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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进化的常州标本
2003年10月27日09:32   [ 王丹 梅涛 ] 来源:[ 数字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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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信社改革新政已出台,但农信社这个羸弱的“金融老顽童”,还将继续承担沉重的政策性使命。面对政府和未来股东的双重压力与要求,农信社不得不像当年八路军和游击队一样,寻找类似地道战、地雷战这种具有创造性的边缘发展道路。

  常州地区5家农信社利用银行业务高度数字化的特点,采用共享一套核心业务系统的方法,不但以最低的成本实现了靠单打独斗难以达到的系统升级目的,更为深层的业务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关专家将此称为农信社改革的“常州模式”,赞扬它代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发展方向,值得大力推广。

  近来人们一直在欢呼,农信社改革终于触及到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根本层面,但农信社却依然要作为政策性金融 机构存在。这种矛盾将迫使农信社的改革绕道而行——以一种不同于国内其它商业银行的模式来完成其进化与发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银行业的版图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内各商业银行遵循世界银行业“嫌贫爱 富”的铁律,纷纷从广袤的农村市场中撤离,只留下实力最为薄弱的农村信用社艰苦抗战。与此同时,农村经济 、农业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也日益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于是,农信社这个原本是中国金融行业的神经末梢,一下子成了支撑农村金融体系的肱骨与脊梁。

  也正因为如此,有关农信社改革的方案必然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物,农信社的二元属性是国家整体经济战略之 必须。但是,这种属性也会为农信社改革与发展埋下隐患。

  如今,常州农信的做法虽然还不成熟,但它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否向下做进一步的整合,常 州农信的做法都很合适宜:如果暂时固守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这一步走得并不过于超前;若马不停蹄地走向商业银行之路,此举将会更显其魅力。

  农信进化的常州标本

  5家曾经各自为政的农信社县级联社,依靠IT系统先行集中跨越了产权藩篱,在业务层面实现了深度融合

  本刊记者 王丹/文

  今年5月,常州市悄然诞生了一个新机构——江苏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常州计算机中心。据记者了解,这个中心实际上是由常州当地武进区、金坛市、溧阳市、市郊、新北区5家县级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共同筹办的。5家信用社共享一套核心业务系统,实属创举。而正是通过这个中心,5家曾经各自为政的县级联社跨越了产权的藩篱,在业务层面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

  必先利其器

  常州地处沪宁线中点,是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长江三角洲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也是苏南经济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辉煌,引发过“中小城市学习常州”的口号。然而,随着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崛起,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常州作为老工业城市的优势慢慢失去。

  2000年以来,随着常州市政府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等一系列措施,常州的经济发展掀起了新高潮。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银行业务的发展,用当地信用社一负责人的话说,市郊联社“这两年的存贷款业务规模明显增加”。

  常州众多信用联社中规模最大的武进联社,对于业务发展的感受则更加鲜明。但也正是在发展中,许多问题才慢慢浮现。

  “作为农村信用社,我们有着深入乡镇,网点众多的优势。但是由于业务开展受到区域限制,还不能满足客户的异地存取等需要。”武进联社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表示。更让他们头痛的是,虽然几乎和商业银行开展同样的业务,同样面临管理集中和业务集中的压力,但当大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大集中建设的时候,武进联社采用的业务系统还是从农行脱离的时候沿用下来的那一套“古董”,正确性和时效性都难以保证。

  武进联社的电脑科长谈起老系统便皱眉头:“打补丁打了多少年,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按照当时的数据结构,存款数额不可能超过100万元。所以,碰到存款超过100万元的,我们就得开两张单子甚至更多。”而且老系统不支持综合柜员制,只能收集最简单最原始的账号信息和客户,显然是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一大截子。

  其时,恰逢农信社的“江苏改革”如火如荼,武进联社已经递交了改组为商业银行的申请。然而,核心业务系统的严重落后,成为武进联社迈向商业银行道路的最大绊脚石。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实施,2002年5月1日,由神州数码开发建设的“江苏武进农信联社新一代综合业务网络系统”正式上线。据神州数码相关人士介绍,该系统包括银行综合业务、办公自动化和决策与管理3个子系统,是基于综合柜员制、大会计思想、客户信息管理等管理模式构建起来的银行综合业务网络系统。

