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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通常指的是常态，一旦发生打破常态的事件，比如MBO收购的时候，所有者依然会浮出水面的。 2000年10月，春兰集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准备从近50亿的集体资产中切割25％，按1：1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职工进行量化并赠送相当数量的分红干股，春兰人没有想到的是，“分家”的方案经媒体报道之后会受到最高层的干预被紧急叫停，理由是国有资产不能如此量化到个人，至于为什么则似乎不须回答。与春兰的不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上市公司的广东顺德家电企业美的的M BO收购却在“不打一枪一弹”的悄悄之中做得天衣无缝。 同样的企业，相近的方案，为什么是两种结果？ 水皮的答案是树大招风。如果春兰还是20年前那个濒临破产倒闭的小厂，那么它的命运绝不至于牵涉最高层的目光，如果春兰像美的那样捂住传媒的嘴巴，那么它的命运也许不会像现在这般多舛。 许多观念性的思维取向在现实中面临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尴尬。 比如，所谓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 春兰与美的所处的行业是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家电领域，既非事关国计民生，又非事关国家安全，国有资产的退出是一种正常选择，但是怎么退却没有标准答案，准不准退全掌握在财政部的一纸批文上。 郑百文50％的国有股零价位转让财政部批准了；ST猴王近3000万法人股每股1分钱的转让也没有人阻拦；但是像春兰这样的靓女谁也不敢说她现在就该嫁，跟人家男方要多少彩礼才算不吃亏，再待字闺中会不会闹出什么花花事来，谁敢拍这个胸脯？ 春兰好歹也是绩优股，沪深两市的旗帜。 当然，把春兰哺育成人的陶建幸和他的同事们不这么看，眼瞅着春兰一天天长大的当地政府也不这么看，可惜的是，他们只知道“女大不中留”，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看法左右不了春兰的命运。 恐怕这就是大家一直议论不休的所有者缺位，其实确切地说，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在产权拥有、支配、收益和转让上的分裂和混乱，用官方的语言表示，这叫“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这种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多头分散管理的模式，企业工委管人，经贸委管事，财政部管财，只要是国有资产转让不管大小最后都要堆上财政部的案头。 体现在像春兰这样的企业身上，问题就出现了。企业是地方政府一手扶持长大的，企业的领导人也是地方政府任命的。企业的利润和税收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中，但是企业的转让权以及由此转让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权都在中央政府手中。最了解企业状态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没有资产的最终处置权，所谓的资本运作也就事实上成为空谈，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成为纸上谈兵。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这种局面马上就会有所改变。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就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设想作出了专门的阐述：“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同时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市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江泽民提出的这一设想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响，这不仅意味着“国家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同时也意味着“国有所有、中央地方两级所有者”模式呼之欲出，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有者缺位有望解决，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望实质性的完善。 春兰的故事也许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下篇 中国证监会要重新定位。 定什么位？ 周小川答：监管者。 也许有人不解，中国证监会不是监管者还能会有什么定位？ 周小川答：所有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或者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 通俗一点讲，资本市场如果是一个竞技场的话，那么周小川就是裁判长，中国证监会就是裁判委员会，而不再是或者误以为是哪支参赛队的领队、教练，甚至索性就是运动员。只有把自己从场上任何一方的利益代表者的定位中摘出来，中国证监会才能保证在大股东，尤其是国有股股东，和小股东，也就是中小投资者面前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做事才有可能公平，真正起到监管者的作用。 2002年12月5日，周小川在“中国·资本之年”国际论坛上作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中心话题就是定位。 中国证监会的重新定位，意味着自我削权的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看，证监会的错位，一方面果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拥有的管头管脚、管生管死、管真管假、管人管事的权利过大有关，现在第一次提出解除管制这个概念，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审批有32项，第2批的取消目录也正在研究。 周小川要削的权有三类。 一类是市场建设初期不得不行使的行政权力，其中不乏替市场各方主体代行的职能；二类是可以转交给自律组织行使的职能；三类是证监会用不好也用不到位的职能。 当然，周小川的重新定位，大背景还是中共十六大以后就要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 从方方面面透露的信息看，为了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将在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中央一级的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并目前中央企业工委、经贸委和财政部的部分职能，实行出资人对国有资产经营权层面上的人、财、物三位一体，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不同，这个新机构将独立在政府秩序之外，对国有资产进行独立的运营。这种“独立”，使得政府各行政部门，特别是一些产业主管部门可以真正行使管理的职能，有利于政府以立法者和裁判员的身份，对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人进行公平和公共的监督。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如果真的以如此方式运作的话，那么中国证监会自然可望摆脱“同朝幕僚”的身份困惑，相对独立的行使监管权。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监会才可能真正落实保护所有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诺言，“重中之重”才不会是永远用来教育投资者的标鉴。 资本市场和农贸市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改革开放之初的农贸市场都是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出人出钱找地盖房搞起来的，既出租摊位当地主收房租，又征收营业税这税那税维持市场秩序。没有他们就没有市场，这就是工商局的历史贡献，但是市场一旦真正建立起来之后，工商局又面临着“归位”的问题，如果不切断和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钮带，他们就不可能公正的维护国家、商贩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执法力度就会大打折扣，这也就是前些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工商局和市场脱钩、把市场还给市场的原因。 中国的农贸市场比资本市场搞得早，相对成熟的也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悟性好，赶得快，不到10年就能走完农贸集市20年的历程，从这一点看，我们没有理由为此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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