、精力等因素限制,收入相对较少。在城市低收入家庭中,40岁以下的人占59.33%,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也有学历,但目前在事业上尚属于起步期或曰成长期,因而收入水平不高,财富底子较薄。 2、有41.33%的富裕家庭户主为个体私营企业主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在目前经济结构转轨时期,职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户主的收入,而职业的选择是由个人的社会背景、学历高低以及是否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富裕家庭比低收入家庭具有明显的职业优势。富裕家庭户主中有26.33%的是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15.00%的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和特长。而城市低收入家庭户主中,69.67%的是生产工人、办事员、其他人员(多数是下岗、失业人员),可见,从业者所拥有的管理、资本、技术等要素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二)影响财富积聚因素

  收入是居民财富积累的基础,收入越高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就越多。随着要素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完善,管理、技术、资本诸要素共同参与财富分配,使居民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在居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技术(专利)转让收入、人力资本收入和投资收益等非劳动收入在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非劳动性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1、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财富的一项重要来源

  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城市居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家庭财富的积累具有较大影响。在被调查的城市富裕家庭中,2001年度户主年均工资性收入为5.29万元,月均工资性收入4407.30元;在低收入家庭中,户主年均工资性收入为7284元,月均工资性收入607元。富裕家庭户主的工资性收入是低收入家庭户主工资性收入的7.26倍。这种收入差距主要受户主所在的行业、学历、职务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低收入者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和失业下岗人员居多。

  2、投资收益是影响家庭财富积聚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投资收益就是居民将自己拥有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经营领域而取得的合理回报。调查显示,有43.67%的富裕户从事经营活动,其中拥有自己的 公司或企业的占16.33%;承包或与他人合伙经营企业的占8.33%。从事经营活动的富裕家庭户均经营资产高达65.48万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现值)户均 43.28万元,经营性流动资金22.20万元。而低收入户中仅有7%的家庭从事经营活动,且经营规模小、档次低,以街头摊点经营者居多,户均经营资产不到5000元。富裕家庭的直接或间接投资获得了稳定而丰厚的投资收益,而且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劳动收益的增长速度,成为影响城市居民财富积聚的一项最重要因素。

  3、财产性收入为家庭财富的积累开启广阔的空间

  财产性收入是指居民由于继承、转让、接受捐赠等原因而合法拥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所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包括财产租赁收入、存(贷)款利息收入、有价证券收入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据省城调队的城市住户调查资料显示, 1990年,我省城市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5.96元,占城市居民全部收入的0.88%;2001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至179.53元,占居民全部收入的1.91%。不同群体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也较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为居民收入多元化提供了政策保障,也将为按要素分配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居民拥有财产的多寡不同而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将是合法和必然的。

  4、人力资本的价值进一步显现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对财富的创造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货币资本,高级人才已不单是劳动力而逐渐成为人力资本,并遵循资本分配规律参与财富分配,其价值也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知识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体现,拥有知识的高级人才已构成了城市富裕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被调查的城市富裕家庭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54.33%,其中具有硕士学位的占1.33%。在低收入家庭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7.33%,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29.67%,无一人有硕士学位,城市富裕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低收入家庭。知识资本化的结果使从事知识创新者的收入倍增,不同性质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空前拉大。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已经成为历史,“知识参与财富分配”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对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再思考

  (一)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正确看待贫富差距

  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使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走向了富裕道路,造就了富裕群体,但是如何正确看待富人目前还存在误区,民间具有潜在的仇富心理,甚至把贫富差距的根源归集于富人的存在和市场化的改革,这种心态对于在夹缝中成长起来,并经历了诸多波折的中国民营经济来说,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正处于攻坚阶段的市场化进程来说,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富人的出现是市场化的一个结果,却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源,况且富人在勤劳致富过程中也在为国家做出贡献,他们为国家提供了税收,增加了就业岗位,活跃了城乡市场,取得合法的高收入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合理回报。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激励创富、“造就”富人的机制,在法律和道德规范许可范围内为勤劳致富提供更加宽松的空间,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增加个体和社会财富。

  (二)破除观念的束缚,致力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从事经营活动与居民收入和财富积累密切相关。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财产过百万的富裕户中,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占到26.3%,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占43.7%;家庭财产近200万元的高收入户中,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占62.3%,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占到73.4%;而在全省3000户调查样本中,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仅占1成,在10%的低收入家庭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户仅占7%。

  (三)强化投资理念,加速家庭财富的积累

  从调查数据看,我省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达8.13万元,占居民家庭资产总值的36.8%,其中储蓄存款5.85万元,占金融资产总额的72%,全部有价证券占金融资产总额仅为1成多。与全国相比,我省居民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2个百分点,户均多出1600元,相反,经营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户均少1400元。表明我省居民的理财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有钱不敢花,投资怕风险,家庭经营活力不足,财富积累迟缓,也阻碍了我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建立对再分配领域的有效调节机制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基本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是市场的作用,兼顾公平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必然会影响到效率的提高,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对再分配领域进行有效调节,可以大大地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例如, 1994-1995年,英国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使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从初始收入的19.8倍下降到3.7倍。美国经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之后,使得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从税前收入的11倍,缩小到税后收入的7.8倍。因此,初始的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对收入差距有效调节的能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各级政府应尽快建立起对再分配领域强有力的调节机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利用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以及基于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等手段努力抑制贫富分化的发展。

  (五)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教育是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关键,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基础教育则是培养健康、有技能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的基础,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保障。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个人所拥有,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目前,我国教育普及的层次还比较低,从当前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因而无法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需要而将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从而形成了城市低收入群体。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致力于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和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机会,提高这部分人的劳动素质和知识运用及创新的能力,为劳动者就业创造均等的机会。

  (六)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市场经济所伴随的贫富差距,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它所带来的是资源的充分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而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则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可言,它们通过外移成本形成“恶性竞争优势”,直接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乃至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必须从源头抓起,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七)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转移监督制度

  有关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财富的贫富差距远高于收入的贫富差距,财富的透明对于国家提高对贫富差距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对财富监督应当比对收入的监督更加严格。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转移的监督制度,这样对财产增值和转移的征税也就很难控制。财产转移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不仅包括财产在地域上的转移(如从国内到国外),也包括财产在不同所有者间的转移(如子承父业),还包括财产使用领域的转移(如从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由于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转移监督制度的缺乏,一个企业垮了而企业管理者个人富了的现象甚是普遍。 因此,在强调对富裕群体和个体私有财产权尊重和保护的同时,应尽快建立起对其财产的登记制度和转移监督制度,这样保护才有依据,监督才有成效。

  (八)建立对低收入群体的有效保护机制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有效保护,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解决因失业、疾病、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过大的有力措施。

  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他们大多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需要政府、社会和低收入者个人的共同努力。一是加快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基本需求。 二是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养老、教育等社会救济以及带有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三是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相对充分的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要引导低收入群体转变就业观念,实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清除创业障碍,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同时完善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四是低收入群体应当自强自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低收入群体必须消除“等、靠、要”的思想,艰苦创业,勤劳致富,增强自身脱贫致富的能力。

  总之,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需要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制度配套的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抑制分化。(中国统计信息网山东省城调队综合处 赵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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