  新的综合业务系统上线,使得武进联社在IT建设上已经不落人后。但农信社不得跨区域开展业务的限制始终难以打破,而异地通存通兑对于偏安一隅的农信社来说,仍然难以企及。

  武进联社面临的问题同样也考验着金坛、溧阳、新北和市郊几家农联社。毕竟同属于农村信用社,必先利其器便成为5家联社的共同心声。

  但如何打造利器?这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总行的大集中

  2002年9月12日,武进联社综合业务系统验收以及交接仪式结束之后,5家联社以及省联社的相关负责人开了个小会。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武进联社的业务系统如何实现共享。

  作为常州市农联社系统中实力最强的一家,武进联社在IT建设上一直比较领先,因而也承担着对其它联社系统的支持工作。为了保证武进联社在淘汰旧系统后能够继续支持其它联社,省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武进申请建立新系统时就下了硬指令:要么不批,批就一起上。

  正是因为收到了这样的指示,武进联社耗资3500万元,建立起了一套能够同时满足其它联社需要的小型机系统。

  但是,5家联社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便出现了分歧,焦点在于系统费用如何分摊。按照武进联社的意见,要么费用由5家联社按照业务规模和网点数量平均分配,共同拥有;要么由其它联社缴纳一定租金,采用租赁形式。而对其余4家联社来说,第一种方式的成本过高难以接受,第二种则意味着放弃对系统的支配权。

  会后的几个月里,5家联社经过了怎样艰苦的沟通,我们目前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在2002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5家代表不同法人的县级联社达成共识:成立常州计算机中心,采用一家一票的会员制,五家联社对于系统享有平等的支配权。系统以及计算机中心产权归武进联社,其余4家向武进联社缴纳一定的租金并获得使用权。此后每年的运营和维护费用,按照业务规模和网点数量平均分配。

  2003年1月,常州计算机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的准公司管理模式,5家联社负责人共同组建理事会,负责对中心业务进行监督并任命了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技术总监3人组成的领导班子。

  随后,常州计算机中心章程经讨论通过,常州市农信社综合业务系统也于1月8日启动,历经需求阶段、设计编码阶段、开发测试阶段。2003年4月30日进行数据移植,全市近300个营业网点一次切换上线成功,顺利实现了理事会提出的 2003年5月1日全市并网上线的目标。

  据介绍,目前常州计算机中心共有员工33人,全部来自5家联社,分为主机系统部、应用开发部、运营开发部以及业务服务部等几大部门。

  这样一来,5家不同法人的县级联社将系统和数据库完全集中到了计算机中心,仅靠系统规则来实现各自业务的相对独立。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其称为一个没有总行的大集中项目也未尝不可。

  虚拟市级联社

  常州计算机中心的总经理来自武进联社。在他的回忆中,武进联社投入3500元万建立的这套系统被其它联社以象征性的租金获得使用权,“最开始在感情上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接受”。

  然而,中心系统上线三个月,他心里的这一点点小疙瘩开始消失,因为武进联社在系统共用上吃的亏已经逐渐从业务的资源共享上补了回来。

  “武进是常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虽然120家网点的规模在5家联社中是最大的,但是只有两家在常州市区。在系统共享前,客户的抱怨非常多。现在,市郊的网点以及新北区的网点都可以为我所用,系统共享至少让我们在发展网点整体优势上看到了曙光。”

  看到曙光的又岂止武进联社一家。虽然5家联社代表不同法人,在存贷款等基础业务上不可能实现完全共享,但系统共享带来的种种好处已经使他们笑逐颜开。

  数据集中后,以往层层上报费时费力且不准确的报表统计方式终告结束,5家联社的理事长终于可以随时调阅自家联社头一天的各种报表。其中一家联社的某高层告诉记者:“我们理事长第一次看到系统生成的比较真实的银行资产报表之后,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吓了一大跳。包括上级央行看到我们一个月之内不良资产增加了那么多,也非常关注。但至少我们不会在继续糊里糊涂下去了。”

  由于新的综合业务系统是基于综合柜员制的,系统的上线也成为联社内部业务改革的一个契机。来自武进联社的数据表明,实行综合柜员制以来,全社600多名柜员第一批就削减了80余名,第二批削减工作还在继续。人力精简带来的不仅是成本降低,还有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与此相关的薪酬以及人事制度改革目前也在进行中,以往那种论资排辈的旧制度借此得到了彻底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以及系统的共享把5家联社紧紧地捆绑在一体,以统一服务面对客户,也使得许多以前难以开展的业务变得触手可及。

  首先,5家联社之间的通存通兑、互为网点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原先相对独立的5家联社变成了一个彼此都拥有近300家营业网点的一个联合体,一跃成为常州地区网点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也一跃成为第三名。

  业务融合直接促进了服务的融合以及产品的融合。据介绍,5家共用的电话银行正在建设中,将会以统一的的客户服务号码出现。更值得关注的是,5家联社甚至已就银行卡业务达成初步一致,即如果申请中的银行卡业务得到批准,将发行同一品牌的银行卡。

  在中间业务方面,计算机中心已经将目光瞄准了综合售票系统。“一旦我们和民航、铁路协调成功,他们只需提供接口,我们就能在近300家网点完成售票服务。”

  5家金融机构通用一套系统,如何保证相互之间的数据安全,这无疑是许多业内人士关心的焦点。据介绍,常州计算机中心虽然将5家联社的业务数据集中在一个数据库内,但目前它只是物理集中,而非逻辑集中。因此在技术规则以及章程的保障下,每家联社只能看到自己的业务数据以及各联社间业务所需要核对的其它联社的数据,而无法恶意查看。

  苏南人的精明

  常州地处苏南,历史上这一带都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历来有着务实细致的经营作风,有传统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风气。在这次常州计算机中心的筹建和运行过程中,苏南人的务实和精明也表现得一览无遗。

  虽然我们可以把常州计算机中心的成绩归结为虚拟市级联社,但站在计算机中心背后的,毕竟是5家不同的企业,客观上存在着业务处理形式、经营管理模式的不一致。新的计算机网络业务系统如何体现各自的特性,如何平衡业务差异,实现“求大同、存小异”,都是让中心伤脑筋的事情。

  在实际工作中,常州计算机中心也确实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定位于第三方的技术提供商,将可能出现差异的节点进行参数化处理,以适应5个“婆婆”的不同要求。

  比如在信贷方面:5家联社中,武进联社的放贷权全部集中在联社,市郊联社则一部分集中在联社,一部分下放到营业网点。其它联社中,信贷权的下放也有着下放至网点负责人或下放至放贷员等差异。如果为5家联社分别开发不同的信贷系统,共享优势将难以实现,未来系统的扩展性也会受到影响。

  对此,计算机中心采取的方法是:充分了解不同联社的需求,总结出不同的差异,并将其参数化。“我们把参数设定好之后,就把权力移交给联社自己。信贷授权集中在什么层次,信贷额多少,都可以由联社自己决定。这样做,既能充分实现他们管理的个性,又便于统一的维护。”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计算机中心的报表生成模块和正在开发中的事后监督模块上。将差异参数化并充分放权到联社内部,成为计算机中心的不二法门。难怪计算机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不敢说我们的系统是所有农信社系统里最先进的,但是我敢说,我们的系统是最灵活的。”

  “计算机中心背后没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所以我们不具备管理功能。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只能通过技术,通过服务,而不能影响各家联社的决策功能。”

  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但常州计算机中心的日常运行,还是充分体现了苏南人效率优先的作风。在市郊联社理事长的倡议下,计算机中心采取公司制运作,所有人员的人事关系虽然都放在联社,但是所有的福利、待遇以及考核指标要完全服从中心安排。所谓业绩挂帅,能上能下。

  计算机中心实行预算制,运营费用来自5家联社,理事会负责每年对计算机中心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如果某一家单独提出某一系统要求,须按照中心报价额外支付费用。中心由内部竞争产生的项目小组负责、项目开发,收入60%用于中心再发展,40%作为项目小组奖金。开发成功后,如果第二家联社要求采用,则加上系统更改费用后,由两家共同承担。

  改与不改之间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始于江苏,“江苏改革”令人称道之处有二:其一,率先把千余家农信社合并为82家联社,然后在82家联社的基础上成立省级联社;其二,在全国率先将3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

  联合使信用社得以规范管理,共同抵御金融风险,鼓励联合也因而成为江苏省农联社的成功经验之一。在常州计算机中心成立的过程中,江苏省农联社起到的协调和鼓励作用功不可没。

  常州计算机中心的初步成功已经得到了众多农信联社的关注。徐州地区8家农村信用社联社已经坐不住了,它们参照常州模式建立的计算机中心也于近日正式成立,其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和常州计算机中心如出一辙。也有消息称,江苏省农联社下一步的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将省内所有农联社的PC服务区都联网上挂到省中心;明年年底,苏锡常等地的小型机系统也将完全上挂。

  对于常州农信的这种做法,IBM资深金融专家黎江给予了高度肯定。在他看来,常州5家农信社联社自发建立计算机中心的做法,代表着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最终将从业务监管走向资本金监管。而日益严格的资本金监管带给银行业务变化就表现在:以往大量集中在房地产、IT系统以及营业网点的资本金逐渐释放出来,用于银行的产品研发、客户服务、中间业务等。在日本和韩国,中小银行共享IT系统已经成为趋势。目前日本最大的系统中心已经同时支持12家银行的业务。更何况,随着科技发展,IT设施趋同于公用事业也是潮流所趋。”黎江说。

  更重要的是,常州计算机中心的成功,为我国农信社改革带来了新的启发,即农信社改革能不能暂时脱离产权问题达到和谐稳定。

  在刘文新看来,常州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5家农信社联社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种种想象空间,但是从系统融合、业务融合真正走到管理融合乃至成为一个法人,其中的道路还很漫长。

  “5家联社分开这么多时间,各家的管理模式已经差距很大。联合的话,可能会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度过一段困难期。而常州金融业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困难期持续多长,将直接影响到今后的业务发展和生存。产权改革肯定是一个趋势,但什么时候联合,联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

  有专家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一个重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参差不齐,潜在风险也很多。产权改革与改制固然能够解决现存的许多问题,但是难度也很大。现在看来,在产权分开、现行体制不变的的情况下,农信社完全可以通过系统集中,比较容易地达到后台管理和风险集中。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直接派驻人员到计算机中心便可实现监管。

  绕过产权与体制之争,常州农信将IT系统先行集中的做法,也许不失为一条温和而有效的改革之路。

  资料

  农信社改革模式概览

  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几年来,农村信用社改革一直没有停止。有关方面也提出过多种改革方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自下而上逐级参股组织联社的形式。即从县、市、省一直到中央,每级都按合作制原则组建联社。

  二是将农信社改造成股份制的形式。这是国家体改委成立的专题调研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思想就是否定合作制,把农信社按照股份制形式改造。

  三是组建一家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控股的公司,在基层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联社共同组建。这是国务院专题办公室提出的方案。

  今年8月18日,国务院召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对即将在8个省、市开展的试点工作进行部署,形成了新的改革思路。

  首先是在产权模式上,突出了产权多样化和股权多元化。这次改革另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就是把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来进行管理,同时,国家银行监督机构负责监管,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 农信改革面临二元矛盾

  农信社新一轮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农信社能否承受主管部门赋予的政策任务却令人怀疑

  本刊记者 梅涛/文

  今年8月下旬,随着国务院有关《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的正式出台,持续已久的关于农村信用社究竟该往何处去的讨论,似乎有了初步结果。但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有如下几点担心:

  ● 方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农信社积累多年的问题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 农信社完成法人治理结构改造之后的商业冲动,与政府希望其继续发挥在农村经济中扶贫作用的意图之间,可能会产生激烈的矛盾;

  ● 中国经济发展所特有的区域性差别,将使农信社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众多不同的版本与模式;资金饥渴、人才匮乏、管理水平和技术的落后将成为农信社改革最大的障碍。

  终于有了突破

  从1950年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试办信用社至今,农信社已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其间,农信社虽然曾像击鼓传花一样,分别被不同的机构管理,但在1996年8月之前,很少有人考虑过农信社的改革问题。

  那年8月22日,国务院出台了以农信社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并提出了把农信社逐步改造为由农民入股、自主管理、主要为入股农民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的构想。此后,国务院几乎每年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对农信社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有关改革也不断深入。

  今年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最为“彻底”和最具“突破”的一个。方案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将农信社逐步转变为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服务“三农”(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并提出了两个具体步骤:

  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根据试点地区的不同情况,对农村信用社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产权形式的试点;二是改革现有的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权由过去的中国人民银行转移到地方政府。此次改革的试点地区包括:吉林、山东、浙江、贵州、江西、陕西、重庆和江苏8个省市。同时,为了解决农信社长期以来形成的呆坏账问题,政府还将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并给予减免税收等扶持政策。

  “本次改革的最大突破是涉及到了法人治理结构层面”,一位业内分析人士说,“而且方案考虑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信社实际情况的差别,没有一刀切。”

  这位分析人士解释说,农信社早期发展时采取的是半强制地让农民(社员)入股,每人10元、1元甚至更少。因此,多数农信社的“股东”数量众多,中等规模的农信社股东多在10多万人。而且,过去又没有股东大会之类的组织,股东不但对农信社的经营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申请贷款都十分困难,农民的入股行为几乎变成了捐款,致使农信社理应发挥的作用无法体现。“这种情况就像农村经济改革前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是名义上的主人,但结果却是谁都不是主人,所有权极不明晰。”

  最早尝试进行农信社法人结构改革的是江苏南部农村。早在2000年~2001年,江苏丹阳就开始对老股东进行退股工作。从2001年7月底开始,丹阳农信社共计向10多万农户清退股金约1300万元。退股的目的是为了增资扩股,据丹阳农信社提供的数据,新增股东1785户,筹集股本金额4209万元。其中1012万元来自80余户“大股东”,基本达到了股权明晰的目的。

  与此同时,丹阳农信社还将原本分散在乡镇的法人单位全部撤销,统一收到县一级,成立联社,原本的乡镇信用社变为联社的分社。县以上一级(省、地级)也成立了联社,但省、地级联社不是独立法人机构,也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这种模式就是后来被称为“苏南模式”的农信社改革模式,并得到主管部门的肯定。8月份出台的新“改革方案”中也有“苏南模式”的影子。

  一厢情愿暗含矛盾

  “主管部门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改革重点,其意图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农信社的产权不清的问题,为今后的改革扫清障碍。”这位分析人士说,“因此,方案首次允许条件成熟的农信社升级,成立农村商业银行。”他同时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能够一步到位成立农村商业银行的农信社(联社)数量很少。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富裕地区,增资扩股的工作也有相当的难度。由于股权依然比较分散,多数农信社还很难实现股份制,而不得不采取合作制(开改革之先河的丹阳农信社目前也是如此)。而对于大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来说,这种改造难度更大。

  有关资料也显示,迄今为止,农信社增资扩股的资金90%以上来自本地区,80公里以外地区的资金都很罕见。“这固然与农信社投资价值未被认知、风险情况不清有关,但主管部门对农信社的定位限制也是重要因素。”

  本次改革方案仍然将农信社定位于服务“三农”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仍希望农信社能够在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发挥作用,甚至扮演帮助政府扶贫的角色。央行有关领导在有关农信社改革的会议上也曾不经意地表示,“为了发挥农信社服务‘三农’作用,可以考虑提高农信社存款利率,吸收更多农户存款;同时,降低对农户的贷款利率,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番讲话虽然体现出一位政府官员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但其潜意识中,却并没有将农信社当作一个商业性金融机构看待——高存款利率(意味着高负债),低贷款利率(意味着低营收),农信社的股东权益怎么办?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字,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中,有85.73%亏损。

  有关人士指出,主管部门对农信社定位的限制性做法虽然带有一些计划经济的色彩,甚至有点一厢情愿,但却有充足的理由。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关闭了县以下的营业网点;之后,就连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逐渐从农村市场淡出,仅留下农信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孤军奋战。“农信社虽然是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神经末梢,但它却是农村金融的脊梁。相对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如果农信社也放弃对农民和农户的服务,去寻找高端客户,后果不堪设想。”

  据2001年的数据,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78%,农户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户贷款的95%以上。2002年,对农业的贷款投入总量为800多亿元,主要也来自农村信用社,而且其它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贷款投入量反而减少了近20亿元。

  这里便产生了一个矛盾:监管层和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等内部机制进行改革,通过引入新股东解决农信社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但又不得不继续用很“计划”的方式限定其发展,以便保证国家金融体系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覆盖(尽管未必是很有效的覆盖,但毕竟有胜于无)。这种“半市场半计划”的思维逻辑和做法,在现阶段可能会影响农信社增资扩股等改革的进行,长远看则有可能限制农信社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甚至将农信社逼上斜路——据记者了解,目前,河南等地的一些农信社在当地票据市场中违规现象颇为严重。

  “在中国金融业改革领域中,农信社改革恐怕是问题最多、最为复杂的”,一位业内人士说,“这种复杂性首先是由于农信社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同时具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化金融机构的双重属性。”

  从短期看,农信社改革仍旧困难重重,其在国内金融机构中也位卑言轻,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差别也会反映到农信社的改革上。但如果监管层和从业者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能够充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农信社的改革步骤与速度,农信社不但可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功能,还有可能成为在金融改革领域中重演农村包围城市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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